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分析了《有生》的地方性与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暗示性与修辞性，哲理性与抒情性，以及作品本身的思想关系。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表示，《有生》不仅有文学性、思想性，更有独特性——它在精神气质和生命态度上提供了新鲜的东西，以祖奶为代表的人物形象也成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独特的存在。

      小说的人物关系正是以祖奶为原点推开的同心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张围绕她所结成的绵密蛛网。每一缕蛛丝都是一个小人物的微观生命史，每一次叙述的宕开，都要重新回到具有神奇引力的祖奶那里去，才能重新出发。这种结构的设置让小说的叙述自由而不至离散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恒常与变动之间，呈现百年乡土中人作为开端的“生”与作为过程的“活”，其间熠熠闪光的是对生之艰难的承受与抗争。《有生》中，胡学文以“宋庄”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展开对相关人事物象的描摹，其目的并非是向读者提供一个解决现代性进程中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文化断裂的“乌托邦”形象。而是将“宋庄”作为寓言化的“原乡”而存在，作为一个承载有关回忆、欲望和人间种种悲喜剧的容器。它向读者提供的是一种和解的力量，提醒读者不论是任何时刻存在的本质从来都是暧昧的、混沌的，唯有生命赓续的力量清晰而茁壮。然而，作品的原乡叙事进程同样遭遇了现实主义叙事的两难困境。小说《有生》最大的文学价值，应该是以生见死，以生的状态去对抗民族与族群灾难，从而形成一股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气神。

      在这部小说当中，主人公是一位从事接生工作的乡村妇女，她依靠一定量的巫术、传统的接生技术和中医传承的一些药剂药方，为张家口一带的百姓们进行着接生工作。在主人公的接生内容当中，读者们可以看到老百姓这种生生不息的状态。有人生，有人死，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百年孤独”的事情。胡学文的叙事野心，也可见一斑。

      同时，在“祖奶”这个主人公身上，还有一种中国女性的质朴、善良与对于生殖力地追崇。前两者，放在当下，很容易达成共识。而后者，放在当下，估计部分青年女性读者会瞟白眼——又生殖癌上身了。这是当下女性的一种族群心态的新变化，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有生》小说当中，较为具备震撼力的，是“祖奶”在自己年过半百之后，面对众多儿女纷纷死掉的事实之后，她“随便又找了一个男人”，开启了自己生育孩子的人生模式。从大的角度上讲，这当然是以生之希望，对抗死之悲凉。这种对抗，是否有效，那是哲学问题了，我这里，又不赘述。

      基于以上这些，小说《有生》是有叙事厚重感的。它的文学价值，尤其是作为张家口地域文学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和莫言之于高密，贾平凹之于秦岭，刘震云之于延津一样，胡学文通过这部《有生》，奠定了“张家口”和“胡学文”之间的牢靠关系。很多作家，一辈子都在奠定这个，但一辈子都未能成功。《有生》出版于2021年1月，是作家胡学文历时8年创作而成，全书近60万字，出版后迅速包揽了2021年度国内几乎所有文学专业奖项。《有生》是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以接生了大约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读者构建起一方土地上的生命本相。作为一个跨越百年历史的家族故事，《有生》是关于生命、命运和百年中国历史的沉甸甸的小说，它被评论家认为是百年中国的生命史诗。

      《有生》的创作基本沿袭了胡学文以往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但由于小说叙事既涉及对具有神秘气息的人物及事件的描写，又包含对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双重言说，因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无法满足文本叙事的要求。换言之，小说原乡叙事进程中现实主义遭遇的两难困境在于，它无法处理写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难以解释流动的时间与固定的空间造成的悖论。有鉴于此，在部分具体描写中胡学文有意采用现代主义手法对文本叙事的罅隙进行了填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两相结合表现在文本的原乡叙事进程中，一方面加剧了小说故事层面的戏剧化冲突，从而形成了文本叙事的巨大张力；另一方面则为读者阅读文本留下了充分的阐释空间，促成了作家、文本、读者间对话关系的形成。   

