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二百六十八】

      再来看看当下的先锋诗人，他们的写作状态相对来说还算正常，意识形态强制和转型时期的束缚，对于追求自由的诗人来说，不应该是逃避的理由。所以，我一直认为，当下就是诗人写作最好的时机。他们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将诗歌从一些非诗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还原诗歌本来的功能。由此，我在前面提到的当下诗歌的真相得以验证，它没有七八十年代诗歌畸形繁荣的狂潮，而完全遵从诗歌自身的起落与盛衰规则。对于诗歌，我们一旦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来谈论，总可能对一些诗歌现象与诗人创作产生误解，只有将诗人诗作纳入到当时的大环境中，才能对其有清晰的认识。其实当下诗人的创作，也是如此。如果说不考虑诗歌环境与文化氛围，单从诗学角度论述一个诗人，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曲解他，这样的误读不是没有可能。包括诗人的知识背景、历史意识、诗歌观念、生存处境等诗歌内外的各种因素，我们都需要进行全面分析与鉴别，才会依据事实作出准确的判断。
      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有必要进入一个诗人的内心，探求他的精神气势与理性深度，只有明晰了这两个关键因素，才能深入到诗学的中心地带，揭秘诗人持续性写作的问题。就像艾略特所说，如果一个诗人过了25岁，他要想继续写作并提升的话，就必须具备“历史意识”，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整体看法：“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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