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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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五十五】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作家传记著作猎奇性太强，将政治内幕、文坛内幕、传主隐私的发掘等内容纳入了著作中。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含量的增加，使传记著作的学术性和文学性成份降低，势必影响到传记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文学美学价值的下降。猎奇性传记著作的增多使赵焕亭这样的学者的研究工作量加大，研究工作的难度加大。
读者除了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作品阅读感兴趣之外，往往扩展到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私生活”感兴趣，即窥秘性阅读导致作家传记著作出版量加大。余光中2006年7月在台湾高雄为傅孟丽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写的《新版前言》中说：“如果传记是作家的外传，则作品可谓作家的内传：作品应该更贴近作家的心灵。透过传记，我们看见作家的生活。透过作品，我们才能窥探作家的生命。不过读者在窥探作家的生命之余，很自然地，也不免想要看看那作家平时是怎样生活的，想看看他(或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他(或她)和社会甚至世界的关系，想知道他(或她)不做作家的时候究竟还做些什么。总之，把作品和传记合在一起看，才看得真切、看得立体。”余光中在这段话中实际上强调读者应该重视研究作家的作品，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传记是为了“阅读和理解好作家的作品”服务的，言外之意是读者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窥探作家的隐私方面。
赵焕亭可能已经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和主观偏向性、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和窥秘性给她的研究工作带来的困难。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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