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积极的道德意义既产生于道德的正面表达，也产生于对道德的质疑和反叛，其为一；其二，有关理想的张扬，我听到大多数貌似激进的口号里包含着浓重的意识形态气味，却排斥个人理想，而创作说到底是个人因素第一的，一俟它成了某种理念的口号和寄生物，成了不可违拗的群体意识，便极有可能变为思想和自由的敌人；其三，所谓批判，知识分子以批判断为己任，批判一切该批判的东西，专制、愚昧、拜金主义及所有非正义的事物，坚持这样的立场，毫无疑问是好的，但是它不能挤开另一种批判，即对批判的批判。如果一种批判成为单一的声音，无疑是对批判本身的压制。在这些问题上我坚持抵制独断论，因为我看到那些自我标榜是真理化身的人，他们躲在真理这个上帝的背后，别人没有权利再质疑、提问，结果是由着他们高踞芸芸众生的头顶，充当布道者和仲裁者。 
 

        本世纪不少西方思想家已放弃了研究“善”为何物这样一种规范伦理学，而把精力搁在解析“善”这个字。显然，这与他们推崇的道德多元观一致的。道德多元，意味着它把调门降低，在操作上具有弹性和实在性，它与文明发展的阶段相联系，与人性解放的程度有关，它的基础在于社会本身的多样化存在。并且最主要的，它主张以个人道德为前提，以对抗大一统的理想主义说教——当然，它的目的在于穿透说教背后的一元权力制度，以免受其残害。其实，在我们的经验中，对道德的敬畏和对道德的抵制几乎是同等的，它作为一个限制词，和它作为一种戒律，无时不对我们发生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它的真正的作用不在它自身，而在那些握有解释权的人的手里，这便导致了它的二重性，一方面是规定的，另一方面是为所欲为的。 

 

        我在许多场合听到批评家以道德的名义对创作家(及作品)进行讨伐，想来这是我们文化现状中的一个焦点。我看到，批评家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人，不管他们拥护与否，总之他们在里面过得很滋润，很充实，因此他们所站的道德基点成问题——即是说，他们是站在一种非道德基点上宣扬道德的，他们装扮得颇为公允，而且还来得崇高，高高举着道德一元主义旗帜，表现出一副铁面无私的模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他们对专权、腐败、风尚等等，对种种丑恶，偷鸡摸狗，对体制本身却悄悄收起愤怒，耸耸肩膀而已，然后躲进自己舒适的书房。我不知道，他们这么油滑而萎缩地生存，义愤对谁而发? 

 

        我以前这么说过，我敬重一个好的创作家，而不会敬重一个好人，好人是秩序的捍卫者，而好的创作家不是。创作家的天职便是创造作品——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不是像好人那样去做好事，做很道德的事，他不是为了争当一个好人才去创作的。我始终认为，创作家的道德在于他矢志忠诚创作，将创作奉为最高规范，与创作共赴患难，同归于尽——如果牧师全心全意传播上帝的福音，可称之为好牧师，那么，创作家全心全意从事创作，创造出完美而有新意、有高度的作品，他就是最有道德的，除此之外，所有的道德(说教)不过是某种自我美化，自我推销，是毫无实质内容的。 

 

        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大量的事例：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16岁便失身于“鸡”；福克纳宣称自己最愿意住在妓院楼上；庞德是法西斯主义信徒；还有毕加索，简直是个坏蛋……我这么说，并非故意渲染创作与生活态度的分裂——其实，假使我们不把他们当做道德表率，不把作品当做道德教科书，问题就会简单得多。批评家的误区在于他们不从作品更广泛的精神向度上考察，不肯理解(或理解不了)作品其实远远超出道德而指向心灵这一种事实。如果创作家是为了道德说教而创作，那么他们的工作远远不及格，因为一切宗教小册子和政治宣传品都比他们的作品有效，因为它们是直接的，不加掩饰地教诲众人应该如何去做……我相信，即使最固执的人也会同意作品的意义是多样的和多义的，因此当批评家指责某些作品不道德时，这些作品恰恰(也许是)最好的和最有意义的——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正如《包法利夫人》曾被宣判为淫秽，《尤利西斯》因不道德查禁，以及《北回归线》、《洛丽塔》之类，包括马蒂斯、杜尚、劳申柏等人的作品。所有这些，曾经都构成了一种尖锐对峙，也留下了长久的笑柄——批评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跌眼镜、令人怀疑他们是否具有基本的智商来判断事物。 

 

        将创作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不摇摆，不为利益，不为非创作因素而出卖创作，确立这样的个人道德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我们大家看到的，那些为自己道德负责的人往往在实际生活中大吃苦头，跌跌爬爬满身伤疤。或许这是不可调和的，为维护自己真正的创作权利，付出代价是必然的——就像有人斥责他们不道德，我以为，是一种荣誉。

作者：李小山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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