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变自然如此”

  顾名思义，所谓书法就是文字的书写方法，而秉持什么样的文字发展观点，就势必影响书家选择研习什么样的书法。

  同“文源于道”的文学思想观点一样，朱熹认为文字的创造亦源于“理”，即“道”。《朱子语类》卷140云：

  或问：“仓颉作字，亦非细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时，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却有暗合处。盖是风气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之所能安排。”

  事实证明，文字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逐渐创造的，所谓仓颉造字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而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初简单形成的各种符号也逐渐会通，最后形成具有各种含义的文字载体，如所谓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传统“六书”说。整个文字发展历程是原始思维由简单到复杂，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朱熹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从甲骨文和钟鼎金文完全可以得到证明。对于文字，朱熹又说：

  “古人相形造字，自是动不得。如辔字，后面一个车，两边是从，即缠绳也。”

  朱熹对于文字如何形成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文字笔画并非一成不变，从甲骨文到金文、篆、隶、楷，古今繁简之变甚多，因而他又说：

  “或问古今字画多寡之异。曰：古人篆刻笔画虽多，然无一笔可减。今字如此简约，然亦不可多添一笔。便是世变自然如此。”

  自秦李斯“书同文”之令出，文字统一于小篆，随后两汉至魏晋，篆隶真行草各呈异彩，字体渐渐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因而朱熹那种“世变自然如此”的文字观点是符合中国文字发展历史事实的。由于秉持“世变自然如此”的文字发展观点，因而朱熹每当作书时总是“不甚著意”、“纵笔所书”，“字体飘逸”、 “灵便洒脱”十分地自然。

  二、“但以意摸索写成”、“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研究过中国书法历史的人会了解，宋人对于书法的观点主要体现为“尚意”。如同创造写意画一样，宋人在书法方面同样要求寓以哲理，即所谓的“意”。而这“意”除了具有哲理，即“道”、“理”之外，又具有“情”的意味。此所谓“情”，即书家的胸臆。综合起来，宋代书法家所尚之“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要求表现哲理，二是重视表现学识，三是强调表现人品性情，四是注意表现意趣。”生活在南宋半壁江山的朱熹，对导源于北宋的“尚意”书法精神自然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上时宰三札子》中，他曾自言：

  “（熹）衰病之躯……两目昏涩，殆不复见物。如作此字，但以意摸索写成，其大小浓淡，略不能知。”

  所谓“两目昏涩”只是朱熹自卑之词，而“但以意摸索写成”则表明他的书法重在意而不留意大小浓淡等形式。他在评论历代书法家时，经常使用“笔意”、“意态”、“快意”、“忙意”等词语。如他论苏轼临帖，说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似格量，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未知其孰为后先也。成都讲堂画像一帖，盖屡见之，故是右军得意之笔，岂公亦适有会于心欤？”（《跋东坡帖》《朱文公文集》卷84）虽然朱熹对苏轼的文字多有微词，但仍认为他所临之帖能取得“英风逸韵，高视古人”的效果，是因为领会得“右军得意之笔”，“适有会于心”。又如他论蔡襄的书法说：“独有欧虞笔意，甚可爱也。”（《跋蔡端明帖》同上）论张安国书“多得古人笔意”（《跋张安国帖》同上），因而有“奇伟”之态。又批评王安石书有“忙意”，徐骑省篆书“无毫发姿媚意态”（《跋徐骑省所篆项王亭赋后》同上）等等，均以“意”论书法。

  在“尚意”的同时，朱熹又主张“尚情”，况且宋人之“意”的本身即包含书家的性情学识与人品。他认为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应当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跋十七帖》），反映书家的胸怀、本趣、德性、情感。如他在《再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稿》中说：“此纸词气激烈，笔势低昂，高视一时，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载，乃更为卑顺容悦之意，是以自疑其亢厉已甚而抑损之，其虑深矣。然论其实，似不若此纸之云发于邂逅感触之初，尤足以见其胸怀本趣之为快也。”（《朱文公文集》卷82）朱熹为王安石所进邺侯遗事奏稿先后写了二跋，前一跋云：“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之书，每访其迹，晚得此稿，……独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同上）两跋所论，均兼书法笔势与文词两方面评论，词气激烈之文辞却以低昂之笔势书之。作为上呈皇帝的奏稿，它确是文势与笔势结合得和谐完美的上乘佳作。但两跋所论奏稿并非同一，前所跋稿是对原稿进行修改和抑损之后的作品，再跋才是未经修改前的原作。再跋之稿词气激烈，前跋之稿却有卑顺容悦之意。朱熹认为再跋之稿乃是“发于邂逅感触之初，尤足以见其胸怀本趣”，因而他“独爱其稿纸尾三行”。从另一方面讲，朱熹能通过这两跋奏稿中看出王安石郁郁未展之胸怀，显见其眼光极其敏锐。

  在《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中，朱熹更为明确地点明了书法与书家性情相关的事实。他说：“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介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忙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朱熹从人的性格来分析书法与书家性情之间的关系，比较了韩琦与王安石二人之间的不同点，认为张敬夫说王安石之书有“忙意”，虽为戏言，却切中他的病症。朱熹将人的胸怀意趣、品行气质看作是书法艺术特征形成的根源和决定因素，这是他的书法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他论曾巩之书法作品风格简严静重，“亦如其为文”，赞扬王羲之《十七帖》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使其“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者”，由此可见，朱熹的书法理论思想与其“文皆从道中流出”、“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的文学思想观点是一致的。他坚持文（书）道一贯，强调书家必须充实内在素养，增强内在修为，方可发为书法艺术，发为事业。

  三、“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与“不与法缚，不求法脱”

  朱熹在坚持“但以意摸索写成”、“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的同时，又坚持必须重视对传统法度的继承。他说：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方是字。

  因论黄庭坚书法，他又说：

  ”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恁欹斜则甚？又他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得放纵。道夫问：‘何谓书穷八法？’曰：‘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言永字体具八法。’行夫问：‘张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爱放纵。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

  其实，所谓书家之法，乃是人们在长期的书法创作过程中积累总结出来的创作体验，它经过社会的认可与约定俗成，又反过来成为人为的规范和准则。朱熹所说的字的法度，即是指此。

  可是，朱熹在坚持书法须”字字有法度“的同时，又反对过分拘守所谓的法度。他说：”写字不要好时，却好“。他所说的”不要好“，就是指不死守古人法度，要化古于心胸，出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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