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原创文学评论《我读沈从文》

       早上醒来，发现有不少人在微信里纪念沈从文。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离世，距今一晃已经35年了。
       于是，我又一次翻阅了我当年在汝州市文联工作时买的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和《沈从文传》，并从当当网邮购了最新版本的《我就是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见到的沈从文》《湘行散记》《边城》《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从文自传》等等，如饥似渴地读了整整两个星期。

       沈从文平静如水，温润如玉，但又坚韧不拔。他是藏在深山里的竹子，自有气象。他仿佛宁静的湖泊，幸福的炊烟，虽有因为人生的种种不得已而生出的淡淡的哀伤，但也理解天地世情，不破那东方的气韵，以此向他的读者展示一个从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意中国。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位画家，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美丽的乡土世界。尽管在那个天人合一的古老世界里，也有死亡，有悲剧，但在亘古的诗意面前，所有不安的灵魂似乎被拯救了。它们融入那个山水一色、天人一体的世界。那便是中国古代文化营造的世界。生死茫茫，从道中来，又回到道中去，无须惊讶。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续接传统的文人。

       如果没有沈从文，那么，整个现代文学便是一片战争的火焰，缺了温柔的生活，缺了诗意，缺了水。他缝合了那个世界。他使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丰富性。现代以来，文史哲分家，文学只关注世情人性，历史交给了考古，哲学面向西方，我们缺少了中国古人那种看待历史变幻的春秋之法。在中国古人看来，世界是一个整体，从整体性上把握个体，人便拥有与道相同的自由。这其实便是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但现代以来，我们以西方人的视角看世界，世界处处都是主体，当然处处也有客体。那个诗意的世界在这种崛起的主体性面前破碎了。这个破碎的世界至今还没有人能够重新圆满。

       其实，在它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遭遇。读他的《边城》，看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描绘一个诗意的天人合一的世界。拿沈从文30岁时完成的《从文自传》来说吧，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沈从文对自然风物的感知力和喜爱程度，也能领会其中的“别具一格，离奇有趣”。
       这本书让“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之后，“这部自传带有强烈的此时、此地写作的特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哪些地方详细、哪些地方粗略，都与这个阶段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关联密切；特别是，叙述的语调、风格，或隐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这个而立之年的自传作者有意识传达出来的”。等到世易时移，回看这本自传，进入晚年的作者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而是“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他笔下那些堪称奇妙的湘西经历，也成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

       如此显而易见的判断变化，其原因，应该不是此前的自传叙事有丰富到让人惊异的“创造性记忆”，而是一个人应对过“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经历过“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之后，对人生的审慎反顾，如同经由后半生而对前半生的“照见”。或者按成长小说的经典说法，晚年的回顾是主人公“不断自我省察和反思”，走过了无数“错误和迷茫”之途后更为准确的表述；更进一步，或许也可以说，《从文自传》为未来准备的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卓越感性天赋的自我，此后，天赋将自觉不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向沈从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得完成作为知名作家进入社会之后的第二次自我确立——从这个角度上，或许更能看出后半生是如何“照见”了前半生。

       最容易看到的“照见”，是沈从文后半生的“转业之谜”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只是被迫，而是可以从他的前半生里看到草蛇灰线的。湘西时期，沈从文的小包袱里就“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摩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居住北京期间，琉璃厂和前门大街的大小挂货铺是沈从文喜欢驻足的地方，“就内容而言，实在比30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的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他“用眼所能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即便在慌乱的迁徙途中，沈从文也时有自己独特的留意之处，“在黔滇边境一个小客店中，发现当地煮烤茶用的白瓷罐，大开片厚釉，竟完全和北平古董商认为‘明代仿哥瓷’同一形制。又在一个小县城公用水井旁，看见个妇人用大瓷罐取水……看看罐耳蟠夔纽，竟十分精美，式样完全如宋制，刻画花纹尤奇古精巧”。