      小说中，乔大梅对自己出生前、年幼时以及瘫痪后发生的事件的描述，是通过上帝视角得以完成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读者将自己视为文本叙述者的读者，他就会认为乔大梅讲述的一切是真实的，而这份真实则来源于他对“祖奶”这一具有神性的人物设定的认同。但是作者的读者，即理想读者则能够清晰地知晓胡学文在这段叙述中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以想象的方式代替乔大梅做出了叙述，从而判断出这部分叙事是不可靠的。而当读者发现“祖奶”这一人物充斥着作家本人的修辞意图，是在刻意引领读者将接生这一职业化的行为等同于行善积德，那么“祖奶”在小说叙事中的权威地位将会受到威胁。更进一步地，当读者重新回到故事时就会发现，乔大梅这一人物的日常话语具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在面对政权变更、民族战争和子女离世的场景时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与理智，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扁平化的倾向。但胡学文又在小说结尾处，引入了祖奶与死神之间的对话，通过神秘力量的介入淡化了人物的缺陷。因而不同的读者对文本阐释不同，会影响文本叙事的最终走向，从而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形成循环往复的交流与对话。

      胡学文在小说的后记中提及他原本预备借鉴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和托尼·莫里森《宠儿》的叙述方法，也就是“鬼魂叙述”，以避免长时间单一“活人叙述”的冗长乏味。“鬼魂叙述”在当代文学中并不缺少样本，远的如方方的《风景》，近的如余华的《第七天》。或许是不够新奇让胡学文最终放弃了这种讲述方式，给鬼魂添了半分生气。他将小说的主要叙事人祖奶乔大梅设定为“半死之人”：躺在床上，失去活动能力，无法通过言语、动作甚至眼神与外界作出任何沟通。从社会性的意义上来说，祖奶可谓虽生犹死，但若论感受力，她却远比活人更“活”：耳朵和鼻子“依然好使”，能闻到“四季的气息”，听见“村庄的呓语”与“暗夜的叹息”。这种敏觉的留存让祖奶成为了宋庄隐秘的洞悉者，她如树洞般沉默地收容和接纳着人们的“嫉妒、苦痛、不幸、秘密与哀伤”，却不会真正地进入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谁都能够毫无顾虑地向她敞开心扉，哪怕只是在倾诉中寻求片刻的治愈。祖奶甚至化身具有超凡感应力的通灵者，懂得花朵与沉默万物的语言：

      声音是有颜色的，自然也有形状，我看得到。如果说这是异禀，不如说是上苍对一个卧床十多年的百岁老者的恩赐。寒冷的西风是青紫色的，如一根根粗壮的圆柱，仲夏的南风是淡粉色的，如一匹匹悬挂的绸缎；喜鹊的叽喳红艳如豆，大雁的啼鸣深黄如丝；宋品的哑音是深灰色的，如燃烧后的煤渣；麦香的诉说是青白色的，如干裂的豆荚。

      此处的文字或许受到了兰波的启迪，象征主义式的通感给中国北方厚重的现实乡土注入空灵与超越的美感，让小说不断交错在实与虚、重与轻、潜沉与超越之间。“半死”即“半生”，祖奶无声地站在“阴阳交错的境域”，她既洞晓“生”和“活”的全部意义，又能够聆听从她生命中经过的亡者的声音，更能联结起此岸与彼岸所有精神与情感的精微处。这让人想到别尔嘉耶夫的论断：此生此世只不过是真理的一半，意味着“有限与封闭的视野”，而另一半真理在死亡之中。只有身处时间与永恒之间裂开的深渊，才能参透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半生半死”的祖奶形象及其叙述方式，足以构成胡学文对当代小说的贡献。

      如果说余华的《活着》讲述的是如何忍受、不死就好；《有生》则关乎生的抗争、活的光彩。胡学文带来了北方大地上如此艰难、如此坚韧的生存图景。与好死不如赖活的福贵不同，每当小说中的人物行至生命艰难处，我们都能看到主体性的对抗。祖奶乔大梅选择接生婆作为志业，无论拜师多难、接生多苦、丈夫如何反对，始终不改其志。“接生”对她而言绝非为稻粱谋，而是天地之间让她能够立得住的支柱所在。“接生”之于祖奶，是渡人，更是自渡——“一种痛覆盖着另一种痛。没有接生这镇痛剂，我不知自己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当至亲纷纷远离，祖奶也曾被死亡诱惑，在深夜寻找“去另一个世界的通道”，此时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我若去了，那些婴儿怎么办”的念头迅速将她拉了回来。接生是她无法违抗的“天命”，也恩赐般地助她度过艰难。

