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燕食记》读后感

      8月7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第3号公告：“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经过认真阅读讨论，于2023年8月7日进行第五轮投票，产生了10部提名作品。”其中，《回响》《燕食记》《有生》《本巴》《金色河流》《宝水》《千里江山图》《烟霞里》《雪山大地》《远去的白马》10部作品榜上有名。

      在这10部提名作品中，有两部是广东作家的小说作品，分别是葛亮所著《燕食记》与魏微所著《烟霞里》。
      这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又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1983年，陆文夫的《美食家》甫一发表，在文坛引起极大震动。小说超越了政治和时代主题，专事食文化的发掘并塑造了朱自冶这样的人物。小说在当时无论归于“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文化小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有了更为广阔的创造空间，有了更为自由的取材范围，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和文学的主体性地位。朱自冶从一个被人“厌恶”的资本家，到被请到饭店讲吃经，最后被推举为烹饪学学会会长的过程，表达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苏州“吃文化”的风景一时蔚为大观，那上不了“大场面”的“边缘文化”终于有了讲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陆文夫也因为这篇小说确立了文学地位。《美食家》的重要，就在于小说展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和文明。这是沉潜于百姓日常生活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世风代变，但“民以食为天”的观念不变，不仅不变，它还在生活中源远流长发扬光大。大概自《美食家》开始，被压抑已久的和日常生活有关的小说，开始盛大登场。这就是《美食家》的文学史价值。

      据说《燕食记》是葛亮继《北鸢》《朱雀》后，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主题的“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借美食的传承故事，描摹20世纪近百年社会文化、世态人情的画卷。如果从故事的层面看，小说有鲜明的世情小说色彩，但又不是传统的世情小说。笑花主人在《古今小说》卷首以《喻世》《警世》《醒世》三言为例，说世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燕食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小说。小说写酒楼茶肆、梨园寺院、红尘净土，虽然是五行八作各色人等，同时也为早期革命者打了掩护。1895年，孙中山与杨衢云、何启、《德臣西报》记者黎德，就是在杏花楼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当时的香港首富何启也在会议上发言，谈论起义成功后如何建立“临时政府”的政策大纲。后来，革命党人最高层会议在杏花楼包间里举行，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第一步决定国体，第二步选出新政府临时大总统。会议最后确认在广州成立共和国政府，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如果是这样，这熙熙攘攘的酒楼茶肆谁还敢看轻了？于是，这《燕食记》也便有了“史传传统”的谱系，这还真不是攀高结贵，革命发生在哪里有许多偶然因素，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因此，说它是“正史之余”倒也贴切。小说以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露露等为代表的五代厨人的命运遭际，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写出了普通中国人心中最朴素真挚的家国情怀以及心存向往、溯流向上的风骨。

      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燕食记》里，时间流逝、人世翻新、众人熙来攘往，如梦华录、如上河图，这盛大人间中，舌上之味、耳边之声，最易消散，最难留住，也最具根性，最堪安居。”

      《燕食记》正是从粤港吃茶点的习俗生发开来，不仅展现了饮食文化，且深刻探讨了在时代变幻、家国逢难之际，饮食是如何安抚人心、凝聚起中国人的精气神的。

      同钦楼最负盛名的“大按”师傅荣贻生，因打得一手好莲蓉而声名远扬，每做一锅莲蓉，这第一口他一定亲尝。但做了一辈子，他最想念的，恐怕还是小时候在太史第中第一次吃到的莲蓉枣泥月饼。“软糯的莲蓉与枣泥，并不十分甜，但却和舌头交缠在一起，渗入味蕾深处。”时隔多年之后，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得月楼”的名厨叶凤池的手艺。当他终于能够复刻这份味道，成为其他人心中的念念不忘时，广府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不可追忆的前尘往事。世事渺茫，但味道永存。

      在我看来，《燕食记》之所以好看，除了它有世情小说“世俗性”，大概还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它的知识性，这个知识无论在中国的版图还是世界版图，它都属于地方性知识。我们知道中国有八大菜系：鲁、川、粤、苏、闽、浙、湘、徽。粤菜的特点是味鲜香为主。选料精细，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和品质。这只是抽象的概括，它更大的学问可能还是在后厨。于是我们看到了同钦楼的行政总厨荣师傅荣贻生和他的徒弟五举的厨艺传奇。小说对粤菜菜品和烹制方式的详尽书写几近秘笈。那是既难以讲述更难以实践的地方性知识，粤菜的神奇在那妙笔生花的讲述中活色生香。当然，各大菜系都有这样的传奇，但通过葛亮的讲述，粤菜制作过程本身就成为传说。另一方面，岭南茶楼的知识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揸大巴”“茶壶仔”“煲水”“校茶”“开茶”“发水”“打牙骹”“字花狗马”“水靓双滚”“茶头”“事头”“仙人过桥”“二龙戏珠”“雪花盖顶”“五指捞月”等，身份、动作以及“行规”，外乡人几乎就是云里雾里。更有点茶的要领：“指指鼻即是要‘香片’，意即清香扑鼻；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五举来到“多男”茶楼不足一千字的篇幅，就出现这样多的方言俗语，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属于纯粹的地方性知识。

      《燕食记》中这种地方性知识俯拾皆是。那是岭南人间烟火的另一种表达。再比如“花码”，那是“企堂”入行的“门槛”：“是用在茶楼餐牌上的，又名番仔码。追溯起来，是由南宋的‘算筹’演变而来，在明代中叶开始流传。当时苏杭一带经济贸易蓬勃，商人云集，花码就用来为交易计数。花码好处是写法跟算珠类同，可配合算盘使用。苏杭一带市民通用花码，故也称‘苏州码子’。简化易用的‘苏州码子’比繁复的汉字方便，粤广的茶楼标识价目，便代代沿用。”因此，熟记花码，企堂入行的第一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观念。饮食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不同地域由于地理和文化、风俗的差异，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饮食习惯。这些习惯的差异既满足了人的口腹之欲，也塑造了人的地域性格和文化品格，久而久之形成了以饮食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成为一个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重要文化标识。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中就不乏对饮食的书写，特别是明清小说中，饮食大量进入小说文本，《红楼梦》就以大量篇幅近乎铺排式地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新文学”以来，在诸多“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中，对“人”的关注很多时候是从对人的饮食的关注开始的。陆文夫的《美食家》更是将美食作为叙事的主要对象，一度引起饮食文学书写的热潮。饮食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表达中，也呈现差异化的表现特征。特别是“新文学”以来，饮食书写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饮食作为方法的文学书写，成为观察小到个人爱好、生活习惯，中到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大到社会伦理、世道人心的重要窗口。反过来看，从饮食这一视角，观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审美嬗变，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葛亮似乎对中国人的饮食情有独钟，早在长篇小说《北鸢》的创作中就写道：“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样来看，作者在《燕食记》中通篇以岭南饮食文化为重心展开叙事，是对过往饮食书写的一次总结和提升，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后对岭南一带饮食文化深度观察的集中输出，更是他在远离家乡南京后，对他乡的饮食文化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在《燕食记》中，作者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要素写起，以此感知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伦理和文化样态。

      饮食话语进入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呈现地域性特征。而饮食的地域性特征与饮食话语的地方性不可分割。当代文学饮食书写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地方性饮食话语的传递和拯救。饮食话语是一个地方语言特征的重要标记，当代文学对其的挖掘、呈现和拯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语言消逝的速度。在《燕食记》中，作者对百年来岭南民俗中的饮食话语进行了充分的表达。对于读者而言，特别是岭南之外的读者而言，阅读《燕食记》的过程就是了解和认识岭南饮食话语和饮食民俗的过程。作品中，既有对莲蓉月饼、核桃酥、皮蛋酥等礼饼的书写，又有对虾饺、烧卖、叉烧包、糯米鸡等的介绍；有对各种独创性食物的书写，如八仙赏月、莲蓉班戟、鸳鸯月饼、鲍燕素斋、般若素筵、鹤舞白川、牡丹菊脯、雪意连天、紫竹莲池、熔金煮玉、水晶生煎等；还有对岭南茶楼中的饮食书写，如炸芋虾、“茶泡”、油角、肉松角等；有对不同节气中的岭南饮食的书写，如清明节买来拜山祭祖的煎堆、松糕、五月包粽子，中秋的各种月饼等；还有食物衍生出的其他话语的书写，如广州的得月阁、香港的同钦楼、澳门的颐和、上海的瑞香、杭州的嘉裕等都是各地饮食场所。不同地域不同饮食场所中的内部，也有诸多与饮食有关的衍生话语，如大案、小案、掌事、车头、大厨等。

      这些饮食话语及其衍生出来的其他话语，既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又具有行业的专业性特征。饮食话语在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同时，还彰显了当下文学语言表达的本土性特征。葛亮饮食话语的书写，是一种对行将消逝的本土话语的挖掘，彰显了民族性审美的印记。那些曾经被废弃的本土语言，经过作家的书写和转化，产生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精细化的手工饮食，经由匠人们“熬”出来的美食，显然具有了灵性和生命力，再经过作家的文学性加工，那些过去的历史中的饮食话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具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在丰富当下相对单一化、程式化的现代规范语言的同时，增添了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中国人本性的可能。让过去的本土饮食话语“活起来”，成为《燕食记》的重要贡献之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诸种物质生活，吃是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是绝对的硬道理。更重要的是，和居所、衣着一样，对饮食的选择、喜好、习惯，密切地联系着人的身份、地位、性别等，因此饮食是一种政治，尤其是一种身份政治。《燕食记》中的“燕食”，是“大夫、士、庶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吃的习俗和方言一样，也是地方性的标记，甚至是地方性的文明。一个人可以改变许多习性，唯有味蕾记忆难以改变。反过来味蕾记忆也成为族裔认同的重要标记。荣师傅荣贻生是“大按”，他的“手打莲蓉”无人能敌。当年因广州老号“得月楼”韩世江的大弟子发难，便到了香港“同钦楼”。食客只要吃了莲蓉包，行家里手便知荣师傅在不在。后来有人将荣师傅做的莲蓉酥送给香港饮食总会上官会长，他尝了一下，“惊为天人”。不仅荣师傅在香港声名鹊起，而且，“莲蓉包崇拜”也表达了岭南饮食政治的冰山一角。由此亦可见“点心”在岭南饮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以及点心师傅的地位。

      第三，《燕食记》显然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优长，说来说去都是节外生枝，都不是紧要处。小说最终要写的是世道人心，塑造典型人物。《燕食记》写了很多人物，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荣师傅荣贻生和他的徒弟陈五举。小说以粤港的时代风云作为背景，以荣师傅的传奇人生为基本脉络，将一个“大按师傅”的形象像岭南美食一样活色生香地塑造出来。他敬业、虔诚，无论打莲蓉还是带徒弟，都一丝不苟；他遵守行规，一言九鼎；陈五举曾是荣贻生最得意的白案弟子，视他为传承自己莲蓉点心绝技的唯一传人。但五举因为与上海本帮菜馆“十八行”的女少东凤行相恋，恋人战胜了师傅，五举毅然离开了师傅，并承诺不再使用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此事成为荣师傅难以言状的心病。五举离开后的几年，每到年节，总要备礼携妻，往同钦搂探望，但荣师傅避而不见。五举则在门外站上数小时，雷打不动。师徒性格只一个细节便一览无余。此后数十年的陈五举，协助岳父创立了另一番天地。师徒的再相见是香港厨师总会举办的厨艺大赛。赛事惊心动魄，声动香江。但最后荣师傅成全了五举，多年的恩怨就此和解。世风代变难测，人心向善如常。

