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片《九零后》里，百岁老人杨苡引了巴金的话——长寿是一种惩罚，但杨苡说，活着就是胜利。

1919年，杨苡在天津一个大家族出生，祖辈上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她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是第一个将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以《呼啸山庄》之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她的先生赵瑞蕻也是中国翻译《红与黑》的第一人。

是的，在年岁之外，杨苡也足以成为传奇。

今年杨先生103岁了。近日，由杨先生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是杨先生目前唯一的口述自传。她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十一月的一天，余斌和编辑给杨先生送样书，我也跟着一同前往。沿着南大家属区的小路一直往前，在一栋宿舍楼下轻轻推开一扇小铁门，就到了杨先生家里。蒙蒙细雨中的小院格外安静，左边一排腊梅枝叶繁茂，右边一棵黄绿相间的石榴树直窜上二三楼。连接小院和里屋的是一间可以晒到太阳的玻璃房，一眼望去就见墙上贴着八个大字：“遵照医嘱，谢绝来访”。

杨先生家的小院。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来开门的是杨先生的生活助理陈姨，她热情地带我们走进里屋。客厅不大，白墙上挂着各种照片和字画，角落里的老式家具和杂物在暖色灯光下散发着温馨的气息。它们被主人精心呵护着，橙色沙发椅的靠背盖着绒面枕巾，木桌子上铺着白色花纹布，书柜里的词典和文集横竖有致，连布偶娃娃都穿着漂亮的衣裳。还有一个专门的玻璃柜用来摆放各种各样的猫头鹰：瓷的、木的、玻璃的、陶土的、毛绒的……在所有动物里，杨先生最喜欢猫头鹰，她相信那是智慧的存在。

杨先生穿着羽绒服，斜靠在卧室床头等着我们，床头还有一瓶可乐。自从八月的一场生病，她一直比较虚弱，但看我们进来了开心地挥了挥手。

“她很喜欢聊天，原本家里也很热闹，老有人来。不少人被她称作‘小友’。大伙回去后她会觉得累，人来的时候她还是很开心的。”余斌说，要是以往，杨先生肯定不会躺在床上见客。

寒暄间陈姨招呼我们坐下、喝水。她悄声告诉我，杨先生今早起来，还描了眉呢。

（一）

“样书到了，看看还满意吗？”

当年第一次登门，余斌就在杨先生家的小客厅坐了两个钟头，后来聊天的次数自然多了起来。有时他忙，杨先生会问怎么不来了；有时杨先生来电话，就为告诉他今晚第几频道有个什么节目；有时家里来客人，杨先生说要有兴趣就一起来聊天。二十多年相处，他成为杨先生最亲近的“小友”之一。

看到样书的杨先生显然很高兴。她忙戴起眼镜，把书接过来，一下翻到了她17岁从中西女校毕业那年的照片。

当时照相很贵，出身世家的她不经意间留下了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照片。因为还没有彩色胶卷，照片是黑白的，喜欢画画的她就自己给一些照片上色，倒也得意。有一张照片里她穿着十分漂亮的绿色旗袍，说是那阵子参加毕业典礼、晚宴，都要穿这一件。

杨苡17岁时自己上色的绿色旗袍照。

还有一张17岁的照片也是彩色的，是她在“美丽照相馆”照的。那家照相馆在天津很有名，掌镜的就是照相馆的老板。

一看到这张照片，杨先生就打开了话匣子，很有兴致地和我们说起它背后的故事。当年这个老板没经过她允许就把照片放大了搁在橱窗里，还上了色。她一开始都不知道，直到同学看见了，还开她的玩笑。但有一次，她母亲发现了，特别不高兴，跑去和老板说我们家不兴这个，意思是“那种女子”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人看。

母亲是杨先生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为是家中的“大姨太”，为人处事格外小心。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坚持人要有本事，她说过：“我就是要把三个孩子好好养大！”在杨先生的记忆里，母亲总是严肃的——她认定哥哥和姐姐能读书，但最小的那个“不用功，而且笨”。

“我母亲应该会对这本书满意。”翻着书页，一度沉默的杨先生突然对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母亲以前说，出什么书啊。当然除了鲁迅是吧，她认为要出书就要像巴金那样。”

母亲（左二）与杨宪益（左一）、杨敏如（右一）、杨苡（原名杨静如）兄妹三人的合影。全文图片若无特别说明，来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二）

杨先生把巴金视作一生的师友。17岁那年，她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了平生第一封信。她读《家》，感觉自己像觉慧那样想要出走。新文学作家中，哥哥喜欢胡适，姐姐喜欢冰心，她最崇拜的就是巴金。

