谈工笔人物画中的写意情结
- 作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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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是成熟较早的一个学科，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沉浮。特别是上个世纪改革开放至今，工笔人物画已成为中国艺术百花园中一枝鲜艳的花朵，并逐渐受到重视。工笔画精微细致的刻画是其独特的样式与手段，但不是它的终极目的。工笔画不是因工而工，而是以“工”传情达意、舒展怀抱、抒写心性，以精微细致的描绘传达出无限的遐想。工笔画“意趣”的显现，在于画面境界的营造、勾勒与渲染的控制把握及表现力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又依托在作者的学识修养和阅历积累的基础之上，并非“九朽一罢”“三矾九染”的结果。而今在工笔人物画的教学中，大多注重精细的描绘而忽略了对意的表现。工笔画界识“意”者寡，“众工之事”者多，岂知“愈工愈远”也。
工笔画对物象形貌的刻画能达到无微不至、如真似幻的程度，这是它的长处。但长处用过了头就为“短”了，以“短”取胜者从古至今有之，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物象表面，只“留意于物”其品格自然在下。把情思注入物象并以其传达情意，虽不甚详备而画格亦能自高。工笔画以能曲尽形神及精妙的刻画著称于世，在于中国人含蓄典雅的审美需求，于恬淡静谧中体味人生妙理。细致精微的工笔人物画当然与最初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环境分不开，更和其初期的功能性分不开。唐以前的绘画大都为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对于美术的要求主要在于辅佐政教，“成教化，助人伦”。所以，表现内容往往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或颂扬统治者的美德和宗教神权等方面内容为主。作为治国安邦的宣传工具，不可能只求形似，而是形神兼备，刻画入微，这样才会打动人。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张墨时说：“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奥；若取其蒽外，则方厌膏腴。可与知音说，难与俗人道”；“顾恺之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唐·张怀罐《画继》）由此看来，“意”的营造和体现是作者巧思冥想后赋于物象的精神气质，是让人感悟的“弦外之音”。
唐、五代时期工笔人物画发展到鼎盛时期，万法精备、绚烂辉煌，涌现出一批人物画大家，创立演化出各种线描样式，极大地丰富了工笔人物画的创作。这时期的人物画主要描绘帝王、宫中仕女、士夫、侍者等题材，充分展现出大唐的超凡气度。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到人物造型的准确，法度森严的描法和绚丽的色彩，完备了工笔人物画的优良传统。五代人物画则在“备”中求“变”，做出了新的开拓与尝试。精备完善的方法拓展传达了“象外之意”的表现空间，作者的情思、意趣的表述则少了滞碍，多了自由。阎立本在《历代帝王图》中，力图通过对每个帝王的不同相貌表情的刻画，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如《步辇图》中的李世民正襟威坐，能体会出他威严平和的神情和泱泱大国的气派及对惶恐惊战的吐蕃使者的鄙视。这正是唐代窦蒙《画拾遗录》中评阎立本所说的“直自师心，意存功外”的较好注脚；张萱笔下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人与马的舒缓从容，轻盈闲适的体态，信马游缰、漫无目的的在春日阳光映照下的那种慵懒，正应游春主题，反映出宫中贵夫人的无所事事，雍容自得，踏青游春的仪态；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同样展现了宫廷嫔妃的骄奢生活，画面气息幽寂悲凉，几个嫔妃款步于偌大的后花园，几声犬吠鹤鸣更衬托出幽静寂寥和无可奈何的漫漫长日；孙位的《事逸图》为“竹林七贤”的残卷，画中不仅体现出山涛“雅量恢达，度量宏远”的气度，王戎的“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性格，刘伶双手持杯，展现出他对“杯中之物”恋恋不舍的仪度，阮籍的“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的品性，其中更是作者本人在经历了动荡的时局后逃入蜀地，不问时政，寄情山林的心理写照。作者将自己的情思融入画面，预同魏晋名士一样“性情疏野，襟艳超然”的境界。
