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翰帖》，也称《季鹰帖》，记张翰故事，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作品。
        中国在秦汉时期以北方为绝对中心，而到明清时南方极为繁盛。长江南北经济文化地位之转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或许在公元四世纪初，一位名叫张翰的南方人思念家乡美食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已经露出了端倪。
倾盖如旧
        时间：公元三世纪最后十年中的某一天。地点：古吴国都城(今苏州)西北隅的阊门。
        陆机诗云：“阊门势嵯峨，飞阁跨通波。”这阊门上有楼阁，下有水道，是一座水陆两用的城门。春秋时吴伐楚即从此门出兵，当时，被称为“吴”的这块地域首次在吴王阖闾治下作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而今，三国之一的新吴国已于不久之前的280年灭亡，晋武帝统一中国，成为长江两岸共同的君主，改元太康。
        话说这一天，一位名叫张翰的本地青年正在金阊亭上游冶，忽听到水上传来清越的琴声，循声觅去，原来是一位叫贺循的会稽(今绍兴)名士在船上操弦。二人略一交谈，便“大相知悦”。一打听，这位贺循大有来头，他受大文学家陆机的推荐，要去洛阳做“太子舍人”。两人倾盖如旧，于是相邀“同去”。张翰“便与贺同发”，连家里人也不通知一声，就驾舟北上了。
        张翰这个人是出了名的“纵任不拘”，他的脾气跟大名士步兵校尉阮籍最像，因此被人称为“江东步兵”。张翰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和贺循一起到洛阳以后，很快闯出了名堂：不仅被齐王司马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还成了文学界名流，如《诗品》所记：“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里所说“三张”中有一个就是张翰，另外，所谓“二陆”即陆机、陆云兄弟，这哥俩也是吴郡人，和张翰是不折不扣的老乡。不仅如此，他们还都是东吴望族。陆机的爷爷陆逊是孙吴的丞相，父亲陆抗是大司马，“一门有二相、五侯、将军、司马、中书、御史、都督不下二十人”；而张翰的家世也不含糊，父亲张俨官拜孙吴大鸿胪(外交部长)，266年出使西晋，不辱使命，在归途中因病去世，算得上是“殉国”。
        当时江东的八大家族是“顾、陆、朱、张，虞、魏、孔、贺”，上面提到的这位贺循正是其中会稽贺氏的佼佼者。贺氏世传礼学，贺循后来在东晋草创之际，为朝廷创建礼仪制度，大大发挥了家学，所以不仅被尊为“当世儒宗”，死后更得到皇帝“素服举哀，哭之甚恸”的无上哀荣。
诗句风流
        贺循和张翰的一见如故固然是魏晋风度的表现，背后却未必不隐藏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大家都是士家大族(高干子弟)，门当户对，所以比较有共同语言。不过，虽然同为贵族，家风
        还是各有特色的，如会稽贺氏的擅长礼学，又如吴郡四大姓的“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所谓“张文”，即指吴郡张氏擅长文学，这或许也是张翰的父亲能当外交官的原因———因为外交是一项需要能言善辩、文采风流的工作，像“晏子使楚”那个故事所证明的：口才好，才能为国争光。
        而且外交似乎还和诗歌有莫大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少不了引证诗经，又如二十世纪许多大诗人(如保罗·克罗岱尔、圣琼佩斯、聂鲁达等)都是从外交岗位上脱颖而出的。
        张翰无疑继承了家族里的诗歌血脉———他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但其中有一首《杂诗》非常有名，
        尤其是开头几句：“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古人对这句“黄华如散金”推崇备至，大概那时候，用“散金”来形容阳光照在黄花上这个意象还很新颖吧。据我所知，最喜欢这诗句的要算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了，他不仅有“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的赞叹，而且他的诗集中引用这一典故的地方不下一二十处。
莼鲈之思
        言归正传，张翰在洛阳的好日子没过上多久，著名的“八王之乱”就开始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在位的晋惠帝是一位“智障”，所以他的叔叔伯伯、堂兄堂弟们都觉得“吾可取而代之”，于是纷纷起来夺权，最终的结果就是生生地把西晋给闹垮了。
        张翰不愧是世家子弟，谙熟历史，政治经验更丰富，眼瞅着局势不对，就想来个“激流勇退”。不过他是很聪明的人，知道“低调”的必要性，于是就演了一场戏来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按照《世说新语》的记载，这件事是这样的：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这段话可不得了。总的来说，大概有三个层次或者说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第一层就是上面提过的政治意味：即张翰对时局的敏锐判断和“明哲保身”的智慧。这一点在当时就赢得世人的普遍赞许，这也是为什么《世说》把这则故事放在“识鉴”类中的原因。而作为张翰的“见机”的反面的则是他的老乡陆机，这位大文学家在乱世中偏要汲汲于功名，最终死于刑戮，临死前叹道：“欲闻华亭鹤戾，可复得乎？”
        第二层即所谓的魏晋风度，就是那种源自道家(特别是庄子)的通脱、逍遥的人生态度，对俗世的厌倦和超脱，所谓“人生贵得适意尔”。在这里，菰菜、鲈鱼
        不过是精神自由的符号和乌托邦式的象征。
        第三层，则是实指的思乡之情。不夸张地说，张翰对“吴中”老家的恋慕，是中国历史上用诗意的形象来诠释对特定地域的“乡愁”的第一个伟大典范———后世诗人但凡要抒发思乡之情，心目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典故必定是张翰的“莼鲈之思”。
        怀念家乡而首先想到食物，这在文学史上是张翰的创举。魏晋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萌发和感性精细化的时期，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只
        有到了魏晋才可能吧？
金羹玉脍
        至于作为食物的“菰菜羹、鲈鱼脍”，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也颇为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饮食，正与如今日本的习惯相似：喜食鱼类，所谓“鱼脍”，即是日本料理中的刺身(生鱼片)。因为鲈鱼洁白松软，又不腥，所以是作“脍”的上品；而菰菜(即莼菜)羹，亦是江东美味，与鲈鱼同食，“鱼白如玉、菜黄如金，隋人呼为金羹玉脍。”
        当时北方受异族影响，已经习染胡风，大江两岸的语言文化有了不小的差异，而东吴被西晋所灭，更在文化差异上增加了一层政治色彩。陆机生于261年，东吴灭国时已经20岁。吴灭后9年，他与弟弟陆云北上“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也不免因为其“亡国遗民”的身份遭到歧视，其中一次冲突正是戏剧性地通过食物来表现的。
        当时北方人爱吃乳酪，以之为世间最高美味；有人得意地指着羊酪问陆机“卿吴中何以敌此”，意思说，你们那种乡下地方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吗？陆机轻蔑地答道：“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没有放调料(盐豉)的莼羹淡而无味，但在陆机看来，就已经和北方的羊酪势均力敌了。
        秦汉以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长江南北经济文化地位之转移，从秦汉时期的以北方为绝对中心，变成明清时代南方的繁盛。而这一转移的起源，大概正是从西晋到东晋的朝代更迭，以及之后几百年间的南北对峙。
        虽然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且要很久之后才成定局，但或许在公元四世纪初，一位名叫张翰的南方人思念家乡美食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已经露出了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