      祖奶对生命怀有大敬畏与大慈悲，无论民族、贫富、敌友，在她眼里，生命的初始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应该被一视同仁地接纳。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女性人物身上充溢着仁慈“地母”的神性光辉，但是胡学文并没有在这一意义上过多停留，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她作为活生生的人的面向。在祖奶身上，人性远大于神性，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对“生”的强烈渴求。在她那里，“生”是“生存”，也是“生育”，活着就是希望，死神夺走五个孩子，那么就“生更多的孩子”，用生生不息的力量对抗无常的苦厄。

      不能好好活，也不能痛快死的时候，人将会面对无穷无尽的烦恼。胡学文笔下有个新奇的、许是来自方言的词叫“驱烦”。“驱”，《说文解字》曰“马驰也”，“驱烦”便是如跃马奔驰般将烦恼驱散。宋庄凡俗男女烦恼层出不穷，需要周期性地驱一驱，才能继续活下去。宋慧的苦来自于儿子与众不同的性取向，每当烦恼满溢，她就盼着丈夫杨八叉狠狠打她，盼不来就主动“找打”。这匪夷所思的法子在宋慧那里有无法反驳的内在逻辑，被打了才能叫出来，而嚎哭则是“驱烦”的良药——“心里苦么，苦就嚎么”。对她而言，“有烦就得驱”，不然就活不下去。类似的“驱烦”方式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杨一凡极度烦躁时，要猛吃辣椒；罗包烦闷时，唯有豆子的香气能带他进入安宁世界；逮着啥猎啥的毛根，妻子去世、孩子怪异，全靠那杆祖传的猎枪来遣忧。这些“驱烦”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些近乎怪癖，但其中分明有一种人与在生之烦对抗的强力。唯一无力“驱烦”的，恰是看似无所不能的祖奶。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蚂蚁在窜”，既是祖奶意识流动时的情节推动力和节奏调节装置，同时也极具象征意义。祖奶身上那只谁也看不见、找不着的蚂蚁正如无人能解的烦恼，最终还是让人不胜其烦、不堪其扰却也无可奈何。

      如果说上述对抗大抵在现实的意义上展开，那么《有生》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展现了一种超越性的对抗，胡学文用诗意的笔墨描绘了有生的乡土有灵、有魅的一面。羊倌的女儿喜鹊从野猫的扑咬下救下一只喜鹊鸟，它很快领着三十只同类前来报恩，听从她的调遣。女孩喜鹊成了“喜鹊之王”：“上学时，它们在头顶，直到学校门口。放学回来，它们亦在头顶。它们是它派来的，轮流值守，轮流护送。那是宋庄的一大奇观，而她则是奇观的主角。”人与鸟的生命甚至在朝夕相处中形成了同构，“那叽叽喳喳于她不只是识别码，不只是情绪的探测器，还是她的呼吸她的血液”。

      宋庄的奇人系列里还有祖奶的女儿白杏，她生来痴迷飞翔，所有带翅膀的生物都让她着迷，飞翔于她而言具有致命的吸引：

      我想就是飞这个字，电光石火地唤醒了她，或者说，飞是魔力，她被魔力控制。她欢叫着跑起来，由脊顶冲向屋檐，双翅振飞。

      白杏最终死于飞翔，或者说，她原本就注定只是现实世界的梦旅人，短暂的存在寓示着一股朝向天空的、挣脱现世的力量。这种欲求或许深植于每个匍匐于大地的人心中，正如祖奶所想：“我是闭着眼说的，不愿错过飞掠的白影。如果可能，我宁愿就这样闭着，凝望着白杏飞翔，或让她带我飞翔。我没飞过，太想尝尝飞翔的滋味了”。