      陆文夫的《美食家》写的是一个品鉴美食的朱自冶，葛亮的《燕食记》写的是一个制作美食的大按高人荣贻生。一个食客，一个大厨，完成了美食的绝妙呼应，也不失为当代文坛的一桩佳话。全书落笔于饮食，其所描绘的却是近代百年的中华世事人情，众生百态皆入书中：岭南的气候时令、菜蔬瓜果，漫长的海岸线与山林乡村，天空四野的云霞雨雾、日月星辰，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贩夫走卒，街檐的旗幡、茶楼的招牌，寺院庙宇、亭台楼阁，还有战争、流徙，有朱门的离散萧索，亦有平民的温存安好，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堪称一部“岭南梦华录”。曾经有人将葛亮的《朱雀》《北鸢》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七声》概括为书写近现代历史之家国主题的“中国三部曲”；现在又有人将这部《燕食记》称作是葛亮继《朱雀》《北鸢》后“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不能说这些概括完全“不着调”，但毕竟只是一种局部的描述，而在这种描述的背后则意味着大量的省略。关于《燕食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葛亮在自己这部新作的首尾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作品以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出现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谓日中与餐食”为开篇，又在本书的后记《食啲乜》中明确坦言：“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

      食，怎么制作？如何品尝？的确是葛亮这部长篇新作的重要切口，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切口，同时也是作品文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燕食记》关于美味佳肴的制作与品鉴不仅占有相当的篇幅，而且写得十分出彩。无论是白案还是红案，无不被葛亮状写得浓妆淡抹、活色生香；炒、煎、贴、炸、熘、烩、焖、扒、氽、涮、卤、酱、炝……烹饪的十八般武艺在葛亮笔下被表现得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比如本帮菜中红烧肉因其“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而广受食客欢迎，这是因为从食材开始就要有连上皮肥瘦夹花共七层的挑剔，以及大火烧、小火炖、中火稠的制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浓油赤酱、焦亮糖色的效果。这样一种描写的确令人心动，恨不能立码亲自动手一试。不仅如此，所谓美食之美，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制作者的匠心与手艺，品鉴者的“懂”与“会”同样重要。《燕食记》中在写到邵公偕夫人到“十八行”用餐时有如下一幕：面对上来的生煎，夫人先是不以为然，但在邵公“内里有乾坤”的提示下，“夫人便搛起一只，轻咬一口，才发现，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发面，而是透明脆薄，里面的汤汁流出来，极其鲜美。再一口，原来内藏着两个虾仁。还有一些软糯的丁儿，混着皮冻化成的卤汁，咬下去十分弹牙爽口。夫人品一品。眼睛亮了亮，说，你们快尝尝。这花胶，用得太好。”……

      凡此种种，从制作到品鉴，不仅是一门功夫也是一种文化，不仅是作品的一些引子，也是作品主体的重要构成之一。当然，《燕食记》之成功也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促成。或许是一种巧合，在进入对葛亮这部新长篇的阅读之前，我正在集中阅读东方出版中心新近推出的《七声》《戏年》和《问米》这三本葛亮的中短篇小说集，总计18则中短篇虽各有长短，但善写人则是其共同特点，不多的着墨将作品主人公的主要特点给勾勒得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这一点在《燕食记》有了更宽广的表现舞台，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大大小小几十有余，着墨虽有多寡之别，但活灵活现则是其共同特点。还有语言，葛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其实都值得琢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葛亮语言的显著特色，但《燕食记》因事发粤港二地，一些粤语的嵌入在所难免，但在具体处理尺度上葛亮的掌握十分得体，不仅不显生硬，反倒更见丰富。

      《燕食记》的题材不能谓之为重大，但它所表现出的主题分量却不轻，且感染性极强。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对创作而言，写什么和怎样写同等重要；对文学而言，只有具备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本欲传递的内容与主题。

郭进拴|胡学文和他的《有生》

      胡学文，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等十三部。曾获《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首届“鄂尔多斯”奖，青年文学创作奖，孙犁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血梅花》获第十四届全国“五个一”工程等奖项。小说《奔跑的月光》被改编为陈建斌主演的电影《一个勺子》，在第51届台湾金马奖颁奖礼上获得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有生》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提名。

      《有生》是胡学文潜心八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巨制。这是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以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跨度有一百余年，被浓缩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作者用了足够的耐心向我们讲述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写出了大地上活人的难处，写出了一方土地上众人的生命本相。

      胡学文满怀对故土和乡民的爱，秉持着对乡土文化和国民性的深刻洞察，以民族寓言、生命史诗的宏阔格局和叙事雄心，将笔触深入乡土社会的法礼德道、血缘地缘、权力分配等方面，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在一种宏阔的命运感中，为乡土立根，为众生立命，为历尽劫波又繁衍不息的百年中国立心。

      小说《有生》，分为上下两部，九百多页的篇幅。这么大的体量，放在当下文学生态当中来看，肯定是可以归为大部头了。似乎，这么大体量的文学作品，就是奔着拿奖去的。茅盾文学奖等顶级奖项，应该会有胡学文的一席之地了。

      胡学文，1967年出生于河北省沽源县的一个小村庄，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被誉为“河北四侠”之首。代表作有《从正午开始的黄昏》《红月亮》《天外的歌声》等。《有生》是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以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被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时间跨度一百余年，都浓缩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当中。

      这部小说的叙事野心是中国近现代的一百年历史。《有生》从1900年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当下，讲的则是一位女性，如何从自己的幼年时代开始流浪（跟随父亲凭借手艺吃饭），如何从关内来到张家口塞外，如何定居，如何成为接生婆，如何在时代的变幻当中生儿育女，她的儿女们又如何一个接着一个的死亡……她如何成为周边百姓心目当中的“神”，如何被自己的孙子“供奉”起来等等。

      小说当中，“祖奶”这条线，串联了张家口的百年民族秘史。这部小说当中，尤其重点展示的，是49年之前的张家口乡村生活，和80年代之后的张家口村镇新变化。“祖奶”这条人物线串联起来了众多的小说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都挂在“祖奶”的叙事主线上。“祖奶”像一根晾衣绳，百年张家口的小人物们纷纷成为上边的衣服。

      基于此，这部《有生》是有叙事广度的。把它当作张家口一带的“民族秘史”去看，还是可以的。

      《有生》是一部属于中国北方的长篇小说，胡学文虚构出半人半神的接生婆乔大梅，让她在一个完整的昼夜中，用思绪“讲述”世纪人生的悲欣交集。对这样一部55万字的长篇小说而言，故事如何架构、展开和推动，无疑是对写作者功力的巨大考验。“伞状”结构的架设让居于中轴的祖奶乔大梅成为了绝对中心，如花、喜鹊、毛根、北风、罗包这五个如伞骨般具有结构意义的人物皆由她接引到尘世，其人生脉络也与她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此的结构本身其实就暗合着乡土中国独有的人伦，正如费孝通所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自问世以来，《有生》引发了广泛关注。研究《有生》的学术论文已有60多篇，多家学术刊物发表了《有生》研究专辑；单行本《有生》也加印十多次，并实现英文、德文、法文等8个语种的版权输出，预计今年会有20个语种的版权输出落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分析了《有生》的地方性与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暗示性与修辞性，哲理性与抒情性，以及作品本身的思想关系。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表示，《有生》不仅有文学性、思想性，更有独特性——它在精神气质和生命态度上提供了新鲜的东西，以祖奶为代表的人物形象也成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独特的存在。

      小说的人物关系正是以祖奶为原点推开的同心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张围绕她所结成的绵密蛛网。每一缕蛛丝都是一个小人物的微观生命史，每一次叙述的宕开，都要重新回到具有神奇引力的祖奶那里去，才能重新出发。这种结构的设置让小说的叙述自由而不至离散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恒常与变动之间，呈现百年乡土中人作为开端的“生”与作为过程的“活”，其间熠熠闪光的是对生之艰难的承受与抗争。《有生》中，胡学文以“宋庄”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展开对相关人事物象的描摹，其目的并非是向读者提供一个解决现代性进程中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文化断裂的“乌托邦”形象。而是将“宋庄”作为寓言化的“原乡”而存在，作为一个承载有关回忆、欲望和人间种种悲喜剧的容器。它向读者提供的是一种和解的力量，提醒读者不论是任何时刻存在的本质从来都是暧昧的、混沌的，唯有生命赓续的力量清晰而茁壮。然而，作品的原乡叙事进程同样遭遇了现实主义叙事的两难困境。小说《有生》最大的文学价值，应该是以生见死，以生的状态去对抗民族与族群灾难，从而形成一股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气神。

      在这部小说当中，主人公是一位从事接生工作的乡村妇女，她依靠一定量的巫术、传统的接生技术和中医传承的一些药剂药方，为张家口一带的百姓们进行着接生工作。在主人公的接生内容当中，读者们可以看到老百姓这种生生不息的状态。有人生，有人死，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百年孤独”的事情。胡学文的叙事野心，也可见一斑。

      同时，在“祖奶”这个主人公身上，还有一种中国女性的质朴、善良与对于生殖力地追崇。前两者，放在当下，很容易达成共识。而后者，放在当下，估计部分青年女性读者会瞟白眼——又生殖癌上身了。这是当下女性的一种族群心态的新变化，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有生》小说当中，较为具备震撼力的，是“祖奶”在自己年过半百之后，面对众多儿女纷纷死掉的事实之后，她“随便又找了一个男人”，开启了自己生育孩子的人生模式。从大的角度上讲，这当然是以生之希望，对抗死之悲凉。这种对抗，是否有效，那是哲学问题了，我这里，又不赘述。

      基于以上这些，小说《有生》是有叙事厚重感的。它的文学价值，尤其是作为张家口地域文学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和莫言之于高密，贾平凹之于秦岭，刘震云之于延津一样，胡学文通过这部《有生》，奠定了“张家口”和“胡学文”之间的牢靠关系。很多作家，一辈子都在奠定这个，但一辈子都未能成功。《有生》出版于2021年1月，是作家胡学文历时8年创作而成，全书近60万字，出版后迅速包揽了2021年度国内几乎所有文学专业奖项。《有生》是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以接生了大约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读者构建起一方土地上的生命本相。作为一个跨越百年历史的家族故事，《有生》是关于生命、命运和百年中国历史的沉甸甸的小说，它被评论家认为是百年中国的生命史诗。

