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疆域”，如同老北平之于老舍、上海之于王安忆、西安之于贾平凹、迟子建之于哈尔滨，提到南京，也一定会想到叶兆言。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南京”，叶兆言在2019年以一部非虚构历史题材作品《南京传》为家乡立传。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叶兆言一直保持着稳健而旺盛的创作姿态，长篇新作《仪凤之门》首发于《收获》2022年第一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是叶兆言迄今为止创作的13部长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2月17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社主办的叶兆言长篇新作《仪凤之门》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江苏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收获》主编程永新，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育海，以及批评家等近20人出席研讨。研讨会由丁捷主持。

“叶兆言说了，写多了自然有好东西”

邓凯评价叶兆言是“南京最好的文化代言人”，是文坛公认的德艺双馨的劳动模范。《仪凤之门》作为最新长篇，依然聚焦叶兆言最熟悉的南京和历史题材，“他永远怀着一颗炽爱与好奇之心，即便对自己已然熟稔的领域，仍在试图写出一个不一样的南京。叶兆言以他的深厚学养和独特的文人气质写出了南京城的林林总总，写尽了南京城的前世今生，也写活了南京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迹变。”他表示，《仪凤之门》以一个小小的城门，见证一个民族的砥砺与沧桑，见证一座城与人的创伤与坚韧，在悠长的时空脉络中呈现出一部鲜活的人物成长史，是一部厚重的城市进化史和一部流动的时代发展史。他认为，《仪凤之门》兼具思想性和文学性，是当代时代语境下一部不可多得的描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上乘之作。

毕飞宇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对叶兆言最深的印象：一是散淡，二是实验，三是勤奋。“他是一个彻底的没有尽头的文学实验者，这和他的修为是贯通的，他不在意自己的得失，不在意自己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也不在意在哪一个作品中有了闪失。诗人庞德说‘技艺考验真诚’，在如何讲好故事这件事情上，兆言是无比真诚的。他喜欢一切形式的实验与探索，宁愿写坏了写砸了，也不追求轻车熟路。他以竞技般的专业精神来要求自己每一部作品有所创新。”毕飞宇并表示，真正有资格说“写作是我的生命”的没几个人，叶兆言没有向文学发誓，也没有向生活发誓，但他用他漫长的、强有力的写作告诉了我们：写作真的是叶兆言的生命。

汪兴国则在致辞中回顾了叶兆言的创作历程：叶兆言自1980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40余年笔耕不辍，迄今已创作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类作品近千万字，约40本作品海外翻译出版。叶兆言是江苏省紫金文化奖章的获得者，入选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333工程”培养对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江苏省文学艺术奖、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杰出作家”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叶兆言为江苏文学、江苏作协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荣誉，是文学苏军领军人物之一，也是江苏文学当之无愧的骄傲。”

劳模——是写作者叶兆言留给很多人的印象。程永新提到一件有趣的往事，“上世纪80年代末，有次我到小县城碰到一个写作者，他让我给他提意见；我说有的人要多写，有的人要少写，你就是要少写，抓到好的题材反复打磨。后来他瞪着我说，叶兆言说了，写多了自然有好东西。”

叶兆言曾说：“写作是我的生命”，这短短7个字做起来却用了40多年，在臧永清看来，一件事坚持40多年不是功利心驱动，而是纯粹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他对写作的敬意、热爱实在令人钦佩”。“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到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很多内容，每一页都不是只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这背后是他几十年扎实的积累和对世界的把握。”臧永清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作家，叶兆言作品的语言风格举重若轻、冲淡平实，惊涛骇浪都掩藏在散淡平实之中。“《仪凤之门》将小人物和大时代交织，以虚写实、以实写虚，无论从内容和小说的叙事艺术来说，《仪凤之门》都是一部能够深挖的富矿。”

“《仪凤之门》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杨逵，另一个是南京城”

“我每看一个地方，脑海里的画面就跳回我在下关插队的时候。”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细读了《仪凤之门》，“下关是三教九流群聚的地方”，拉板车的、开洋车的、码头工人……小说以南京的城市历史和人物命运为主线，描绘了南京的独特风景和市井风俗，将南京人大大咧咧的性格写得非常到位。丁帆认为这部小说是整个城市文学的巅峰之作，将传统和现代、人物命运和城市命运融合在一起，“《仪凤之门》也是南京城市的传记，同时也是人物风景、风俗所构成的历史长镜头”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也注意到，近年来，叶兆言的南京文学版图正悄然转移：早期的写作空间以秦淮和鼓楼为中心，后来则转移到下关。“这可能是叶兆言新的南京书写的重要起点。叶兆言的南京书写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南京城市，而是要在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视野下书写南京的城市故事和人物命运。”

