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天书》在国内一鸣惊人到远赴海外工作生活、登上国际艺术舞台，从享誉盛名的艺术家到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他的人生轨迹因艺术而倍显辉煌。

　　近日，《证券日报》专访徐冰，探求艺术背后的思想源泉。

　　《证券日报》：在著名诗人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那本书里，你的文章中提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许多思潮中，你都是一个观看者。为什么当时选择做一个观看者，而不是一个介入者？

　　徐冰：这不是可以选择的，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我当时很仰慕像北岛、王克平、马德升这些人。“星星美展”、“四月影会”我都会去看，但我不是主角，不属于介入的人。这跟性格有关，虽然我对这些事感兴趣，但我性格本质的那部分比较腼腆，或者说比较老实、循规蹈矩。所以虽关注这些人，但是不可能成为他们，因为没有这种基因，没有这种准备。

　　《证券日报》：事实上，重要的是从艺术的思维、从艺术的角度切入生活本身，但它是否需要物化为作品并不重要。这种艺术的角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持续地影响当地人对这个环境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徐冰：不是，是从生活和公益的思维切人艺术。但是话说回来，你要真的让你的工作有效，还必须要找到一种具体的方法、手段或者说程序，或者不叫艺术语言，但是必须有一种落地的手法。

　　《证券日报》：与其它学科相比，在你看来艺术的本体功能或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徐冰：其实我是没有权力说艺术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对我来说，我很少想艺术形式、风格的问题，或者说艺术到底和其它领域的区别是什么，它发挥作用的渠道和其它领域的不同在哪儿？我只知道艺术家的本份是必须要找到并落实到一种艺术语汇，你才能够完成艺术家该做的事，可能和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可能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和创造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如果叫做艺术的语汇上，艺术家会，就是艺术家有这一段本事可能是别人没有的。

　　《证券日报》：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认为自己的历史的责任是什么？

　　徐冰：没有想过那么大的事，我只能够说，其实还是每一个个体与社会构成怎样的一种交换关系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给纽约年轻艺术家的信》，信很短，那里谈的是我对价值观的一个判断和对作为艺术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判断。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底在这个社会上是干嘛的？很多人不太懂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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