      《有生》的创作基本沿袭了胡学文以往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但由于小说叙事既涉及对具有神秘气息的人物及事件的描写，又包含对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双重言说，因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无法满足文本叙事的要求。换言之，小说原乡叙事进程中现实主义遭遇的两难困境在于，它无法处理写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难以解释流动的时间与固定的空间造成的悖论。有鉴于此，在部分具体描写中胡学文有意采用现代主义手法对文本叙事的罅隙进行了填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两相结合表现在文本的原乡叙事进程中，一方面加剧了小说故事层面的戏剧化冲突，从而形成了文本叙事的巨大张力；另一方面则为读者阅读文本留下了充分的阐释空间，促成了作家、文本、读者间对话关系的形成。

      小说中，乔大梅对自己出生前、年幼时以及瘫痪后发生的事件的描述，是通过上帝视角得以完成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读者将自己视为文本叙述者的读者，他就会认为乔大梅讲述的一切是真实的，而这份真实则来源于他对“祖奶”这一具有神性的人物设定的认同。但是作者的读者，即理想读者则能够清晰地知晓胡学文在这段叙述中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以想象的方式代替乔大梅做出了叙述，从而判断出这部分叙事是不可靠的。而当读者发现“祖奶”这一人物充斥着作家本人的修辞意图，是在刻意引领读者将接生这一职业化的行为等同于行善积德，那么“祖奶”在小说叙事中的权威地位将会受到威胁。更进一步地，当读者重新回到故事时就会发现，乔大梅这一人物的日常话语具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在面对政权变更、民族战争和子女离世的场景时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与理智，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扁平化的倾向。但胡学文又在小说结尾处，引入了祖奶与死神之间的对话，通过神秘力量的介入淡化了人物的缺陷。因而不同的读者对文本阐释不同，会影响文本叙事的最终走向，从而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形成循环往复的交流与对话。

      胡学文在小说的后记中提及他原本预备借鉴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和托尼·莫里森《宠儿》的叙述方法，也就是“鬼魂叙述”，以避免长时间单一“活人叙述”的冗长乏味。“鬼魂叙述”在当代文学中并不缺少样本，远的如方方的《风景》，近的如余华的《第七天》。或许是不够新奇让胡学文最终放弃了这种讲述方式，给鬼魂添了半分生气。他将小说的主要叙事人祖奶乔大梅设定为“半死之人”：躺在床上，失去活动能力，无法通过言语、动作甚至眼神与外界作出任何沟通。从社会性的意义上来说，祖奶可谓虽生犹死，但若论感受力，她却远比活人更“活”：耳朵和鼻子“依然好使”，能闻到“四季的气息”，听见“村庄的呓语”与“暗夜的叹息”。这种敏觉的留存让祖奶成为了宋庄隐秘的洞悉者，她如树洞般沉默地收容和接纳着人们的“嫉妒、苦痛、不幸、秘密与哀伤”，却不会真正地进入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谁都能够毫无顾虑地向她敞开心扉，哪怕只是在倾诉中寻求片刻的治愈。祖奶甚至化身具有超凡感应力的通灵者，懂得花朵与沉默万物的语言：

      声音是有颜色的，自然也有形状，我看得到。如果说这是异禀，不如说是上苍对一个卧床十多年的百岁老者的恩赐。寒冷的西风是青紫色的，如一根根粗壮的圆柱，仲夏的南风是淡粉色的，如一匹匹悬挂的绸缎；喜鹊的叽喳红艳如豆，大雁的啼鸣深黄如丝；宋品的哑音是深灰色的，如燃烧后的煤渣；麦香的诉说是青白色的，如干裂的豆荚。

      此处的文字或许受到了兰波的启迪，象征主义式的通感给中国北方厚重的现实乡土注入空灵与超越的美感，让小说不断交错在实与虚、重与轻、潜沉与超越之间。“半死”即“半生”，祖奶无声地站在“阴阳交错的境域”，她既洞晓“生”和“活”的全部意义，又能够聆听从她生命中经过的亡者的声音，更能联结起此岸与彼岸所有精神与情感的精微处。这让人想到别尔嘉耶夫的论断：此生此世只不过是真理的一半，意味着“有限与封闭的视野”，而另一半真理在死亡之中。只有身处时间与永恒之间裂开的深渊，才能参透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半生半死”的祖奶形象及其叙述方式，足以构成胡学文对当代小说的贡献。

      如果说余华的《活着》讲述的是如何忍受、不死就好；《有生》则关乎生的抗争、活的光彩。胡学文带来了北方大地上如此艰难、如此坚韧的生存图景。与好死不如赖活的福贵不同，每当小说中的人物行至生命艰难处，我们都能看到主体性的对抗。祖奶乔大梅选择接生婆作为志业，无论拜师多难、接生多苦、丈夫如何反对，始终不改其志。“接生”对她而言绝非为稻粱谋，而是天地之间让她能够立得住的支柱所在。“接生”之于祖奶，是渡人，更是自渡——“一种痛覆盖着另一种痛。没有接生这镇痛剂，我不知自己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当至亲纷纷远离，祖奶也曾被死亡诱惑，在深夜寻找“去另一个世界的通道”，此时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我若去了，那些婴儿怎么办”的念头迅速将她拉了回来。接生是她无法违抗的“天命”，也恩赐般地助她度过艰难。

      祖奶对生命怀有大敬畏与大慈悲，无论民族、贫富、敌友，在她眼里，生命的初始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应该被一视同仁地接纳。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女性人物身上充溢着仁慈“地母”的神性光辉，但是胡学文并没有在这一意义上过多停留，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她作为活生生的人的面向。在祖奶身上，人性远大于神性，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对“生”的强烈渴求。在她那里，“生”是“生存”，也是“生育”，活着就是希望，死神夺走五个孩子，那么就“生更多的孩子”，用生生不息的力量对抗无常的苦厄。

      不能好好活，也不能痛快死的时候，人将会面对无穷无尽的烦恼。胡学文笔下有个新奇的、许是来自方言的词叫“驱烦”。“驱”，《说文解字》曰“马驰也”，“驱烦”便是如跃马奔驰般将烦恼驱散。宋庄凡俗男女烦恼层出不穷，需要周期性地驱一驱，才能继续活下去。宋慧的苦来自于儿子与众不同的性取向，每当烦恼满溢，她就盼着丈夫杨八叉狠狠打她，盼不来就主动“找打”。这匪夷所思的法子在宋慧那里有无法反驳的内在逻辑，被打了才能叫出来，而嚎哭则是“驱烦”的良药——“心里苦么，苦就嚎么”。对她而言，“有烦就得驱”，不然就活不下去。类似的“驱烦”方式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杨一凡极度烦躁时，要猛吃辣椒；罗包烦闷时，唯有豆子的香气能带他进入安宁世界；逮着啥猎啥的毛根，妻子去世、孩子怪异，全靠那杆祖传的猎枪来遣忧。这些“驱烦”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些近乎怪癖，但其中分明有一种人与在生之烦对抗的强力。唯一无力“驱烦”的，恰是看似无所不能的祖奶。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蚂蚁在窜”，既是祖奶意识流动时的情节推动力和节奏调节装置，同时也极具象征意义。祖奶身上那只谁也看不见、找不着的蚂蚁正如无人能解的烦恼，最终还是让人不胜其烦、不堪其扰却也无可奈何。

      如果说上述对抗大抵在现实的意义上展开，那么《有生》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展现了一种超越性的对抗，胡学文用诗意的笔墨描绘了有生的乡土有灵、有魅的一面。羊倌的女儿喜鹊从野猫的扑咬下救下一只喜鹊鸟，它很快领着三十只同类前来报恩，听从她的调遣。女孩喜鹊成了“喜鹊之王”：“上学时，它们在头顶，直到学校门口。放学回来，它们亦在头顶。它们是它派来的，轮流值守，轮流护送。那是宋庄的一大奇观，而她则是奇观的主角。”人与鸟的生命甚至在朝夕相处中形成了同构，“那叽叽喳喳于她不只是识别码，不只是情绪的探测器，还是她的呼吸她的血液”。

      宋庄的奇人系列里还有祖奶的女儿白杏，她生来痴迷飞翔，所有带翅膀的生物都让她着迷，飞翔于她而言具有致命的吸引：

      我想就是飞这个字，电光石火地唤醒了她，或者说，飞是魔力，她被魔力控制。她欢叫着跑起来，由脊顶冲向屋檐，双翅振飞。

      白杏最终死于飞翔，或者说，她原本就注定只是现实世界的梦旅人，短暂的存在寓示着一股朝向天空的、挣脱现世的力量。这种欲求或许深植于每个匍匐于大地的人心中，正如祖奶所想：“我是闭着眼说的，不愿错过飞掠的白影。如果可能，我宁愿就这样闭着，凝望着白杏飞翔，或让她带我飞翔。我没飞过，太想尝尝飞翔的滋味了”。

      如花和钱玉又是一种。他们不沾土气、不接地气。如花爱花、种花却不卖花：“以宋庄人的标准，如花不是过日子的女人。起先还以为如花种那么多花要卖钱，待知道二两肉也换不回，直言她脑子有问题”。钱玉也同样“不靠谱”，捣鼓不能吃、不来钱的风力发电机、飞翔机。在宋庄人眼里，结了婚的钱玉和如花不但不务正业，而且近乎疯狂，他们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跑到田野里欣赏闪电：

      如花喜欢闪电，她认为那是上天的花朵。虽然一闪即逝，犹如昙花，却能照亮整个大地。……让她惊喜的是，钱玉居然也喜欢闪电。钱玉说你喜欢上天的花，我就陪你看个够。

      情深不寿，要在天上为妻子种花的钱玉死于矿难。无声无光的死让如花梦中的钱玉“脸很黑，像煤块”，“转眼变成乌鸦，在屋里盘了一遭，从窗户飞出”。如花从梦中惊醒，果真看到了一只向北飞去的乌鸦：

      越过田野树林，如花慢慢收住脚，蝴蝶河两岸的草野上，数百只乌鸦或蹲或立，像在召开盛会。如花喜极而泣，她相信钱玉回来了，他变成了乌鸦。她不知哪只是钱玉，但知道他就在其中。

      除了如花自己之外再无人相信的转世之说成为了她活着的念想，“一切又和从前一样了”。《有生》中这些超现实，甚至魔幻现实的笔触以丰饶的想象力，为我们展现了现实世界之上的超越性维度。作者拥有两种视角，既俯察大地上的一切，又仰望天空与至高的精神世界，由此实现了现实性与永恒性的同时在场。百年乡土，是作家写不厌的文学母题。胡学文的乡土文学创作决心来源于他曾经的农村生活经历，毕业后回乡镇任教，让他对身边“小人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也坚定了他乡土文学创作的决心。

      再后来，由于工作调动，他长期生活在城市，可从未中断过那棵自乡村里萌发出的根芽。直到现在，胡学文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乡村走一走。不告诉任何人他是谁，穿最普通的衣服，陪农户挖挖土豆，与他们聊聊天。

      如今许多离开农村的人说，老家农村回不去了。他却觉得，这是不存在的问题，“那是我的根，我要回去。另外就是乡村在变化，我要了解这种变化。”

      胡学文说：“我觉得写城市题材我的想象力会受限，还是写乡村更自然，更能发挥我的想象，也更容易有激情。”他写乡村，未必就是现在的乡村，可以往前推，写80年代的乡村，90年代的乡村。

