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零三】

“现代以来，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就一直在进行，白话文、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其中一直存在着学习和坚守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命题。如何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打造具有中国气象、中国精神的文学传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希望《汪曾祺集》以及更多当代作家原创作品的出版，能为这个问题的探索与解决贡献一点绵力。”陈杰说。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作品集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作家汪曾祺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而熟悉汪曾祺的许多朋友谈论他时，最想说的一句话并不是“先生是一个小说大师”，而是“先生真是一个可爱的好老头儿”。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2]（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3]（中国作家网评） 有一年，《工人日报》请汪曾祺给一个工人作家班讲课，题目是“小小说的创作”，但汪曾祺在课堂上却大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还带来了自己的一幅花鸟国画，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送给我？”汪曾祺说：“处对象了吗？”男同学说有了，汪曾祺就爽快地回答：“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广东作家陈国凯的作品既有力度又有气势，使许多读者对他的形象有了错觉，以为他是个威猛高大的帅哥。可实际上，陈国凯体重不过百，并且自称为“最轻量级运动员”。1987年，湖南出版社邀请一批作家开会，汪曾祺一见陈国凯就哈哈笑道：“你就是陈国凯啊，我以为你长得很高大，原来是这个鬼样子！”陈国凯一下子就被这个可爱的老头逗乐了，也大笑着说：“我原来以为你长得仙风道骨，原来像个酒葫芦！”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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