      如花和钱玉又是一种。他们不沾土气、不接地气。如花爱花、种花却不卖花：“以宋庄人的标准，如花不是过日子的女人。起先还以为如花种那么多花要卖钱，待知道二两肉也换不回，直言她脑子有问题”。钱玉也同样“不靠谱”，捣鼓不能吃、不来钱的风力发电机、飞翔机。在宋庄人眼里，结了婚的钱玉和如花不但不务正业，而且近乎疯狂，他们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跑到田野里欣赏闪电：

      如花喜欢闪电，她认为那是上天的花朵。虽然一闪即逝，犹如昙花，却能照亮整个大地。……让她惊喜的是，钱玉居然也喜欢闪电。钱玉说你喜欢上天的花，我就陪你看个够。

      情深不寿，要在天上为妻子种花的钱玉死于矿难。无声无光的死让如花梦中的钱玉“脸很黑，像煤块”，“转眼变成乌鸦，在屋里盘了一遭，从窗户飞出”。如花从梦中惊醒，果真看到了一只向北飞去的乌鸦：

      越过田野树林，如花慢慢收住脚，蝴蝶河两岸的草野上，数百只乌鸦或蹲或立，像在召开盛会。如花喜极而泣，她相信钱玉回来了，他变成了乌鸦。她不知哪只是钱玉，但知道他就在其中。

      除了如花自己之外再无人相信的转世之说成为了她活着的念想，“一切又和从前一样了”。《有生》中这些超现实，甚至魔幻现实的笔触以丰饶的想象力，为我们展现了现实世界之上的超越性维度。作者拥有两种视角，既俯察大地上的一切，又仰望天空与至高的精神世界，由此实现了现实性与永恒性的同时在场。百年乡土，是作家写不厌的文学母题。胡学文的乡土文学创作决心来源于他曾经的农村生活经历，毕业后回乡镇任教，让他对身边“小人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也坚定了他乡土文学创作的决心。

      再后来，由于工作调动，他长期生活在城市，可从未中断过那棵自乡村里萌发出的根芽。直到现在，胡学文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乡村走一走。不告诉任何人他是谁，穿最普通的衣服，陪农户挖挖土豆，与他们聊聊天。

      如今许多离开农村的人说，老家农村回不去了。他却觉得，这是不存在的问题，“那是我的根，我要回去。另外就是乡村在变化，我要了解这种变化。”

      胡学文说：“我觉得写城市题材我的想象力会受限，还是写乡村更自然，更能发挥我的想象，也更容易有激情。”他写乡村，未必就是现在的乡村，可以往前推，写80年代的乡村，90年代的乡村。

      他认为，作家们天然就和小人物站在一起，引用村上春树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钟山》副主编贠淑红与胡学文相识已久。在她眼中，胡学文低调、友善、简朴，对物质生活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对文学却是精益求精，“《有生》书写了中国百年的历史维度，探讨了关于生命价值的重大命题，细节丰茂，我们也很有幸刊登了这部作品。”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说，作为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作家，北方故乡是胡学文创作的起点，也是他重要的精神来源。乡土文学的根是长在土地里的，天生具有生命力，“所以50多万字的《有生》，掷地有声，没有多余的字眼和内容。里面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独立的，血肉又是粘连到一起的，总体呈现出了近百年的中国北方乡村的变迁。”

      以胡学文为代表的作家存在的意义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乡村和城市联系上的精神通道，“当我们面对快节奏的生活，找不到自我，感到困惑和疲累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返回的路径。”

      《有生》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定格在我们时代的案头，顺理成章的追问是：它对我们身处其间的当代，对我们的同时代人，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读它？熟悉乡土的读者自然会有足够的理由，他们可以从中看到熟悉的昨日世界和今日景观。胡学文是忠实的乡土描摹者，正如有评论家指出：“如果没有农耕文明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包括对乡村的人事与农事，甚至游牧（放羊）文明的经验，是无法写出如此恢弘深刻的作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生》仅为拥有乡土经验的读者敞开。在它长达百年的历史画卷中，附着于乡土之上的大历史是隐现的背景，被推到前台的则是个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对如我一般缺乏乡土常识的读者而言，《有生》意味着一种力量，对抗生之苦难、对抗在生之烦，对抗这个机械复制的扁平时代对想象力的剥夺。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生》是对人类无限心灵世界的复魅，一种顽强而丰饶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