      他认为，作家们天然就和小人物站在一起，引用村上春树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钟山》副主编贠淑红与胡学文相识已久。在她眼中，胡学文低调、友善、简朴，对物质生活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对文学却是精益求精，“《有生》书写了中国百年的历史维度，探讨了关于生命价值的重大命题，细节丰茂，我们也很有幸刊登了这部作品。”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说，作为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作家，北方故乡是胡学文创作的起点，也是他重要的精神来源。乡土文学的根是长在土地里的，天生具有生命力，“所以50多万字的《有生》，掷地有声，没有多余的字眼和内容。里面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独立的，血肉又是粘连到一起的，总体呈现出了近百年的中国北方乡村的变迁。”

      以胡学文为代表的作家存在的意义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乡村和城市联系上的精神通道，“当我们面对快节奏的生活，找不到自我，感到困惑和疲累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返回的路径。”

      《有生》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定格在我们时代的案头，顺理成章的追问是：它对我们身处其间的当代，对我们的同时代人，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读它？熟悉乡土的读者自然会有足够的理由，他们可以从中看到熟悉的昨日世界和今日景观。胡学文是忠实的乡土描摹者，正如有评论家指出：“如果没有农耕文明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包括对乡村的人事与农事，甚至游牧（放羊）文明的经验，是无法写出如此恢弘深刻的作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生》仅为拥有乡土经验的读者敞开。在它长达百年的历史画卷中，附着于乡土之上的大历史是隐现的背景，被推到前台的则是个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对如我一般缺乏乡土常识的读者而言，《有生》意味着一种力量，对抗生之苦难、对抗在生之烦，对抗这个机械复制的扁平时代对想象力的剥夺。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生》是对人类无限心灵世界的复魅，一种顽强而丰饶的抗争。

郭进拴|读鲁敏《金色河流》有感

      鲁敏，70后代表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3年生于江苏东台，1991年毕业于江苏省邮电学校通信管理专业，同年进入南京邮政局工作，先后从事过营业员、团总支书记、宣传干事、秘书。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出版有《六人晚餐》《奔月》《梦境收割者》《虚构家族》《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中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作品被译为德、法、瑞典、日、俄、英、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等多国语言。

      《金色河流》是鲁敏的第九部长篇小说，也是她认为自己“迄今最好的长篇”。小说聚焦改革开放洪流中的创业者、民营企业家穆有衡生命的最后时光，以家族叙事牵出社会巨变，铺展了一代人的奋斗史与心灵嬗变史。作品在《收获》长篇小说2021秋卷首发后，2022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榜、2022中国文学好书榜、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重点出版物等数十个奖项和榜单。2023年3月25日，获选为首届花城文学榜“十大文学好书”之一。2023年8月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十名提名奖之一。
      我是在《长篇小说选刊》2022年第3期读到《金色河流》的。
      《金色河流》为鲁敏最新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鲁敏选取改革开放后民企勃勃发展背景下的第一代小老板为主人公，以穆有衡（有总）最后两年的晚境作为回望与观测点，他当兵时结交的兄弟何吉祥因帮他而意外死亡，临终前将在南方闯荡挣下的全部身家一手交托，以抚养其尚未出世的骨肉，却被他挪作“第一桶金”就此发迹，亦导致缠绕终生的罪与罚。不打不相识的特稿记者谢老师长年潜伏有总身畔，意欲破解他的财富密码，最终却成了有总的知己与亲人，在不断推倒重来的红皮笔记本里，有意无意中记录下有总沙里淘金的斑驳来路。患有阿斯伯格征的老儿子穆沧、痴迷昆曲酸腐无为的逆子王桑、身世不幸野蛮生长的干女儿河山，均是有总扶不起又丢不下的铁血柔肠与恩亲离合。

      鲁敏以近40万字的篇幅，借助一个家族40年的沧海桑田书写壮美的物质创造与接力流传，折射出从传统走向开放和现代的东方财富观与代际心灵史。《金色河流》直面不同个体面临的真实选择，书写流金岁月的温暖光影。作为改革开放同时代人，鲁敏以作家的身份自觉书写当下，最早一批活跃于社会各个行业的企业家自然在其视线观照范围以内：“书中有总（穆有衡）这个人，我惦记他许多年了，也准备了许多年。比如年代大事记，许多有价值的‘时代信息’都在大事记里。比如昆曲，我原来虽然看戏不少，但还得补读一些舞台剧本，连戏校的教材、排练录像等都拿来看。还有像孤独症研究方面，找专家的学术著作，找各个国家的纪录片等，以便把握好小说里各个人物的特点。”作家李洱表示，读者以前比较熟悉的“小老板”式的人物，是《子夜》里的吴荪甫，多少都有点负面观感，但《金色河流》里的主人公穆有衡，是一位步履不停的人物，鲁敏在处理这样的人物时，是怀着巨大的善意的。在小老板、企业家有总身上，物质创造不是途径，而是他全部的生活和寄托。有总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赶上充满机遇的八九十年代。他们这一代人，对物质匮乏有深刻而残酷的记忆，对真金白银也有着更大胆的追求和激情。“这么多年，我们都在享用着一日千里的物质进步，享用着文明所带来的速度、效率、技术、娱乐等‘好处’，鲁敏特别想写写有总这样生机勃勃的财富创造者，也写写他们正在离场的背影与将要留下的延绵。”

      另外，李洱还关注到书中女性人物独特的形象展现。他认为，这部小说里最核心的人物，除了有总，就是河山这个女性角色。书里还有一个女性角色是王桑的爱人丁宁。书里的每一个女性都有拯救自己的方式，而且非常合情合理。因为被抛弃而屈辱的感觉，以及最后拯救自己所带来的欣慰和喜悦。写出女性的光彩，写出光辉的一面，其实很难的，但鲁敏做到了。

      作家邱华栋则表示，作为鲁敏的第九部长篇，《金色河流》展现了她在写作上的巨大雄心。这本书有三个层次的书写：第一个层次是有总40多年来尤其是晚年与亲人、朋友、兄弟、对手之间的关系，在他处理遗产的问题时呈现出人性非常丰富的部分；第二层是对时代背景进行了典型面孔的塑造和创造性的价值表达；第三层则讨论了“人活这一辈子能够创造什么、应当留下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死”。《金色河流》这个书名，其实就已经蕴含了这三层内容，这是一条奔流着财富激情、闪烁着物质色彩的大河，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象征。

      同时，邱华栋也看重书中对昆曲这一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着墨。他认为，《金色河流》虽然直面财富与物质，是“献给创造者及其所创造的”，但依然对非物质的一面投以真诚的观照。书里借有总之子王桑及其好友昆曲团团长的屡败、屡战、屡勇，记录下六百年昆曲剧种在当下文化消费场景下的维护与守望之路。

      鲁敏是新世纪文坛中成就瞩目的70后作家，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凝结和绵延着她的文学雄心。小说在四十年的现实变迁和主人公穆有衡的人生回望中讲述了关于权力、伦理、财富的故事。鲁敏直面金钱与人性之间复杂的纠葛，凭借着“有总”的披沙沥金与斑驳晚景，折射人性的骤然转变和时间的永恒流转。在鲁敏的笔下，穆有衡拥有爱恨交加的传奇人生，迟暮之际成为“巨翅垂伏”和“尺缩钟慢”式的老者，他以忧戚和辗转之势陷入对既往人生的眷恋：关乎着永生的善念和时间的流逝。主人公穆有衡是改开大潮中最典型的“文学形象”，他身上凝聚交织了这四十五年来最为火热最为深刻的“中国故事”与“典型面孔”，成为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时代新人形象。从形而下的经验呈现到形而上的精神诘问——“财富观”在《金色河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摆渡作用，多位专家认为，鲁敏开创了文学史意义上的新的财富观，不是单纯地批判金钱，而是“把钱当作钱”。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从穆有衡这个人物形象入手分析了小说的“财富观”，认为有总的生动之处，既体现在他的原罪与救赎，也表现在结尾对金钱的处理，这一水到渠成的善念“暗含了当下时代共同富裕的路径和导向。”

      有总是一个腰缠满贯的富商，但来到终点时，钱对于他来讲已失去昔日的价值。鲁敏完全明白他的心思，特意描写到他坐在轮椅上还要去做的一些事。包括他来到久违的寿桃店前，望到曾经是半大孩子的门童已经长成壮汉。来到旧日的理发店今天的发廊前，怀念当年辫子小老板给他剪发的情景。他向家里保姆索要她的全家福照片，又索要保姆女儿、亲家公、亲家公哥哥的全家福照片，望着这些照片反复端详询问。

      显然，他是在留恋人生，而最留恋的不是金钱，是金色河流中流淌的金贵人情。他的大儿子穆沧患孤独症未婚，二儿子王桑已婚却是个丁克，这些曾经构成他订立遗嘱的主要障碍，使他发出警告，宣布没有孙辈便不将财产留给子女，却又终于发现，现成的物质并非对后代真正有益，并非是他真正想传达后人的价值。于是，这一辈企业家的故事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鲁敏一开篇便将有总放在“临终”这一严峻情境下，迫使他经验一番人生最后时刻的精神苦旅。不仅是企业家，普通人也会来到这个时刻，作品直接切入了人在灵魂飘散前的感知。

      这一代企业家中，有些人犯有“原罪”，有总也有他不愿轻示于人的心病。他的起家源自与老友何吉祥的合伙创业，第一桶金又与何吉祥的离世与临终托付有密切关联。以后，何妻沈红莲因生活困顿堕落失踪，女儿河山成为孤儿。有总虽凭借合作资金发达起来，却难以消弭内心的不安，派公关总监谢老师出面将河山以优厚条件领养起来，直到河山长大，就业、安排在身边。最后，在他的遗嘱中，出人意料地将河山指定为财产捐献机构的执行人。可以说，有总的一生，在事业上是成功的，广受人们称羡，但在精神上，承受的压力远非一般，他并不觉得自己比普通人过得更幸福。财富的最终去向，才使他彻底获得解脱。无疑，有总并非只知牟利之人，他具有令人尊敬的忏悔意识和赎罪理念。他所能做到的，超过了寻常人。忏悔意识和赎罪理念，这对于国人来说，是可贵的境界，作者通过对一个人物的塑造，深化了当代文学精神性写作实践。

      不仅如此，作者也精细刻画了有总周围人们的灵魂成长。王桑与父亲的隔膜由来已久，他只称有总为“穆某”，没有按照有总的设计在官场逐步升迁，却“就低不就高”地去凹九空间做艺术展览，后致力振兴昆曲传统，使有总大为失望。他怀疑父亲抚养山河的动机是为他找个“小妈妈”，为继承家产勉强同意妻子丁宁人工授精。他的作为与常见家产纠纷案中年轻人扮演的角色大致相仿，但父亲后来的变化深切触动了他，尤其是通过录音了解到父亲对母亲的真实感情后，更理解了父亲的想法，转为尊敬父亲的创造与财富处置方案。

