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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洋行之王》，作者：刘诗平，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就在东印度公司禁止其大班代理印度商品、达卫森行成立的同一年（1813），大清帝国的皇宫内竟然发现有侍卫及太监吸食鸦片，这不免使嘉庆皇帝大为震惊。

还在5年前（1807），北京城内出现的售卖鸦片事件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年年底，粤海关为此特别颁布禁烟令，除了重申外国人不准将鸦片运入中国外，还规定为外国船只承保的行商也要负连带责任：如果保商胆敢违犯或规避禁烟令，承保装有鸦片的船只，一旦查出，不独销毁鸦片，担保该船的行商、通事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在禁烟令中，再次加大了对行商的惩处力度：行商必须以书面形式，保证他们所担保的外国船上没有携带鸦片。如果保商胆敢与其串通售卖，不向官方报告，一经发觉，除拿捕该船并驱逐出境之外，担保的行商也将“逮捕法办，治以应得之罪，决不稍予宽贷”。

两广总督的禁烟令掷地有声。对于出现鸦片走私的责任承担问题，广东地方官员进一步完善了十三行行商的保商制度。来航中国的外国船只必须有十三行商人作保，否则不得贸易，保商担负着外国贸易的一切责任。这样，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一些责任，最后的板子将打在十三行商人的屁股上，因为行商在查禁鸦片问题上所负的责任愈来愈大。也因此，史籍不乏记载一旦出事后，一些行商与外商合议商讨办法，力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实，即使行商真的想与鸦片走私不发生任何瓜葛，他们也不可能独自完成禁烟大任。因为对禁烟应负最大责任的广东各级官员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除了在形式上大做发布文告之类的表面文章外，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履行禁烟之责。

1810年，北京城里又查获一个鸦片烟贩。嘉庆皇帝震怒不已并发布谕旨，要求北京各城门严查密访。同时，广东、福建方面更需严格查处，务求断其来源，不得敷衍了事，视中央律令为一纸空文。

1811年年初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于当年6月26日在澳门约见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的负责人。松筠说，他已经收到皇上的特别谕旨，加强禁止鸦片买卖这种非法贸易，希望东印度公司合作，阻止这些危害无穷的鸦片。鸦片扩散的责任，无疑在东印度公司方面，因为鸦片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不列颠殖民地……

会谈后，东印度公司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我们注意到总督上述关于鸦片的谈话时，我们完全相信，这只不过是形式，而没有一点会采取任何有效步骤来查禁这一贸易的意思。众所周知，政府官员一直认为默许这种贸易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在这种背景下，比尔·麦尼克行经营鸦片越发大胆起来。1813年11月，比尔·麦尼克行的主要合伙人比尔与澳门的葡萄牙法官阿里阿加（Arriaga）联合，进行鸦片投机买卖（澳门法律禁止法官从事任何贸易活动）。比尔提供资金86 7万西班牙元，鸦片的实际交易则由阿里阿加经营，盈亏双方分摊。

第二年（1814），比尔又以900箱鸦片作抵押，要求东印度公司广州方面向孟加拉国签发相当于80万西班牙元的汇票，比尔保证几个月内还款，同时每月支付1％的利息。东印度公司对比尔在鸦片贸易中的才能，显然十分信任，因此大笔一挥签出了这笔巨款。

鸦片商人的钻营，东印度公司方面的保护，连同清代官员的腐败和失职，鸦片走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发展。1815年，一起轰动一时的鸦片案在澳门爆发，鸦片贸易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