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苏轼《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鉴赏

## 一、原诗

> **其一**
> 姚宋亡来事事生，一官铢重万人轻。
> 朔方老将风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
> **其二**
> 潭里舟船百倍多，广陵铜器越溪罗。
> 三郎官爵如泥土，争唱弘农得宝歌。
>
> **其三**
> 琵琶弦急衮梁州，羯鼓声高舞臂鞲。
> 破费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

（版本或有小异：首句“事事生”一作“事事兴”，第二首“舟船”一作“春船”，义略同。）

## 二、题解与背景

《开元天宝遗事》是五代王仁裕所撰笔记，杂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轶闻琐事。苏轼这组诗是“读史有感”式的咏史诗，借开元、天宝之际由盛而衰的历史片段，寄托对朝廷用人、边功、聚敛、奢靡的讽喻。

三首诗分写三个侧面：**边事（石堡城）、漕运献宝（广运潭）、宫廷奢靡（缠头）**，合起来恰好是盛世表层之下危机的三个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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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逐首赏析

### 其一：咏王忠嗣，褒仁将不贪边功

> **姚宋亡来事事生，一官铢重万人轻。**

姚崇、宋璟是开元名相，史称“姚宋”。他们去世（罢相）之后，各种事端纷纷滋生——这是总起，点明贤臣凋零是国事转衰的起点。“一官铢重万人轻”一句极警策：铢是极小的重量单位，**为了一个微末的官爵（战功），竟把万人性命看得比它还轻**。这正是对穷兵黩武、以民命换取边功的尖锐批评。

> **朔方老将风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

朔方老将指名将**王忠嗣**，他曾节度朔方，持重安边，不轻启边衅。玄宗命他攻吐蕃的石堡城，他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若强攻“必死者数万”，所得不如所失，主张“休兵秣马，观衅而取”。玄宗不悦，李林甫乘机诬陷，王忠嗣被贬而死。后来哥舒翰奉命强攻石堡城，**唐军死者数万，果如其言**。

“风流”二字极妙——此处不作“风流韵事”解，而是指**仁者的风范、将帅的识见与风节**。苏轼特意拈出这位“不肯取”的老将，正与首二句“一官铢重万人轻”形成对照：一边是不恤万命的邀功者，一边是宁肯获罪也不愿牺牲士卒的仁将。褒贬尽在不言中。

### 其二：咏广运潭，刺献宝邀宠、官爵滥授

> **潭里舟船百倍多，广陵铜器越溪罗。**

“潭”指**广运潭**。天宝初，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在长安城东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运，聚江淮漕船数百艘，船皆署郡名、陈列各郡特产：广陵（扬州）船载锦、镜、铜器，会稽（越州）船载铜器、罗、吴绫……“广陵铜器越溪罗”正是直接化用《旧唐书·韦坚传》的记载。潭成之日，“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盛极一时。

> **三郎官爵如泥土，争唱弘农得宝歌。**

唐玄宗排行第三，宫中昵称“三郎”——苏轼用此俗称，已含轻讽。玄宗见广运潭之盛，大悦，对韦坚“特与三品”，又赏赐、升转了一大批官员，**官爵滥授如泥土**。

“得宝歌”更有来历：先是民间本有《得体歌》流传，“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体歌”。开元末，田同秀谎称见玄元皇帝（老子），说陕州桃林县古关令尹喜故宅有“宝符”，遣使求而得之，玄宗以为殊祥，改桃林为灵宝县。韦坚潭成后，陕县尉崔成甫翻出旧词，改作“**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那**”，使数百妇人鲜服靓妆、鼓笛齐奏，争相歌唱。所谓“祥瑞”“得宝”，不过是臣下献谀、天子受谀的一场闹剧。

苏轼的讽刺正在于此：**以虚假的“祥瑞”换滥赏的官爵，漕运之利被包装成颂圣之典，盛世气象中已埋下虚浮的祸根。**

### 其三：咏宫廷歌舞，刺上下竞奢

> **琵琶弦急衮梁州，羯鼓声高舞臂鞲。**

《梁州》即《凉州》，是唐代大曲；“衮”（滚）是大曲中节奏急促的一段，故曰“弦急”。羯鼓是玄宗最钟爱的乐器，曾称其为“八音之领袖”，常亲自击奏。“臂鞲”是舞者套在臂上的皮制饰物。两句写歌舞之盛：琵琶急促，羯鼓高亢，舞袖翻飞，声色犬马之状如在目前。

> **破费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

“八姨”指杨贵妃的八姐**秦国夫人**（杨氏姐妹中，大姨韩国夫人、三姨虢国夫人、八姨秦国夫人）。玄宗每年给三位国夫人脂粉钱各百万，杨氏一门奢靡无度。“缠头”是唐代赏赐歌舞者的锦帛财物。诗意谓：**八姨一掷三百万，而堂堂大唐天子，也竟要跟着讨“缠头”赏钱**——用“要缠头”三字，把天子的尊严拉到了与歌儿舞女同列的境地，讽刺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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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整体艺术特色

**其一，咏史而不黏史，句句有据而意多言外。** 三首诗所涉史事——王忠嗣拒攻石堡城、韦坚凿广运潭献宝、杨氏姐妹与宫中奢靡——皆于史有征（《旧唐书》《资治通鉴》《明皇杂录》等），但苏轼不铺叙史实，只截取最典型的意象（铢、三郎、得宝歌、缠头），点到即止，让读者自会其意。

**其二，组诗结构严密。** 第一首总起“姚宋亡来事事生”，以下分写边功、聚敛、奢靡三事，正是“事事生”的具体展开，也是开元盛世走向天宝乱局的三条线索，内在逻辑贯通。

**其三，对比与反衬的运用。** 以王忠嗣“不取”之仁，反衬“一官铢重万人轻”之酷；以“得宝”之虚假祥瑞，反衬“官爵如泥土”之滥；以“八姨”挥霍与“天子要缠头”并置，见出上下交征利、君臣共沉湎。褒贬爱憎，全在笔锋的隐现之间。

**其四，借古讽今的寄托。** 苏轼并非为咏史而咏史。北宋中后期，朝廷用兵西北（如熙河开边）、新法聚敛、宫廷奢靡之议不断，苏轼这组读史诗正有现实锋芒——**他忧心的不是唐朝旧事，而是“姚宋亡来事事生”的教训在当代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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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言之，这组七绝以二十八字一首的短小篇幅，分别从仁者不贪边功、谄者献宝邀赏、贵戚竞逐奢靡三个角度，为开元天宝的盛世崩塌作了文学的“病理切片”。冷峻的史笔、精切的用典、含蓄的讽刺融为一体，是苏轼咏史诗中以少总多、借古鉴今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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