       这里有个隐藏的问题，可能未必有人特别注意，即沈从文对文物的喜爱并没有因此发展成古董收藏，相反，他自己买下很多东西后会随手送人，看到好东西也会推荐好友去买。更有意味的是，他对文物的喜爱，也没有坠入文人的收藏趣味里去，而是早在湘西时期就已留心其中含藏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通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对沈从文长于感性而疏于文化的印象，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像认为他仅凭自己出色的敏感就走过了后来的漫长岁月是很大的误解一样。《长河》完成之后，沈从文从“多产作家”变得作品相对稀少，一方面跟当时的战局有关，另一方面，就可能与沈从文的第二次自我确立有关。“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固然是第二次自我确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看来，更为明显的标志是他慢慢脱离了较强依赖天赋性情的“别具一格，离奇有趣”，思想进入了更深的层面。

       早在《从文自传》之前，沈从文已经从与青年学生的接触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做文章也很有人，但当我告他们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听到这话他们的趣味消尽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天才，我却告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此后，沈从文会经常强调这个耐心，“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道义见乎事功，他的学生，也会用这个词来议论他：“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

       当然，还是可以把这个耐心看成是天赋性情的一部分，属于第一次的自我确立，而不是后来的自觉选择——那就不妨再看下去。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说：“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慢慢地，这个心思变为一种自觉的选择，就成了沈从文反复强调的“责任”。如对新文学，他觉得需要“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个责任感，沈从文显然是越来越自觉的，并逐渐扩大到更广的范围里去，如张新颖在书中所说：“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有了这耐心和责任的自觉，沈从文获得了踏实的安慰，或者起码是切实的鼓励。写完《长河》后，他在《题记》里说：“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陷入困局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尚能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来从学习上讨经验，死紧捏住这支笔，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上陈旧习惯、腐败势力作战，虽对面是全个社会，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强韧气概慰快满意”。沈从文相信，他“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由此，他也就“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

       在引了上面一段话之后，张新颖接着写道：“‘从我手中撒去’，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想来不至于误会，这些话不是一个初入世者的盲目乐观，而是一个经过了世事的人谨慎的自我鼓励。可以说，这第二次的自我确立，让沈从文把他敏感的天性、对历史长河的兴趣、自觉的耐心和责任混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自我。或许也正因此，在进入风云更为翻覆的后半生时，沈从文才虽遭艰难而没有一蹶不振，以成长小说主角该有的坚韧，作为一个“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1923年秋，一个土得掉渣的年轻人从前门站走下火车，望着偌大的一座城市，他说：“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这个土得掉渣的年轻人叫沈岳焕，后改名沈从文。

       1929年，在胡适的关照下，沈从文谋到一份差事——在中国公学做讲师。第一次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沈从文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为的是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校门时不至于显得太寒碜。登上讲台时，沈从文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准备了好久，可是走上讲台后，他竟足足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1930年，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做助教。他很不满，写信给大哥说：“我还是要坚持创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将来是希望一本书拿五千版税的。”

       1933年，沈从文和张兆和喜结连理。沈从文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许多年后，沈从文的内心深处却萌生了一种隐隐的遗憾：自己结婚太早，为家庭所累，以致没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而她，好像也不曾用心地对他说过那个“爱”字。

  1938年，沈从文南下昆明。一次，一位学生问他写作的经验，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趁着二十来岁有写的冲动时尽可能多写。”几十年后，又有人问他小说怎么写得那样好？他答曰：“一辈子都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那才奇怪了。”他告诉施蛰存：“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1948年，天玄地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沈从文写道：“就时代发展看工作，我已成为过时人，与现实不甚配合得来也。我工作自视还停滞在学习阶段上，要再摸十年八年，才望有点结果。可是时代变化大而快，要求作家又太多太切。我因为性格内向，埋头努力易，活动应变难，所以近年在此教书用笔实有和全面发展脱节之势。一个湘西乡巴佬的长处和弱点，由此可以充分见出。”他对大哥说：“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当然，这只能是希望。

       1949年，有学生来探望沈从文。他送给对方五本书，其中一书的题字为：“与瑞蕻重逢，恍如梦中，赠此书，可作永远纪念。”在《边城》后题写：“什么都不写，一定活的合理得多。”尔后，他写信给丁玲说自己“因为心已破碎，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但最后他又决绝地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怎么惋惜”。

