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得主、1950年出生的法国作家洛朗丝·柯赛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巴黎日报》及“法国文化”电台做过十多年记者。她采访过尤瑟纳尔、博尔赫斯及塔可夫斯基等知名作家和导演。完全可以想象：此类采访中的一个标准问题便是探寻创作者原初的动机——“为什么写？”

相对地，洛朗丝·柯赛在短篇小说集《你们再也不写了？》里，则用11个主题彼此相关的短篇小说探讨了问题的另一面——“为什么不再写？”那些出版过一两本书的作家，何以不再创作，或不再发表，他们的人生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没有标准的、统一的、可囊括归纳所有情形的简单答案。或许正因如此，写11个主题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短篇小说比写一个长篇更明智。或照书中自传性成分最浓的《一尊年轻的神》的说法，它甚至“丝毫不能算是短篇小说，也一丁点儿不像十九世纪那种样式的 故事 ……这一类文章的好处在于，成功与否无须考虑。短文本，去写就行，若是它们不赖，或是相当出色，写出一两篇足矣。”

文学奖的迷思

甲之熊掌，乙之砒霜

《你们再也不写了？》开头第一篇《话务员》很可能就是这“一两篇足矣”之一。它不但是全书最出色的一篇，更为全书的现实主义风格定下了基调。

“我有点儿难以启齿。”——故事从一个秋季重要文学奖项的颁奖礼得奖感言开始。然而，第三人称的叙事却并未直接聚焦于得奖者，而是仿佛用一个长镜头摇镜对准台下不同身份的来宾——从评委会成员到主席，从书评人到出版社老板——通过描述他们的内心活动，以镜像般的手段不断变换实际的叙事视角。仅仅数页，便绘就了一幅巴黎文学出版界的全景图。

而获奖者的得奖感言穿插其中，步步为营地披露真相、推进叙事：原来得奖作品出自她的母亲、一名巴黎出版社的话务员之手。她的日常工作重复而无聊，但也因此有时间观察大厅里的众生相。“人们在厅里逗留，此处发生着一些事儿，一出出微型社会喜剧，也有一幕幕为时十秒的悲惨事件。”这日复一日的生活，最终变成了那本得奖小说——生命即将告终的母亲把手稿藏在壁橱深处，而女儿决定化名将之出版。

但母亲为什么没有将手稿交给编辑呢？这时，故事更进一层。洛朗丝·柯赛此时利用得奖者的大段发言来构建出另一层面的叙事声音，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原来，母亲的写作一直受一位已获出版界承认的知名女作家的鼓励，然而当她读过母亲的书稿后，却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是个相当动人的生活故事，要我说能感动读者。但我想为什么不对您讲真话，就像告知一个别的作者那样告诉您： 这部文稿并无文学趣味。 ”

就这样，《话务员》点出了文学奖的迷思所在：文学的价值评判系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其对于创作者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当唯一投反对票的评委眼中“平淡无奇，直露又简陋的语调”被另一位评论家视为“拥有一种罕见的粗粝，一种由贫困和厄运所锻造的利落”时，我们对于文学奖的评判系统及权力机制便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一尊年轻的神》延续了《话务员》中文学奖带出的对于价值评判的反思。二十五岁时便获得龚古尔奖的作家（“一尊年轻的神”）此后竟杳无音讯，最后发现他其实仍笔耕不辍，只是风格与抱负全盘变化：他有了全新的文学价值观，但出版社编辑却不愿意出了。

写作与现实

现实越糟糕，写作越美好

写作能改变现实生活吗？或者，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吗？又或者，写作并不具有这样的实际功用，而只是“有助于理解自身”？——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贯穿整本书的重要线索。

《一位先生》的主人公是一位正为写作苦恼的作家。当女儿告诉他公寓入口处“有位先生，情况糟透”时，他被那位无家可归者的形象攫住了。“应该没法重新投入写作了”，他想。于是他为流浪汉提供了食物并报了警。什么也没干的白天过后，作家陷入了对写作本身的思考，“写作已那么艰难，倘若讲其一无所用，岂不更糟，写作对任何人来讲，皆无益，甚至对于写作者也一样……”这些透着寒意的思考，明确地坦白了写作对于影响现实的有限作用——它无法解决那些具有紧迫性的问题。

《杀兔》、《肉食者》及《灵感》三篇则分析了现实生活是如何成为写作的素材，或激发写作灵感的。《杀兔》最为戏谑：会考失败的少年来到乡村度假，亲手捕杀了一只兔子后，按食谱亲自烹饪，结果整锅都烧焦了。然而，失败的现实却让身为作家的母亲眼睛一亮，因为这正是她寻找、等待的伟大主题：“正是生活本身：一个辉煌的开端，一切希望，一切勇气，投入，劳作，固执，坚韧。又为了什么？永远是因为某样事情，像这茬儿，或多或少是因为失败。”

在《肉食者》里，主人公发誓，只要那发生意外的孩子能活下来，他这辈子就不再写一行字。《灵感》里罹患癌症的女主角，则希望自己有时间写下一切所想，那些“日常意义上的不幸”。这三个短篇都似乎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实越糟糕，反而就越能成为写作的素材，激发写作的灵感。

在《闲暇时光》里，基于现实生活的写作成了对于自我境况的精准分析。身为“一家之母”的女作家每天必须排除干扰，坐在九十一岁、已神志不清的公公面前写作，因为老人无法忍受孤独，需要女性伴侣。当她把这一切写成小说后，编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说——也便是作者真实生活——的问题，“忘掉这个恶心的老家伙。删除他！让她过自己的生活，爱她所爱。”

法国文学界全景图

超出写作本身

作家们也经常受困于媒体或家庭。在全书最紧凑、也最具反讽意味的《一件轻柔的蓝套衫》中，读书节目主持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与刚获得重要文学奖、但对媒体操作方式心生倦怠的作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张力。前者试图重现书中描述的场景，但作家却不断强调“叙述者和我本人是两码事儿”。而当主持人要求作家重现书中被抛弃者的感人段落时——拿起一件蓝套衫，试图找回她的气味——作家拂袖而去。“作家都是疯子。多少有些疯癫，也算精神不正常。他们要是正常，才不写呢。”

在《跳水》和《历史之结》中，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件成了作家的心结——前者的主人公为了获得文学大奖，而未阻止报社发表攻击外祖父的文章，因而备受内疚感的折磨，弃笔转而从事跳水表演；后者则通过父子关系追溯主人公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逃避同他人的关系，他“恐惧一切关系，任何现实都令其生畏”。

仿佛拼图般，洛朗丝·柯赛借由这十一个短篇搭建起一幅当代法国文学界的全景图。虽然每一篇在主题上略有侧重，但却皆是对于“写作”或“不再写”之动机的反思。另一方面，洛朗丝·柯赛的每一个故事都有着极为现实主义的基调，她善于用短句通过细节勾勒出更广阔的法国社会文化背景，在对于写作本身的思考之中纳入对于社会及人性的描摹，就好像文学出版界并非整本书的界限，而更像一面镜子，一如写作与现实之间的互文。

有一本书或许可以与《你们再也不写了？》对照着读：同样生于1950年的法国作家安东尼·佛楼定曾于2010年同样写了一本以作家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就叫《作家们》。佛楼定笔下的作家们与洛朗丝·柯赛笔下的完全不同，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更陌生也更诡异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