“文人画”的兴起把“意”提升到无尚高度，一变前代的庄严整肃、华贵雍容、绚烂辉煌的作风，呈现出优雅文静、平淡天真、闲逸清隽、萧散婉约的阴柔情致。中国画的发展从“以形写神”到文人画的“得意忘形”，始终围绕着“神”“意”做文章。“形”只是媒介，借助物象来传达作者的“意象”。苏东坡先生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物微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物微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赋物以品质、性情、精神，而不是停留于物象表面机械的描摹。以物达情，由物显意，文人画的精神思想影响着宋以后的每个朝代。“凡画神为本，形似其末也。本胜而末不足，犹不失为画；苟善其末而遗其本，非画矣。二者必兼得而后可以尽其妙”（元·刘敏中）。
明代陈洪绶为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融“院体画”与“文人画”于一身的集大成者，既沿袭了“文人画”的平淡天真、尚意传神、抒写性情的审美思想，又继承了“院体画”森严的法度和一笔不苟的绘画精神，实现了他“以唐之韵，连宋之板；宋之理，行元之格”的绘画主张。他崇古尚古，但不拘于古，师古不拘于一代，宗古不限于一派，集唐宋元于一身。其作品高古文雅，古而有新意，后世多以“高古奇骇”“古雅”评之。陈洪绥又是“寓意于物”“超然物外”而抒写性灵的高人。由于他屡试不第，心中理想破灭，纵情酒色，寄情山林，向往古代先贤田园式的生活。由此，他以画托喻内心深处的苦闷与向往，以《钟馗》来铲除人事间的不平，以陶渊明来鄙视官场的黑暗，以文人雅士来营造他的心中情境。 寓意于物，由物生情，情、意、物交相辉映而形成画面意境。(转第113页）(接第116页）“意”的显现在于“境”的表现，“意”的显现在于作者的学识修养；“境”的表现则在于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真切感受，把真切感受通过巧妙构思安排，勾勒、渲染、营造出作者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是作者心灵或意识跟外在物象接触而产生的一个带着感动的世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论有助于让人理解画之意境。“诗画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真景物真感情”的“真”对这个时代太珍贵了，只有情“真”才能“意”切，只有“真”才能感人。对景和情有真切感受，需要以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感受能力、思辨能力为基础。有了真切感受又须有能予以真切表达的能力，才能构成画面境界。
“遇于目，感于心，传之手而为象”乃为画，这是绘画创作的过程。通过手使用毛笔描绘成图画，那么“手”的作用就不能小视，不然“感于心”也就失去了意义。苏东坡先生跋《龙眠山庄图》有云，“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而不形于手”，又肯定了“手”的作用。“手”可理解为用笔手段或笔墨方式，手段与方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画面意趣。没有精湛的技艺，“虽形于心”也无法表达出来。“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六法》）。“本于意‘归乎笔’，笔从人意、意由笔出”，这又说明用笔的重要性。用笔之道，谢赫在“六法论”中总结为“骨法用笔”。这是中国画千古不变的硬道理，乃中国画的命脉。所谓“骨”，相对于肉来说是隐于内而支撑着人体结构的主干，藏于内而非显于外。故用笔要内敛含蓄．不露锋芒。“无往不收、无垂不缩”也是要内敛含蓄，“收”“缩”是把“气”拢收回笔线内，不然泄了气，“力”也就随之而去了，力凝聚于内才会有“骨气”，才会有勃勃生机。
工笔人物画自古就恪守“骨法用笔”的法则，造就了诸多巨擘名手，演化出诸多线条形态供人欣赏品味。圆劲内含的线条不仅具有约形束神之功用，详备物象形质之特性，更有独立于象外的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意趣。线乃心性之产物，心性决定笔性，笔性幻化出笔之意趣，用笔无意趣则线条索然无味，用笔寡味则反映着作者胸中之气味寡矣。“味寡”“无意趣”，美则无从产生，“故学之者必先意而后笔，意为笔之体，笔为意之用。务要笔意相倚而不疑。”（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问用意法）赋于形象化的“十八描”及具审美要求的“屋漏痕、锥画沙、折钗股”，是古人把只能意会的审美趋向通俗化，便于人理解体会其中的寓意与情致，体会古人寓意于“春蚕吐丝”“行云流水”的美感。
当今中国社会处在高度对外开放的信息社会，世界范围内的交融、借鉴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绘画艺术也不例外。随着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发展，新的绘画理念、新的材料的使用冲击着中国画艺术。但作为国粹的工笔画，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目的性，一定要抓住其本真意蕴，即精神“意”。如果脱离了本身的目的性，再精细华丽的外表也只是无生命的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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