       1956年，时在湘参观的沈从文写信给妻子：“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沈从文选集。他在信中感叹道：“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因为我写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等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不存在了。”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重新被人提起。有人调侃：“沈先生行情正在看涨。”对此，沈从文波澜不惊。对所有的恭维，他总是轻轻地摆手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1985年，有人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的事，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想，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涕泪俱下满头满脸地哭。所有人都惊呆了！

  1988年，沈从文长眠了。临终前，家人问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他已无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创作的巅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从文发表了短篇小说《柏子》，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湘西小说”的写作，以人性作为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采用独特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同时，沈从文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小说”，深刻揭露、无情鞭挞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从而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看多了由达官贵人、旧家子弟、名媛、大学教授等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病态，便有意构建了一个神庙即湘西社会，来与这个都市社会相抗衡。在这个“精致、结实、匀称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伤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的人性观源于他独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出生的湖南省凤凰县，是一座位于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长乐，他们挚爱故土、善良勤劳、朴实单纯，同时，又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他家是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官居二品。祖父因无子女，就将其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苗妇所生的沈宗嗣承继过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家境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好得多”。这样的家境使得他自小进入私塾习读《论语》、《尚书》一类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严厉惩罚学生的制度与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不久他就开始逃学，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学会爬树、斗鸡，在农村的自然社会里摸爬滚打，也让这方土地上淳朴的生活习性牢牢印在心里。1917年，他父亲由于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家庭败落，沈从文不得不参军谋生。此后5年的从军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乡人们的单纯，家乡山水的清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杀人与杀人者被杀。生与死的猝然使理智正处于昏睡状态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为了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他到北京求学。但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层统治者对人民冷酷无情，都市大小商人趋利若蝇，文人们“东食西宿” 以求名利，也看透社会上的人们在小小恩怨中滚爬的自私与庸俗。诸如此类的病态人性与沈从文心中湘西淳朴、宽容、诚实、充满爱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两种对立的人生世界中，沈从文确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观。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自觉将艺术触角延伸到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两类文化板块中的小说家。他在描绘优美的“湘西世界”时，就用绚丽、纤巧的语言把读者引入一个离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话般的艺术世界。表现知识分子和都市人生时，则因“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 ，“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的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而吸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手法，以精细委婉的笔调，刻画人物曲折复杂的心理，在揭露旧社会种种堕落劣根和绅士道貌岸然的虚伪言行时，又多用讽刺于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闪烁批判锋芒。  
        （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其自然、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赞。他从人性出发，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神庙。如果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另一类可称为“失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处于历史衰变过程的湘西生命形态。  
         1、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 “乐园小说”。这类作品以少数民族传奇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类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体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代自然文化现象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根据少数民族某些生活习俗点染而成，有的通过尚处于自然时代的湘西土地上乡村小儿女的自然人生形态和晶莹的美好人性来构思。自然时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态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和雏形。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残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创作民俗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目的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化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极度夸张，人物和情节全面虚构和想象，人物形象极度完美。《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实现而双双徇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傩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观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人物类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质、虚荣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态的“失乐园小说”。近现代社会带给湘西的变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乡之行，作者看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为了控诉现代文明对湘西形成的罪恶，沈从文一改过去对湘西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湘西社会的溃烂。这类作品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内容，从近现代社会湘西古老民俗的转型和变异以及非原生态下的民俗现象为视角，揭示古怪离奇的现实社会，从一个侧面再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现实。他在“失乐园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的几种不同的人生形态。
  “落伍者”的人生形态。他们其实就是老湘西的儿子，他们所信守的都与过去相联系而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们的人生就像从疾驰的汽车后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见，却在飞速后退。《会明》和《灯》刻画了两个“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态。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没有主见，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随机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做了童养媳，小丈夫不到三岁。她被帮工花狗引诱怀孕，最初的惊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萧萧因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终与小丈夫圆房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十二岁也成了亲。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从文还交代了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懵懂的人生在这里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懵懂”的人生形态，沈从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种人生一方面单纯庄严，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却是来者如斯，单调沉闷，虽与自然贴近，却与文明疏远。
  “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这里的反抗是指在现实的沉重打击和灵魂极度震动后产生的一种本能、直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与《贵生》都是表现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叙述一个乡下丈夫和到码头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从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将要离开河船时，把妻子给的钱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脸哭了起来，并转而决然带着妻子回家了。这类“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表现出了湘西乡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于他们毕竟有别于逆来顺受者，因而多少为作者所欣赏。