      山河在失去双亲后，久已习惯玩世不恭，她来到穆家，也只是出于现实目的。她积极为穆沧的相亲出力，但后来被穆沧纯正无邪的精神世界所打动，产生了朴素的情感。谢老师尽心守职服务于有总，本怀潜伏报复之意。当年有总施展手段将他收归属下，他始终不忘积累素材，准备将来出版关于东家的传记。也是由于有总的转变，他有了更多元的思考和更开放的写作计划。
      《金色河流》中，每个人物都在悄然发生着向善的变化，作者的功力则在于使这种变化毫不生涩并水到渠成。同时，在小说情节走向的背后，还隐藏着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愿景，于无意中，作品折射出一派新的时代氛围。

      此外，鲁敏再次更新了自己的叙事策略，赋予小说作品异质的文体风格。作品篇幅有限，但内容上扑朔迷离；情节并不繁复，但解读上悬念丛生。这是缘由每个人物的面目并不清晰，心理上的迁移更在暗中发生，结局难以预测。特别在关于山河的身世上，长时间里迷雾重重，有待层层解剥，挑动了读者的神经。而小说又分明不属于悬疑一类，文中对涉及到的每种日常情状都写照细腻，生发充分，反而又使读者疑虑重重，注意力不容松懈。

      简言之，它是一部文字显豁却具有阅读难度的作品，只有在细读中体会作者的用意。这使人想起施克洛夫斯基所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读《金色河流》，是一个充分感受陌生化的审美过程，只有写作几十年的作家，才会流淌出这样老到的文笔。
      小说文本存在两种字体，宋体和楷体。宋体为主体，承担着叙事的主要功能；楷体的嵌入则常常脱离叙事节点，转向人物的回忆、思绪的流离或旁白的跟进，产生了立体的讲述效果。同样惹眼的，是一些段落中黑体字的标注，如“永生口诀（素材72）”、“黑暗原罪史（思路一）”等，它们来自主要叙事人谢老师的记录——前面说过，谢老师一直在暗中搜集有总的材料。这些字体的变化形成有趣的语言试验，给人印象鲜明，透视出作者充满活力的创造。

      穆有衡是具有典型化意义的文学人物，他的身上流淌和浸润着时代的精神困境和思想余绪。人物是小说最为核心的要素，举凡那些古往今来为人称赞的文学经典都是缘于其拥有着独特的人物。《史记》和《左传》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翘楚，根源于精湛的人物塑造艺术。在这样的意义上，鲁敏成功接续了古代的史传文学传统。她在小说中颇有意味地镶嵌了两个穆有衡的形象，一个是游弋在过去时间河流中的商业巨子，另一个则是体悟了生活和生命真谛的“有总”。两个穆有衡在现实与过往的时间交错中互相对话和博弈。这种巴赫金式的复调小说的追求，使得《金色河流》整体上具有一种结构上的“狂欢”和“先锋”气质。鲁敏的长篇小说创作技艺因此日臻走向成熟和完善。那个身陷“世俗囹圄”的穆有衡在困顿中努力挣扎、寻求救赎，直至风烛残年，才通透彻悟地理解了生存、生活与生命之间的隐秘关系，他因此得以望眼欲穿人生的另一片迷人的风景。穆有衡在清醒之际终于抛弃了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欲望和财富，竭尽全力地告别那个被资本荣光笼罩的穆有衡，最终选择以馈赠作为生命的终章，在脉脉流水般的生命余温中走向了澄明与清澈。鲁敏笔下的穆有衡让我们又爱又恨，他的人生会让行走在争名逐利和被金钱“异化”道路上的“穆有衡们”感慨万千。

      鲁敏在《金色河流》中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她的小说才情，她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小说不仅呈现了穆有衡沧桑巨变的人生，同时还通过子一代的生命历程点亮了穆有衡内心深处的“罪与罚”。他们是穆有衡最难以割舍的羁绊，老儿子穆沧身患阿斯伯格病症，没有任何世俗性的金钱观念，唯独倾心飞行棋和沙漏。穆沧对沙漏的钟爱，其实就是他对时间消逝和命运流转的深刻体会，一切终将在时间中开始而又必然回归至时间的永恒之流。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映像不会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有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的转瞬即逝。”鲁敏在《金色河流》中存在着同样的时间哲思，穆有衡身世的不幸，野蛮生长的干女儿河山对镜子的喜爱，以及穆沧对沙漏的爱不释手，都是出于对时间的凝眸和回望使然。《金色河流》在内容上固然是放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设立特区、民企兴起、国企改制、下海经商、资本市场、计生政策、结对助学、振兴昆曲等若干重要时代关键词均有闪现，一种勃勃昂扬的时代基调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百姓物质创造与心灵嬗变的发展历程。但具体到鲁敏的叙事，她的一些编排与剪辑不仅讲究且别有一番意味。一是小切口聚焦，将家国宏大叙事转化为家庭叙事。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地覆天翻的巨变在《金色河流》中只是通过有总这个曾经的普通国企工人一家所发生的变化而折射出来。作为一国之最小的组织细胞，家的巨变其实正是国之变革具体而生动的写真。二是即便是家庭叙事，鲁敏又进一步将作品面上的叙事时间浓缩为有总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有全知和个人两种视角的交替出现，但终究又都处于有总身患顽疾来日无多这特定情景的统摄。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回望与前瞻往往更加真实与真切。三是无论是回望还是前瞻，“罪与罚”始终是缠绕着作品的主调。由于有总得以兴旺发达的启动资金“取之不义”，因而即便“胜之”也依旧“不武”，一种“原罪”感深深地笼罩着有总，尤其是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际。由此就有了《金色河流》中一连串的“惊艳”之笔：有总的发迹是否光彩？谢老师这个人设能否成立？河山究竟是谁？穆沧与王桑这双“逆子”为何难以为继？“在穆有衡去世之前，兄弟两个，不论谁，生出孩子来，即可共同继承全部财产。若两人皆无生养，那么所有财产将在穆有衡死亡之后，执行全额捐赠”，而捐赠后的财产管理人竟然又是河山，这样的惊天遗嘱透出了有总怎样的心计？王桑与丁宁这样的“丁克”之家面对巨额财富又当作何抉择？此外，有总这个“土豪”竟然终身不敢与河山正面相见、河山与穆沧在相处后心中竟然又生发出一些柔软……仅依本人阅读所见，凡此种种“惊艳”之笔在所谓“折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百姓物质创造与心灵嬗变的发展历程”的作品中都是十分稀有的，读者不仅从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壮丽行程这一路走得是何其艰辛，更会感悟到接下去的大道依旧不会平坦。这或许正是鲁敏开掘出的这条“河流”得以泛出“金色”的奥妙之所在。

      经过以上概要的解析，可以小结一下我所认为的《金色河流》是“鲁敏作品中内涵最为复杂、表现力格外讲究的一部新作”的理由了。鲁敏过往的创作看似注重客体呈现，实则更在意的是主体探微，但两者转换间多少还是存有些许缝隙。这种缝隙其实不在大小，但凡露出一点便会令人有不爽之感，至少本人会这样。而这部《金色河流》的“内涵”尽管比鲁敏过往的创作要“复杂”得多，但因“表现力格外讲究”，过去那种多少要露出点的“缝隙”也随之消失。这其实很不容易，究其缘由，我想首先是有总这个人物被她“惦记了许多年”，“惦记”时间越长，对这个人物也就吃得越透，本是作为客体的表现对象不知不觉中已化为自己主体的一种倾诉，表现在创作上便是通过某种得体适宜的形式进行传输。具体到《金色河流》中，两种视角的使用也好，将叙述时长控制在有总生命的最后两年也罢，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种种，其实都是为鲁敏感觉传输起来得体适宜的一些形式，而反过来，这种得体适宜的形式也因其对有总的“多年惦记”而产生了浓郁的意味。小说人物的设置不枝不蔓、真切合理，完美演绎着作家的哲学意图，与此同时，作者将人物抛入时代的舞台之中，让人物自身的活动圈层拼接出社会的斑斓镜像。小说拉开了社会的景深，增强了现实的厚度，展示出改革开放40年两代人的诸多不同命运，形塑了典型时代当中各色人等的典型人生。

      面对经济的突然变革，人们陈旧的价值观无以应对，往往会被时代的巨浪撞击得粉身碎骨。有总的生意合伙人、他的战友、挚友改革开放之初去南方捞金，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临危之时把自己在南方挣下的所有积蓄交给有总，让他把钱交予自己在南方认识的情人和未出世的孩子。面对从未见过的巨额财产，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刚刚解放出来的普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偌大的诱惑使得有总人性中的恶萌发出来，侵蚀了良心，他内心里期待战友死去，将他的钱占为己有。因此，他故意躲在洗手间，想让一个重伤的人自生自灭。虽然战友的死最终还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恶念毕竟生发了出来，控制了有总。他去南方找到了战友的情人，却认定他们的感情只是露水情缘，情人的孩子也不一定就是战友的，于是他最终决定私吞遗产。这是一个经济转型时期的典型人物。在车祸事件之前，有总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海试水者，战友车祸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巨大的转向，与很多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下海人一样，人生的第一桶金将他塑造为成功人士，他顺利跨越了阶层。从底层的奋斗者到成功的企业家，龙门一跃的背后是命运标上昂贵价码的一次偶然，而这偶然性又体现了旧的经济秩序解纽、新秩序尚未成熟的变革时代的人生必然。面对以出卖良心为代价的机遇，面对无数一夜暴富的赢家，多少人的心性移宫易羽被历史裹挟着改头换面。

      河山的人生则展开了市场经济初期底层社会的残酷画卷。河山被抛弃后被送进一个私人孤儿院，这个机构实则是以利用儿童行骗谋利。这个以孤儿为营生的所谓孤儿院，是市场转型初期滋生的社会毒瘤，是底层社会的真实一隅。河山的人生则是这底层社会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个案。

      在有总的下一代王桑夫妇身上，折射出当下社会知识分子阶层因文化变革而决定的人生际遇。王桑和妻子还有谢老师的生活圈，是时下文化事业变革的一个缩影。传统文化的没落、文化机构的改革、纸媒大厦的倾塌，林林总总、历历在目：

      布艺扎染，手工宫灯，皮雕，葫芦烙铁，刺绣，编织挂毯……可能都没有人认为这是艺术——拍卖，获奖，大师，国际，那些才是。

      那年年底恰逢机构转改，一部分文化单位转企，一部分外挂脱钩。鸿鹄大志者与失意平庸之辈也都由此各自腾挪或被腾挪，王桑是后一类。

      也就是从伟正这里，谢老师算是管窥全豹，看到整个纸媒大厦，如何吱轧轧倾倒，如何高楼成平地，如何平地长衰草……

      王桑的妻子在学术刊物就职，她的生活是知识女性生活的横断面，日复一日的空虚，日渐失却精神延展的世俗空间挤压没了她们的人生意义。文化的起落与干涸，使知识分子逼近精神的困顿与价值的溃散。

      除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小说还通过有总的梦境演绎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典型人生。在一次梦中，有总见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他所熟悉的所有故人：因为农村老家彩礼问题而自杀的表妹，在工作中被压死的工人，跳楼的打工妹，破产猝死的学者，经商发迹后因风流被老婆谋害的老班长，因赌博而死的田老大……这些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被异化的悲剧性人生中暴露了部分社会转型中被无序竞争和道德沦丧所伤的弱势群体，他们没能走出命运的峡谷，淹没于繁华的纵深之中。