比照空间的位移，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认为《仪凤之门》与前作《刻骨铭心》在时间上一脉相承，《仪凤之门》“将叙事时间的开端向前回溯了近二十年，即以晚清为始而止步于1927年春天英美军舰的炮火中。”由此，《仪凤之门》建立起小说特定的历史时空定位：以南京的北大门——仪凤门为支点，串联起了近现代南京城的历史脉络、城市轨迹与百姓生活。“这段历史确实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小说里面的人物成长中最重要的时段。这关键的20年，封建主义根基发生了动摇，民主革命、民族革命风起云涌。”《文艺报》总编梁鸿鹰指出，《仪凤之门》的写作很好地将历史的非虚构和文学的虚构完美融合，这给写作者很大的启发。《思南文学选刊》主编黄德海进一步剖析小说选取的时空节点认为，“一开始的码头也好，当时的开放情况也好，其实是整个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起点的设置点。如果这么看，《仪凤之门》就不只是一本历史小说，它思考的是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

在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看来，仪凤之门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场域。“为什么叶兆言要在‘仪凤门’中间嵌入一个‘之’字，我的理解是通过这种处理强调那座叫做‘仪凤’的城门，意在赋予仪凤门历史见证的人格化特征。”王春林表示，这个意义上，“《仪凤之门》有两个主人公，通常意义上的主人公是杨逵，另一个是南京城。所以小说也是两条结构线索，显性的是杨逵的命运浮沉，隐性的是南京现代性的发生发展过程。”

“既是南京历史的文学表达，也是作者个人的生命表达”

“一个普通人物的命运在这样一个动荡时代里的处境和命运，是小说最有特色和最有价值的地方”，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裁潘凯雄认为，小说以底层小人物杨逵为主人公，讲述近现代以来中国动荡频仍的时代大潮中他如何从无足轻重的黄包车车夫，一步步上升为下关地区举足轻重的商人的故事。正是在这一过程，“《仪凤之门》通过个人真实建立了历史真实。”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表示，“叶兆言是在写一个平常人甚至是一个庸人的发迹史，杨逵有想法、有主见，但谈不上有雄才大略和大智大勇，这个人物是叶兆言有意选择的。这样的个体没有多少主体性，他很多时候是被历史的潮流和生活的惯性卷着走的。”《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饶翔也认为，“他有意把人物面目模糊，降低主体的个性”。通过这些处理，他“把个人从大历史重新拉回到一种生活空间和自我空间，这可能也是叶兆言要表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仪凤之门》是一个历史老人式的带着疏离的表达，叙事调性是慢条斯理、不动声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注意到，小说的叙事速度是放在前半段——一个人的成长期，后面更加复杂的人生反而一笔带过，其叙事重心放在日常生活而不是一般的军国大事。整个小说弥漫着一种悲怆感，这是跟普通人共通的人生感喟。

叶兆言精心设计了故事的侧重和留白。“他比较注重过程和行动，对发生的事件逻辑有时候不展开，包括里面的爱情故事，很大程度上让读者自己去联想和丰富。”在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看来，短短几年杨逵完全变了个人，这是一个“底层小人物遭遇大时代的故事”，而“细节和空白的处理恰恰显示了大时代的特殊逻辑，在这些地方能看出这部小说特殊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刚则由杨逵联想到美国学者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人力车夫，他们不断遭遇他者、遭遇爱情、遭遇历史，身不由己地卷入时代的动荡中”。

另一方面，通过细节，叶兆言持续筑造着小说的历史实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提到杨逵被拽辫子的细节，这些叙述细部显示了叶兆言“历史氛围和社会心理的把握特别地道”。

张光芒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仔细勘测了小说的细部构造。“小说的内在结构有三点”，张柠注意到，一是“门”，门是静的，用门的变化串起诸多细节；第二是“车”，车是动的，借此把东方和西方、现在和历史串联起来；第三是“门”和“车”在历史背景下的形态变化。“这就是小说家的思维。历史的感受是有的，但小说的内在结构不是以历史的逻辑，而是以人、事、物的情感逻辑来的。”

张光芒则指出，作为一个现代性时空交汇的场域，小说借由仪凤门、下关码头、江南水师学堂、阅江楼等这类城市历史空间，以及三仁车行、歆琪记、棺材铺等这类承载人物命运沉浮的空间装置，“细致雕刻了富有南京地域特色的空间实体”。

“小说很独特的地方写出了南京这样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底蕴和力量。”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说，“这部作品既是南京历史的文学表达，也是叶兆言个人的生命表达，南京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作品中那些南京百姓的底色。”

作家叶兆言

叶兆言表示，关于《仪凤之门》，他其实一开始想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但到了真正落笔时，上海的故事消失了，写南京显然更加顺手。“作为一个作家，我不想开一个土特产店，只为南京说话”，在他看来，《仪凤之门》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座城市，“不过，写出来后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写’最重要。”“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写作的人，我觉得我还能写又想写，而老天爷居然还给我一些状态让我写出来，我特别心存感激。”

“每个人都有自己进入叶兆言作品的方式”，丁捷总结时说，叶兆言的作品不管多么难以把握、多么多姿多彩、多样多变，叶兆言作为一个作家，给同仁和读者留下的共识点就是他的执着与纯粹，他用生命融入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罕之贵。

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