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她欣喜若狂，恨不得告诉每一个遇到的人：“我收到巴金的亲笔信！”她一开始瞒着母亲，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母亲不语，心里也有些高兴——那可是巴金啊。晚年母亲还说到了这事，说杨先生就知道玩儿：咱们家那么多故事，你怎么就写不出一本《家》呢？但母亲对巴金的影响又有点耿耿于怀，认为杨先生后来读书乃至婚姻不听安排，“都是给巴金害的”。

1938年7月7日，杨先生离开天津，前往昆明，由此开启她从西南联大到中央大学的岁月。直到今天，在她的脑海里，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人依然像过电影似的走来走去，“他们”在她的讲述里尽是日常、琐细，又好玩的一面。

比如，当年吴宓给联大学生上“欧洲文学史”，讲到但丁的《神曲》会比画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同学们笑了又笑。一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吴宓还直接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

杨先生想到这里还说：“不知他这样深情呼唤时，是否想到了毛彦文，我想下面的学生大概都有联想，他的那段恋情，联大学生中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当然，也不光是毛彦文，吴宓有爱美之心，上课点名点到漂亮女生，也会直直盯着人家说：“Beautiful！Beautiful！”

又比如，杨先生第一次见到萧乾是他到昆明为《大公报》组稿，当时在一家茶馆里，长条桌，萧珊、王树藏和她几个女生坐一边，穆旦、林蒲、赵瑞蕻几个男生坐另一边。沈从文给萧乾撑场子，具体说什么忘记了，但她记得桌上老有苍蝇在零食上面飞，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她看了想笑又不敢笑。

那阵子她和萧珊、王树藏成了极好的朋友，经常“三人行”。有一次去沈从文和张兆和那里，把林徽因带来的大肉包子“一个又一个”地吃了。沈从文说要读“生活”这本大书，让她们想家了就到这儿来。

除了文坛中人，杨先生也常遇见其他大人物。在中央大学借读时，她曾两见“蒋校长”，每一次都挺滑稽。还有一次她错过了，是蒋介石出席毕业典礼，结果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不以为意，去的人稀稀拉拉，还在台下交头接耳，让蒋介石大为恼火。

当时蒋介石问台下：“你们像老师的样子吗?”台下没人搭腔，他又说：“我替你们回答——不像！”又问学生：“你们像学生的样子吗？”然后自己回答：“不像！”参加典礼的同学跟杨先生描述当时的情形，还模仿蒋的表情、口气，边说边笑，好玩死了。

（三）

就在第一次听杨先生讲蒋介石的故事后，余斌提议：“要不我们做口述史吧”。

“你要做，我就说。”杨先生欣然同意。

她曾收到周有光那本大概只有五六万字的小精装《百岁忆往》，认为她的也可以弄成这样。但余斌觉得《百岁忆往》“删繁就简”的处理并不适合，因为杨先生讲述的最大特点就是“繁”，是那些场景式记忆带来的大量细节——它们是小说家再也虚构不出来的。

他喜欢听杨先生一遍遍地讲述，反反复复地念叨。其中许多事他已听过好几遍，但他还是期待新的细节旁逸斜出。口述史初稿写完后，他一度想在书名中嵌入“碎碎念”三个字。“为什么碎碎念？其实就是心里纠结一个事，放不下一个情结。”

那什么事杨先生最会反复讲？

“大李先生。”余斌说。

大李先生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经巴金介绍和杨先生通信。从第一次见面到杨先生去昆明念书，大概半年时间里，她收到了来自大李先生的四十多封信。她给巴金写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就更流水账一些，包括吃了什么，到哪里玩，要看什么电影，遇到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大李先生喜欢音乐。有一段日子，每到下午一定时间，杨先生就会把房间里对街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上放唱片，并开到很大的音量。母亲对此不解，但无论在房间还是街上都发现不了什么。这是一个小女生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大李先生每天都会经过这里，那音乐就是放给他听。回忆起这一段，杨先生说过：“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当时外面关于他们的相处已有一些风言风语，她对传言感到气愤，觉得那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和亵渎。要去昆明了，她抱着“昆明见”的信念和大李先生告别，不想大李先生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始至终，他们连手都没拉过。

大李先生摄于天津英租界花园。杨苡到昆明后他在一封信里寄来的。信中说，地点是他们一起去过的地 方，他是特地在那儿拍的。

“很多人说大李先生是杨先生的初恋。杨先生自己也在心里问：她和大李先生之间是不是爱情？大李先生到底爱不爱她？”余斌说，这是她的心结，“杨先生今天是一个答案，明天或许又是一个。”

这话很快得到了印证。就在收到样书这一天，面对我这样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杨先生自己说起了大李先生。“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不过这个年龄差在现在也不稀奇。”“我们碰都没碰过，外面说我们在谈恋爱，多恶心啊。”