      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生不是由单个人构成的，而是来自群像的合力建造，也来自叙述者的立体呈现，在这一向度上，《金色河流》比同题材小说要更进一步。

      鲁敏说：“谢老师”在我的小说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和结构的存在。有的评论家把它归类为“元小说”，我觉得更像是齐头并进。

      要是没有“谢老师”这个人，我依然可以讲述“有总（穆有衡）”的一生，其实这才是《金色河流》的核心故事。但是我在书里放了一个非虚构写作现场，让“谢老师”在其中过这么一手，就比较有意思。等于说我和“谢老师”，一个在场外，一个在场内，“他”是非虚构的模式，我是虚构的模式——当然，我的虚构模式就是这本书本身。其实也是想把我们当下阅读环境中的这种“花开两朵”的现象，在小说中做一种汇合。

      我想通过“谢老师”来模拟一下，非虚构写作的“发生学”：身为特稿记者，“他”会怎样理解穆有衡这个人？可能一开始会抱有很强的批判色彩，比如“为富不仁”、“资本原罪”之类；慢慢地，随着接触的加深，或者说亲身参与了这种财富积累的进程，“他”的情感立场也会发生变化，对财富的创造及其创造者有了不同的站位与理解；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已经下不了笔了，不愿意、也不舍得来“非虚构”这个人了，而是考虑处理成“虚构的非虚构”……

      我相信当下的非虚构写作者，也会经历相似的写作阶段。你在介入一个题材之前，肯定会有一个基础判断，但是当你真正接触了这个采访对象，或者随着时间的推进，你自己年纪、阅历的增长，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郭进拴|浅谈魏微《烟霞里》的艺术特色

      魏微，原名魏丽丽，女，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院长。1970年生，江苏人。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作品，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学》《收获》《作家》等刊物发表小说、随笔数百万字。散文作品入选《2002年最具阅读价值散文随笔》（上海社科），《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散文随笔卷》《一代人的文学偶像》（中国文联2002年版），《作家文摘》《读者博览》《当代作家评论》《散文·海外版》《青年文摘》《文艺报》《散文选刊》《名作欣赏》等报刊杂志。小说曾登1998年、2001年、2003年、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2003年获《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获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译介海外。2021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烟霞里》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

      《烟霞里》以编年史和大事记的方式，书写了一个人的成长史，并借此反映中国40年来的社会变革，很见写作功力。小说由家族故事延伸到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画卷，其中饱含开阔、立体的生活内容，既具有宏大的格局和视野，又展现出细腻的生活质地。《烟霞里》为一代人立传，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贡献了新的美学形态和新的女性形象，讲述了出色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是一部人间烟火与时代风云相融交织的心灵史诗。魏微凭借对时代变迁的深刻体验、对日常生活的深切介入、对平凡人物的深情厚意，推出了内涵丰富、打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在题材的运用、体裁的把握、主题思想的提炼和艺术手段的发挥等方面展现了出色的才能。《烟霞里》是作家魏微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是一部人间烟火与时代风云相融交织的心灵史诗。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粤港澳大湾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为读者了解广州乃至大湾区广阔丰富的社会画卷、了解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灵及精神内核打开了一扇窗口。

      对于“70后”作家来说，编年史或许是讲述他们的最客观最有效的方式。这是中国少有的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一代，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下海下岗、房地产热、台海通航、中国加入WTO、非典等重大事件，但个体命运并没有遭受根本性的扭曲或断裂。在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他们的生活平稳平静，生命呈现出“均质化”的状态，类似于《69届初中生》《人生》《北方的河》《活着》等截取片段来讲述人物命运的方式并不适合他们。《烟霞里》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田庄个人的编年史，从1970年生至2011年死，另一部分是田庄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前面部分是田庄的家，后面部分是田庄的国，合起来就是田庄的家国，再概括一下，《烟霞里》就是一部有少女情怀的家国叙事。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从操作层面看，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魏微无疑给自己挖了个坑，一个大坑，很容易就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

      《烟霞里》出现了两个魏微，一个是作家魏微，一个是历史学家魏微，出现了两种叙事，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个人叙事的魏微，我是熟悉的，宏大叙事的魏微，我是不熟悉的，作家魏微，从来都是靠感觉写作的，想写就写，不需要任何准备，作为历史学家的魏微，我不知道她怎么当历史学家，给时代立传，起码要做扎实的案头工作吧，在我的印象中，她对八卦的关注远甚于宏大叙事，她居然为了写一本小说，做起了案头工作，而且还着实做得不错。对一个作家来说，同时进行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这两种叙事，经常会互相冲突，无法进行下去，让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需要技术。她似乎在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来去自如，毫无障碍，我发现，她的方法其实也蛮简单，就是以一个女人家长里短的方式，把大事变成了小事，把外部变成了内部，把严肃的评论变成了轻松的闲聊，她好像是成功了。10年沉寂。魏微虽然心没歇，笔未停，但至少有十几万字都是写着写着就“烂尾”了。原计划45岁时能发表一部长篇，结果写废了，她安慰自己说写不下去就算了，“多年来，关于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我疑心就是个笑话。”起了头，又停下。开始后，最终放弃……至今这十几万字还存在电脑里。王威廉劝她不要随便丢弃：“或许将来可以再找机会发表呢。”她答：“还需要壮胆。”

      直到2021年6月，魏微接了一个约稿电话，她的内心感受到了文学强烈的召唤。电话那头，是久未联系的人文社编辑，语气严厉地劝她抓住不多的黄金时间赶紧创作。魏微内心认同，也再次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但写废了太多后带来的不自信让她一时面露难色，“我忘了是怎么回复的，应该是没落定。”

      魏微当时正处于另一篇“废稿”的创作中。非虚构作品《梁启超传》耗了她三四年，但她沉浸其中，不愿从“烂尾”的泥潭里爬出来。接到约稿电话之初，她没有确认自己是否还能写，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以忙碌的工作来推挡。没想到，人文社领导隔天就跟她的领导通话了，单位表示要全力支持她的创作。“我好像是被逼上梁山了，不得不写。”

      合同很快就签了。从接受约稿的那天起，魏微少有地给自己立了一个时间规划。为了不让自己“烂尾”，每天写一千字。编辑一边热情地鼓励她，一边要求她每月必须汇报写作进度。

      2021年7月，魏微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情绪、准备语感。“我是很在意自己的语言的，找不到感觉就写不下去。”她翻出了自己年轻时读过无数遍的《红楼梦》和《围城》，这两部作品一直给予她不竭的文学智慧和灵感。这么多年过去，心里还是那么喜欢。

      “她是年轻夫妇的头生子。”酝酿了两个月后，2021年的8月1日，当魏微坐到电脑前写下小说的第一句，就感受到了文学的魔鬼光线照耀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我知道语言的感觉完全对了！就是那种字生句、句生句的感觉，可以源源不断地写下去……这是一种与之前写废了完全不同的感觉。但是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每天都很顺，但却不能确认第二天是否还能继续，始终处于未知状态。”

      50万字。这是魏微从未挑战过的长度。《乔治和一本书》，3000字。第一个长篇《一个人的微湖闸》，10万字出头。第二个长篇《拐弯的夏天》，十七八万字。《烟霞里》创作初期，魏微计划写30万字，但没想到成稿时超出了快一倍。作家毕飞宇起初犯嘀咕：“这个厚度和我知道的魏微不太搭，她的气质与腔调是一个很适合短篇的作家，我读的时候很担忧。我很怀疑她能不能写完。”

      读完后，毕飞宇评价说：“我读完了一部真正完整的长篇，魏微真的把它完成了，从头到尾都没有坍塌，《烟霞里》是确立的。”

      在《烟霞里》中，魏微以她擅长的抒情性和日常性风格，耐心地展开了时间的卷轴，在历史的进度条里一格一格地呈现出了田庄的生活：出生、成长、上学、青春期、上大学、就业、读研、工作、结婚、生子。生命的小舟在宽阔的河流中顺遂前行。这代人不用为了基本生存而涉足人性的险滩，但这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没有反叛性和攻击性，缺乏强烈的主体意识，形成了魏微称为“灰色”“混沌色”的性格：温顺、淡漠、软弱、不介入、甘于自我消泯，这也是“70后”常被垢病的原因。不过，批判者没有意识到，这代人的“灰色”性格并非任意妄为，而是时代的“果实”。“个性”“代性”与“时代性”往往互为镜像，互为表里。

      在“70后”作家中，魏微的代际意识几乎是最自觉的，从20世纪90年代创作开始，她一直在书写一代人的生活及其情感和精神际遇。从《小城故事》到《一个年龄的性意识》到《一个人的微湖闸》，从《从南京始发》到《异乡》到《化妆》，她的笔下总是反复出现一种心思细密的性格，一种躁动不安的时代气息，以及流动性带来的空间的变化和经验的碎片。说起来，在代际链条上，“70后”作家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他们或许在某些经验上可以“承上”，但由于社会的跃迁性发展，他们很难“启下”，很难将经验传递下去，在“80后”“90后”眼里毫无权威性和借鉴性可言。如今他们人到中年，不再在意自己在历史传承谱系中的命运，而步入了关于生死的思考。一个人一旦面对终极性命题，都会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就像叶落归根，就像《烟霞里》这个名字。“烟霞”取自一首唐诗，它和“尘”“影”“岚”“雾”“霭”“梦”“晖”等意象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时间艺术和生命哲学的表达。这种美学萧散飘渺，有着幻影般的“轻”和“淡”，迥异于西方哲学关于生命认知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理性之重。魏微用她的才情和敏锐捕捉到了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召唤，她记录时代的变迁，讲述家族的离散，将一代人的青春和往事氤氲出了亦真亦幻之感，用“烟霞”为一代人的生命经验进行指涉和命名，以轻盈之美掂起了“沉重的肉身”。从这一点来说，曾经与传统文化隔绝的“70后”终归还是携带着尘世的辎重，心平气和地回到了自己的“母体”。

      《烟霞里》的女主人公田庄，她的父亲在上山下乡的年月下放到故乡李庄，与乡下姑娘孙月华成亲，从而生下了田庄兄妹三人。因母亲心心念念想成为城里人，随着田庄父亲转干换岗，举家进了清浦县城，从而实现了田庄母亲的愿望。在改革发展的大潮中，进城后的田庄母亲以其强悍的性格大显身手，却因欲望不断膨胀，最终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而田庄父亲则一直当着芝麻小官，在史志办平稳退休，适得其所。母强父弱的家庭格局，影响着田庄兄妹三人的性格发展。出生于1970年的田庄，有着乡镇、县城、一线城市等不同地域的生活体验，这些生活地点成为她不同人生阶段的符号：田庄的童年符号属于李庄和江城，当父母将她从李庄送到爷爷所在的江城后，爷爷教她识字、阅读，使她萌生了对远方世界的向往；她随家人搬到县城清浦，度过懵懂叛逆的小学和中学时光，清浦成为她想要逃离却又无法挣脱的符号；她的青春记忆刻在江城的大学校园，童年生活的温馨过往、未能圆满的校园恋情以及对大城市的憧憬，带给她酸甜交织的生活体验；在广州，田庄成家生女，生活一度如鱼得水，但步入中年后未能摆脱空虚与挣扎，日子过得平直疲乏，终因心梗卒于2021年。