       “挣扎者”的人生形态。这是失乐园时代湘西芸芸众生生活常态的反映，他们已没有乐园时代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状态，而是生活在变化莫测的时世中。《菜园》中的玉家母子本来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亲“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也“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后儿子去北平读书，三年过后带回一个新媳妇，却在某一天为县里来人“请去”，一对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罪名陈尸校场，宁静的玉家菜园为一团恐怖的血雾所弥漫。又一个三年过去，到儿子生日的那个下雪天，隐忍独活的母亲自缢而死。这类小说最能体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层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写了“坚守者”和“腐败者”的人生形态。“坚守者”指的是在失乐园时代仍然坚持乐园时代人格品性、价值观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败者”是对湘西统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业》、《顾问军》。
  可以说，沈从文的“乐园小说”表现的是湘西的单纯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牧歌情致的神往倾心；而在他的“失乐园小说”中，表现的则是湘西的复杂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田园牧歌的命运已经不无忧虑和信心不足，这使得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深广的幻灭感，一种近乎宿命的感叹在“失乐园小说”中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图”气势的《长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从文“乐园小说”和“失乐园小说”的综合体，是沈从文小说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从文的都市系列小说写的是城市知识阶级，着重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将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在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与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写始终围绕下列三个方面进行：

       1、病态的生理。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态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经衰弱、心衰气短, 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人物常见的生理疾病。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滞、咳嗽哮喘, 是沈从文小说人物的肖像与面色。小说《三三》中那位极有钱财的城里青年,“白裤白鞋”,“白白的脸”是一位痨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岛的那位都市青年, 却是整日神情忧郁的怀乡病者(《凤子》) ; 到青岛海滨休养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肾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骏图》)。沈从文频繁地分析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他把患有各种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称为“阉寺似的人格”, 从而体现出作家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厌恶, 甚至是某种贱视。 
       2、病态的心理。沈从文深感都市文化对都市人性的扭曲或异化。沈从文对“丑陋”的都市人性描写,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绅士淑女”们和都市知识者身上。《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某夫妇》等作品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们的虚伪人性。《绅士的太太》叙述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绅士、绅士的太太及另一绅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学归来的少爷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冲突与纠葛。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太太出于对丈夫“负心”报复的心理支配，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这又是少爷与三姨太为隐瞒他们之间“乱伦”关系的必然结果，不久，少爷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在这群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人之为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这个家庭表面一派温情脉脉, 一派上等人家的风度修养,实质里, 充溢着毫无愧色的相互欺骗和放浪堕落。沈从文撕开绅士淑女虚伪的道德面具, 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 并以一种“类型化”方式扩大到都市人生界面。于是，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他的乡土小说相反, 不对人物作个性化细节化描写,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码和符号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称人物,以类型化符号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个体特征而显现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 
       3、庸俗的人性。除了对“高等人”道德虚伪的揭示, 沈从文小说经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写路径, 展示着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说《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着妻子美美与同事有染, 面对不依不饶的妻子,“或人”只用虚伪的辩解和赔礼, 只花费少许钱为妻子美美买一副廉价的项链, 便平息了美美的愤怒。面对夫妻不忠的现实, 都市男子只花费一点点金钱一点点廉价的“诚意”, 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这“诚意”与“项链”面前, 早已消除了愤怒与悲哀。在沈从文都市小说里, 丈夫多是虚情假义移情别恋的伪君子,女人则是轻易被金钱俘虏的性动物。沈从文把都市妓女与时髦女郎同视为金钱的动物,“她们要活, 要精致的享用, 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 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人性是他表现的中心。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里获得表现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与都市人性相对照中获得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