我顺着她的目光往斜后方看，发现了一张大李先生的照片。它贴在一个置物柜的高处——那是她每天张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四）

余斌明显感觉到，对于人情世故，杨先生自然有一个百岁老人的沉淀，但在有些地方，她对人和事的整体感知其实停留在了某一个时段，她的讲述常常充满“少女心”。

比如她对朱自清的印象就比较一般。她曾住在朱自清和沈从文编“大一国文”的那栋房子的里间，一日因为和朋友说话声音太大被两位先生“批评”了。当时她出去道歉，只见朱自清绷着脸，也不理她，她因此对朱自清的印象就不大好。

“她一直有一种女生的状态。如果她的同龄姐妹们还在，她能马上回到学生时代，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讨论的话题就是当年谁喜欢谁，哪个女孩最好看，哪个男孩最有才华。”余斌说，就连现在，杨先生对电视中人的评价也往往是“好看不好看”“风度怎么样”“穿衣怎么样”等等，特别女生的那种。

她也清楚口述内容有朝一日将公之于众，但真讲起来了，她常忘记这一点，只待讲完了才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讲出去啊。”有时还会再加一句：“这件事我只讲给了你听。”

“这可不得了。意思就是，万一哪天传出去了，那肯定就是我说的了。”余斌摊手。

他感到其中最难的就是尺度的把握。杨先生对她在意的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保护，但口述史如果回避很多，必然失去本意。母亲对于声誉十分看重，姐姐杨敏如过去对于杨先生的忆旧性文章也多半否定，杨先生对于家族的维护虽不像母亲和姐姐那般，但多少还是受到了影响。

“其实杨先生有点两难。一方面，她崇拜巴金，希望冲出家庭，但另一方面，她一直背负着母亲的目光，无意中会以很多传统观念来约束自己，其中就包括——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

余斌告诉我，杨氏兄妹三人，杨宪益是真的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他是男孩，从小在家族里备受宠爱，但母亲和姐姐听到“姨太太”的议论都会气得大哭。杨先生属于“夹在中间”，她崇拜哥哥，以哥哥为榜样，经常想不在乎，——的确经常也是不在乎的——，只是和杨宪益比，不免还是顾忌多一点。

“她向来不喜欢别人说她是名人。她这么说，也这么想，但原因并不在于名人是往高了说，而是她希望别人眼中的她，是她想让大家看到的样子，不高不低。真实太难说了，也许大家都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五）

这些年有很多媒体采访过杨先生，也早有人想给她做口述。余斌揣想，杨先生之所以愿意和他来做口述史，与他的平视态度有关。在聊天一样的氛围中，访谈者与被访者都是更放松的。杨先生有她的直率，也有她的顾忌，这一点正像普通人一样。

“我们生活在时代里，都会被时代限制，就像西南联大人在今天自带光环，但真正了解一些细节后，我们也会发现当时人也有他们的限制。”余斌说，我们对不同的时代很容易产生想象，往好里想可以是传奇，往坏里想可以十分阴暗。但无论是“民国热”还是“旧社会”，都是一种被引导的想象。“想象往往源于我们对现实不满，但这不等于真相就是想象本身。”

他相信历史的真相是存在的，也永远值得我们去追寻。他做这份“可遇不可求”的口述史，一是希望以此靠近真实，二也始终清楚个人的记忆是选择性的，个人的视角是受限的，如果说口述史能通向真相，那必须是将无数份个人口述史叠加在一起。

也因为这份口述，余斌越加体味出杨先生作为普通人的弦外之音。一来，杨先生的人生穿越了几个时代，见证了无数的人与事。二来，杨先生的自传还留下了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更是念兹在兹。“可以说，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

在余斌印象里，至少九十五岁以后，杨先生已经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了，同时也时不时说她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她还会对别人有意无意的避讳表示不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奇怪！

2019年，杨先生正式跨入百岁，一向反对过生日的她却很开心，甚至不止一次说起她的“得意”。因为在2019年之前，外人已把她当作“百岁老人”的传奇，就连病房里的医护和病人都像看大熊猫似的不时来探。直到2019年，她才觉得自己在岁数上不担虚名。

她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她的记忆力。每每不慎跌倒，她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先检测记忆力，要是某个人名想不起来了，便会心下一沉：得，记性全坏了！

她也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早上醒来回忆梦中细节，默写她背过的诗、唱过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今年八月住院后，杨先生发现自己的很多感觉都没了，之所以喝可乐，也是因为可乐好像还有点味道。但她还能清楚记起中学时唱过的一些歌曲，一字不落地把歌词写下来，有时是中文，有时是英文。

“杨先生会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翻看这本书的。”从杨先生家里出来，余斌说，“这一本凝聚了她‘岁岁念’中的‘碎碎念’，完成这本书，也成为她的一个心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