      1977年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上世纪90年代南下打工潮、中国加入WTO……所有这些曾从我们身边涌过的时代浪潮，在小说中再一次掀动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可以说，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的点。但最为遗憾的是，女主人公田庄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情，每当遇见一点爱情的火花她便立即掐掉。正因如此，田庄最终猝死的结局，难免会令读者为她而感到遗憾。魏微的发力之狠还体现在小说人物故事的结局上。1970年出生的田庄，其生命终结于四十二岁。这种结局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已经有了“预告”，从而使故事讲述超出编年体的“体例”，具有了某种“共时性”的特征。我相信，英年早逝这一命运结局，魏微不是为田庄个人设计的。她要的不是对个人命运的唏嘘叹息。她是要让故事戛然而止，历史也由此画上句号。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一种对于新生的期待。历史的车轮当然会滚滚向前，新的生命每一天都在诞生，时代也会打开更加丰富多彩、复杂多重的画卷。这就像魏微本人的文学创作一样，只要写作的热情和决心在，一定会在未来打开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个人的编年史”可以有无穷尽的续篇，我们有理由期待魏微的不断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田庄一生在清浦、江城、广州都生活过，但是李庄这个根，却深深扎在田庄的潜意识里。这个贫穷的村庄里有田庄父母的爱情，尤其是父母在众目睽睽下河边散步的桥段，让作品充满了诗意与浪漫。小说的名字《烟霞里》，如同烟火与霞光相互融会，不由得让我们眼前浮现出袅袅炊烟、晚霞燃烧的动人画卷。但“烟”与“霞”毕竟是短暂的，这似乎也暗示着作家魏微对田庄短暂一生的惋惜和对无法抹去的乡愁的浩叹。然而，聪慧、正直而深明大义的田庄，毕竟努力过、奋斗过，也感受过人生最美的“烟霞”，从这个角度来讲，她亦是无憾的。这是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分析和评判。这是一个人人生经历的叙述，更是对社会变迁的直接描写。《烟霞里》仍然有鲜活的魏微小说印迹。一座小县城，与之相关的一两个小村镇。一个乡村女子的成长史。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家庭成员在大善的前提下发生的各种矛盾纠葛与行为冲突。但魏微这一回显然增加了“重型武器”，“打击力”显著增强。从李庄这样一个小村镇开始，逐渐扩展到县城清浦，再扩大到地级市江城。地域的拓展也是家庭奋斗史的写照。这一过程中，魏微仍然坚持着自己以往的叙事风格，即小人物裹挟在大时代的风云际会里，微小却坚忍地活着；他们奋斗但不能说是奋斗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体现出奋斗者的姿态；他们顺应着时势潮流，因为他们并没逆流而上的勇气；然而他们并不愿意苟活，不愿意只满足于吃饱喝足，他们的精神和情感总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中，而且各自具有程度不同的反思能力。平淡的生活因此并不完全是平庸的，即使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却也有值得记录的地方。这就是小说的功能。

      魏微说：确实，写得很顺、很快。主要是语言、语感、语调找准了，另外还有形式感，编年体这个形式，我十年前就想写，因为没找到语感就放下了。这个形式我很喜欢，就像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可以搁进来，写作突然自由了。

      编年体貌似难写，一年年写，有很多限制，比如1992年的事，你不能放1993年来写。其实不是。我用了很多手法，比如穿插、倒叙、未来视角等等，形式找对了，基本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是形式感、一个是语言，有了这两样，写作很顺畅也在情理之中。

      在写作过程中曾跟责编聊，我说《烟霞里》是非常态的写作，有如神助一般，没遇上太大的坎，就或遇上了，至多是小修小补，很容易迈过去。甚至我在语言上都不太停留，不像以前那样字斟句酌，但写来觉得是对的。

      我的工作习惯是头一天写，第二天回头读，基本不用大改。每一章我都会读好多遍，这算是自我检视，虽然很挑剔，但读来我觉得挺愉快，就像看一个陌生人写的作品。累是真累，我一天平均十二小时的工作量，凌晨三四点睡觉是常态，有时写着写着天就亮了。

郭进拴|《远去的白马》，一部撼人心魄的精品力作

      我是在《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4期头题读到我们河南老乡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这部长篇小说的。

      朱秀海，河南鹿邑人，当代作家、编剧。一九七二年入伍，先后在武汉军区、第二炮兵和海军服役，两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海军通令嘉奖一次。曾任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乔家大院》《兵临碛口》《远去的白马》，长篇纪实文学《黑的土红的雪》《赤土狂飙》，中短篇小说集《在密密的森林中》《出征夜》，旧体诗集《升虚邑诗存》《升虚邑诗存续编》，电视剧有《百姓》《波涛汹涌》《军歌嘹亮》《乔家大院》《天地民心》《诚忠堂》等。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一、五、九、十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第八、十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艺术五十周年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奖，冯牧文学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等。《音乐会》入选“百部抗战经典图书”，《乔家大院》第二部入选二〇一七年“中国好书”，《远去的白马》荣获第十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二〇二一年“中国好书”。

      《远去的白马》荣誉榜

      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

      2021中国好书

      第十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

      中宣部2021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2021年度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年度好书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年度优秀畅销书排行榜文学分榜

      《中华读书报》2021年度百佳

      中国李庄杯·第18届、第19届“十月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首届十月年度优秀作家作品

      2021年2-3月中国好书

      中宣部出版局“书映百年伟业”好书荐读8月书单

      2021年3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3-4月优秀畅销书榜文学榜

      2021年第一季度影响力图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1年3月好书榜

      《出版人》4月好书

      《出版商务周报》2月好书

      第八届读友读品节推荐好书

      文学好书榜2021年2、3月榜单

      《远去的白马》是一部有深度、有创新、撼人心魄的优秀长篇小说。著名作家朱秀海密集采访了一百三十多位历史的见证人，收集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以一匹驰骋沙场的白马为引子，拉开了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的帷幕。

      《远去的白马》是一部有分量、有思考的军事文学精品力作。小说主人公赵秀英，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多次组织村民支前，带领全村民工队配合八路军作战。由于混乱中的一个误会，赵秀英和她带领的支前队来到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背井离乡、思念幼儿之苦没有动摇这位共产党员的心，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组织打粮队帮助三十七团度过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数次救全团于饥困。在战场上，她冒着从前线抢运伤兵，在敌军的轰炸中用血肉之躯架起战场通讯的生死线。解放战争胜利后，她继续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使命，为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本书根植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借助丰厚的历史史实，以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解放战争为背景，以清醒客观的文学立场审视和书写历史的复杂与真实、人性的善良与崇高，对战争场面、战场情节与细节的书写，对众多人物的情感与命运的描绘，均掌控有度，拿捏准确。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中纵横捭阖，以诗性的笔调和咏叹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无私无畏、信念坚定、生动饱满的共产党人形象，震撼人心，感人肺腑。

      小说主人公赵秀英，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多次组织村民支前，带领全村民工配合八路军作战。抗战胜利后，数万人民战士从胶东地区紧急渡海，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赵秀英和她带领的支前队也随部队来到了东北战场上。赵秀英和第三十七团一起出生入死，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从前线抢运伤兵，在敌军的轰炸中用血肉之躯架起战场通讯的生死线。同时，她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组织打粮队帮助三十七团度过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数次救全团于饥困。

      解放战争胜利后，她继续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使命，为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赵秀英出生在战乱时代的齐鲁大地上，血脉中自然传承着孔孟思想的正宗基因。这决定了她漫长人生的主要行事准则。十四五岁时，她遇到了主动担负民族救亡责任的一群优秀共产党人，特别是女共产党人林月琴，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和共产党根据地村长的职务，让她必然成了日本侵略者残酷打击报复的对象。日军的一次扫荡，她遭遇了在一天里母亲被逼投井自杀以保全清白之身和父亲被敌人残害的惨剧。失去父母的赵秀英，却又因为错嫁，埋下了婚姻悲剧的种子。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她丢下刚出生的儿子带支前队参加对侵略者的最后一战，领着乡亲们登上了胶东八路军主力跨海抢占东北的渡船。这次意外的登船，让赵秀英意外地参加了整个东北、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年多战争。在这期间，她以一个编外人员的身份立大功五次小功无数，促使一个三线团成为东北野战军最善防守的一线主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她知道了当年错嫁的真相，又经历了可能是她最好伴侣的欧阳政委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前夕，她终于回到胶东，向上级组织复命。她被告知档案中的婚姻对象、副团长刘德文已经牺牲，她带着错嫁的刘抗敌副团长的儿子，以烈士刘德文遗孀的身份，去沂蒙山刘德文家当儿媳。不久，赵秀英便得知刘德文没死，但已改名另娶。赵秀英一直坚持侍奉名义上的婆婆直到为她养老送终。赵秀英的传奇经历，让她在历次运动中饱受折磨。赵秀英这个胶东的女儿，靠着坚定的初心与信念，靠着在东北战争中结交的几个老战友，带着儿子在沂蒙山区开枝散叶，顽强地活到了近百岁，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八九十岁后，赵秀英又以当事人的身份，处理了实际上的丈夫刘抗敌和名义上的丈夫刘德文死后的家庭纠纷。

      这就是《远去的白马》里赵秀英七十多年经历的主要事件。这些人生经历的代表性、独一无二的传奇性和令人嗟叹的不可抗拒性，让赵秀英成为一个难得一见的、有深邃感的典型女性人物形象。《远去的白马》从女性视角全新解析战争，描写人民和普通士兵是如何面对战争的，展现在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中充满一代革命者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赵秀英大姐在抗日战争中，曾多次组织支前队，配合八路军作战。她以编外战士的身份与东北野战军第37团一起出生入死，经历了摩天岭战斗、四保临江作战、塔山阻击战等惊心动魄的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卓越功勋。解放战争胜利后，她继续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深藏功与名，在革命老区默默奉献自己的一生。像赵大姐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很很多，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如果说女性角色为全书注入深沉爱意和一缕温情，那么贯穿全书始终的“白马”则是书中几位重要人物的精神寄托和消融战争残酷的诗意表达。白马穿越历史时空奔驰而来，吟诵着英雄的“理想之歌”，承载着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

      人民是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他们的思想、事迹和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像一匹雄俊的白马奔腾在历史长河里，成为我们永远的怀念，成为历史的路标，成为时代的火种。

      对战争时代的泼墨描画，是《远去的白马》的主体部分，占到了约五分之四的篇幅。赵秀英这个典型形象在这一部分已经基本立起来了。同时，千秋、姜团长、欧阳政委、温营长、任鹏举、刘抗敌、赵大秀等人物群像，也都在这一部分个性化地呈现了出来。这二十几万字，把中国战争文学的历史还原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白马”作为一个充满诗意的意象，也被朱秀海浓淡相宜、有始有终地在全书中精彩地描画了出来。为了写好“白马”这个意象，朱秀海引用了古人创作的白马诗和白马赋，让“白马”的意象又多了历史的厚重和沧桑感。有了“白马”这个与赵秀英命运血脉相连的意象的成功书写，全书又呈现出空灵单纯、静穆高贵的品性。这也算是《远去的白马》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贡献。朱秀海显然也被革命圣女赵秀英所感动，也对革命的神圣性同样怀着景仰之情，因此他用了美好、干净和端庄的文字来讲述赵秀英的故事。最能体现朱秀海在艺术上对赵秀英的精心刻画，就是他特别拎出白马的意象来与赵秀英相伴。白马，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个美好的意象。在西方文化中，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白马王子。白马王子是童话故事里英俊的王子，骑着白马将落难的少女从邪恶的魔法中拯救出来。
      如今，白马王子成为了青春少女的浪漫情结，是开启爱心的姑娘对理想情侣的美好想象。赵秀英的新婚具有非常鲜明的革命年代的特征，她的婚姻是由组织上指派的。这样的事情看似违反了恋爱自由的原则，但在当年战争年代的残酷环境中又具有合理性，朱秀海不仅写出其合理性，也写出其人性温暖的一面。赵秀英期盼新婚这一夜能等来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她的白马王子是在一次夜袭炮楼的战斗中一起合作过的骑着白马的营长。她希望组织派来的新郎就是这位白马营长。虽然发生了阴差阳错的事情，但赵秀英真正等来了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朱秀海以充满诗意化的文字详细描述了赵秀英在新婚这一夜的心理活动，将一个纯洁少女与她的浪漫情怀定格在读者心中。白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有着更丰富的寓意。它寄托男人建功报国的雄心壮志，象征着优雅华贵的气质，也抒发自由潇洒的胸襟。朱秀海巧妙地将曹植、李白、徐悱、鲍照以及沈约等多位古代诗人分别写的《白马篇》直接移入小说情节之中，非常契合了赵秀英内心的神圣性。赵秀英所爱慕的男子，无论是英勇善战的刘抗敌，还是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欧阳政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白马。白马在这里显然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义，它象征着一个男人的远大志向。白马同时也是超凡脱俗的形象，它有着优雅的姿态，“连翩西北驰”（曹植《白马篇》句），惟有这样，它才会与革命圣女赵秀英心心相应。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白马这一意象也许会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而变得越来越鲜明，它确定性地指向革命事业，指向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最大的贡献，指向做一个高尚的人。可以说，白马始终暗喻着赵秀英的神圣性，在赵秀英的心里，永远有一匹奔腾的白马。飘逸的“白马”充满了梦幻般的诗意，而我的记忆却因贴近现实变得愈发清晰。过去认识的那些被尊称为大姐的老革命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们和钟情“白马”的大姐十分相似，都是一些看似普通却与众不同的人。这就是被革命战争造就的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她们吃过苦，遭过罪，多数文化程度低，但有智慧，有倔劲和韧性，办事干脆利落，能够快刀斩乱麻。她们的年龄、军龄或党龄相对长，比连排干部甚至营团领导还要长，也没有显赫的职务，但觉悟高，接地气，说个啥大家都爱听。她们来自不同家庭，都有传统美德，还有一些叛逆，属于那种不受旧礼教束缚的女性。她们待人厚道，尤其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倾其所爱，表现出女性的细腻和慈母般的感情。她们不自私，能为别人着想，有苦果自己吞，有眼泪往肚子里流，遇到事了敢站出来顶上去。差不多具备了这些“硬件”，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叫她大姐了，那些看似很了不起的官职、头衔一类的东西就会被人悄悄收起来。一声声亲切的称谓，被叫做大姐的人无形中就有了感召力和凝聚力，成为这支队伍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飞奔的“白马”把激动的风儿甩在了身后，我循着远去的呼哨走进了那个燃情的岁月，内心不免又有些苍凉。多少年了，表现革命战争的文学无数，但能看到几位大姐的形象堪称艺术典型而难以忘怀？或有一部鸿篇巨制能把一个大姐的沧桑贯穿始终，把人物的悲欢离合写得荡气回肠？很遗憾，我所读过的像大姐这样的人物，即使有也是绿叶衬红花，笔墨不多，内涵不深，分量也轻，不能给人记忆里留下烙印。默默无闻的确是大姐们可贵的品质和鲜明的特征，但让这些中国革命的“无名英雄”在我们的作品中也一直“默默无闻” ，就不能不说是革命战争文学创作的不足或缺失了。

  令人欣慰的是，党的百年诞辰到来的时候，一匹如“飘雪”般俊美的白马带着历史的雄风向我们飞奔而来，一位身手不凡的革命大姐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向我们大步走来。多熟悉的场景呀，多可爱的人物呀，不再流于表面点缀的肤浅或落入机械、概念的模式，而是还原了她们有温度、有深度还有厚度的本来面貌，带着女人味、乡土味、火药味和人情味，敢作敢当、敢爱敢恨、有血有肉，集大俗大雅大智大美于一身，就这样飞身跃马踏破关山披着一身征尘进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英雄画卷。

  遍地雷火的平度城，波涛汹涌的渡海船，还有千钧一发的摩天岭和敌众我寡的新开岭，再到二道河子阻击战、狂轰滥炸的白台山，大姐总是以冲锋的姿态与生死同行，把一道道“鬼门关”踩在脚下，搭起了属于她人生的“凯旋门”。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残酷的战场上展开了宏阔的画布，用阵地的硝烟、血还有被烧焦的土地和松枝的油化作特殊的颜料，描绘出了一个农家妇女成长为支前队长的战地肖像，质朴粗犷，英武豪放，灵动中带有几分妩媚，有勇有谋又平添了一笔浓厚的传奇色彩，一时间成为了官兵们敬佩爱戴的英雄。

  但英雄不只过“生死关”，还要过亲情关、爱情关、友情关。后者虽不见枪林弹雨，却也是荆棘丛生举步维艰。大姐离乡背井，骨肉割舍，爱的人和亲的人绝情离异，心仪的人也在战场永别。从来刀枪不入的她，有时心在滴血，对死神没眨过眼睛的她，也会泪流满面。作者把自己擅长的抒情笔触深入到大姐如深潭般的内心世界，顺人之本性，写七情六欲，由表及里的情感挣扎，由浅入深的内心煎熬，彻底颠覆了以往此类人物的老套路，大姐的情感波澜跌宕起伏，留恋故乡的人间烟火，割舍不下的儿女情长，想爱懂爱又无法爱不能爱，所有个人的渴望欲望都和对胜利的热望期望交织在一起，以她最纯真圣洁的感情打动了身边所有的人，大姐的形象也因此充盈了血肉而显得丰厚饱满。

   当胜利到来的时候，功勋向她招手，仕途的大门也向她敞开，“荣誉关”“名利关”又成为新的考验。但大姐心在战场而不在官场，她很享受拿匣子枪的感觉，也很享受让炮弹在敌群开花的感觉，她骄傲生命中九死一生的体验，更自豪亲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的人生辉煌，即使已有的功名不能成为现实，也不计得失，不怨组织，一如既往去奉献自己的一切。作者正是通过一个革命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之变，写出了一种化茧成蝶的境界之美。同时又能以求实的眼光观照全局，忌拔高，慎渲染，遵循战场的逻辑，尊重历史的真实，尽量原汁原味地勾勒出大姐的精神轨迹、家国情怀、尚武情结，还有暗藏于心的情愫，就像是现代中国画纵笔豪放的泼彩，画幅神形兼备气韵不凡，把大姐宽广敞亮磊落的性格表现得酣畅淋漓，从而使人物形象得以进一步升华。

  在路的尽头，当往昔的战友都在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大姐却要为消化战争酿成的苦果忍辱负重，还要为成全别人的婚姻和家庭幸福奉献终生。这是大姐人生中最复杂最艰辛最让她矛盾纠葛的一段苦不堪言的经历，也是全书中让这个人物最深刻最出彩最能够动人心魄达到高潮的地方。相对来说，对敌斗争好写，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难书。作者没有采取回避或掩饰的态度，而以敏锐的目光去捕捉人物隐蔽在内心深处的阴影，大胆准确地剖析那些也曾是英雄和模范及他们儿女心灵的“病灶”，真善美和假恶丑的鲜明对比，犹如精致的工笔把大姐的道徳情操描画得十分优雅。当大姐以鲐背有五的高寿，以德报怨送别故人，以爱解恨启迪来者，一个步履蹒跚、满头银发、和蔼可亲的慈母站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激情如火、气势如虹、不减当年风采的英雄站到了我们面前，一个心底无私、灵魂高洁、为革命为战友献出自己一切的共产党人站到了我们面前。

      朱秀海说：小说中关于白马的诗篇，全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写下的。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白马在书中只是一个意象，却是由一个真实的故事引起。1988年，我采访了一位红军老战士，抗日时期他是山东某主力团的副团长，像书中的刘抗敌将军一样，也是上级出于将一批红军干部留在山东抗战到底的考虑，安排他于某夜去根据地某山村与一位女村长结婚。当天夜里鬼子扫荡，新婚的女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骑上白马成功突围，他却在突围成功后回头发现刚刚离开的新房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成了一团冲天大火，而他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山村，他一直认为那位和他做了一夜夫妻的女村长当时就为了掩护他牺牲了。这位首长在后面的谈话中一直没有再提到过这位女村长，但作为采访者的我知道，他不讲并不代表他真地忘掉了女村长和自己的这次婚姻。接下来这位首长开始讲他的白马，一直讲一直讲，其中特别讲到他奉命渡黄河南下，将不能上船的白马放归北岸，看到白马在夜气中像影子一样一闪就消失不见了。这次采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仍然不能忘怀，事实上这位不知名的女村长也成了本书中赵秀英大姐的原型之一。等我十多年后开始采访37团的老战士，再听到有关白马的故事，上面那个故事就突然重新异常鲜明地在我的心中浮现了出来。

      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知有多少位像赵秀英大姐这样的女性牺牲者留在他们活下来的丈夫心中，让以后有了新的家庭的他们欲说还休，转而去讲述自己对一匹白马的怀念，其实他们怀念的不是或者不止是白马，他们真正怀念的是那些他至死也不知道当初突围离开后留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的曾经的妻子，她们是真地当时就牺牲了还是依然活着，如果活着以后的日子又是怎么熬过来的，今天的她们又身在何处。无论时光过了多久，他们自己又有了几次婚姻，都会在心底记住那个救了自己的亲人和她的生与死，我甚至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思考，这样的思念一定会伴随他们的一生，直到生命的终结。

      朱秀海将小说标题定为“远去的白马”，这或许暗含着他的一种忧伤。因为小说也写到了当下现实的丑陋一面，写到那些只认钱和只图个人利益的人所做出的龌龊的事情，革命的神圣性在这些人心中荡然无存。但是，朱秀海不止是忧伤，他还以浩荡之气书写了“永远的白马”。永远的白马就是革命圣女赵秀英。这也就是小说为什么结尾要结在白马上，因为朱秀海他相信，白马是永远的，革命的神圣性是永远的，革命圣女也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