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闪光的足迹【三百七十】

        从此以后，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坏蛋”，煤矿上井下井的临时工也没有我的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更轮不上我；后来我想参军保家卫国，也被拒之门外；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也被我的“表现”吓得退避三舍，最后含恨远嫁他乡。

       一次我三叔捣着我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败家子，人家×××老师都说你是神经蛋，写那啥也不是，是不务正业，让我劝劝你，好好过日子，别再胡写乱画了。就指你这熊样，还想当作家？你做梦去吧！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情打光棍了……”我三叔之所以这么恼怒，这么恨铁不成钢，是因为一次在临汝镇碰上了一个过去曾支持过我写作的高中老师，看到我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啥名堂，突然转变了看法，说我是“神经蛋”。另外是村上的人也对我议论纷纷，都说我是“溜光皮”，怕劳动。一次锄地，只顾背唐诗宋词，不小心把庄稼苗给锄掉了；又一次割草，我只顾修改一篇小说，躲在一处断崖下，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收笔，结果背了个空草箩头回了家，气得老母亲不让我吃晚饭。那时我的写作已完全到了“痴”、“迷”、“憨”、“魔”的程度，我三叔这是在尽力挽救我啊！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后，行人肃立，车辆停驶，高山俯首寄哀思，条条江河热泪流。在追悼会上，我背着一支枪守在灵堂。台下不少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追悼会后，我写了一首长诗《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山看了，说：“写得很好，我带回去让县广播站播播。”后来县广播站连播几天，谁听谁流泪。此后，我更痴迷写作了。

可在农村，根本没人能理解我。队长让我上将军帽山上起铝石，几个组的人都不要我，我只好一个人单干。打炮眼时，我一手抓钢钎，一手抡大锤，打好炮眼，再装上炸药，点燃导火线，飞跑到山下的窑洞躲起来，待“轰”地一声巨响后，再上山把土、废碴装上架子车，推倒到沟底，把铝石堆成一堆。也该我走运，这个被宣判“废弃”的铝石矿在我没日没夜的拼搏奋斗中，出现了奇迹，挖出了成百上千吨高品位的铝矿石。我把这些矿石以5元1吨的价格出手，换回了大把的票子。

我每天天不亮上山，天黑了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豫剧下山，倒也自得其乐。我用这些钱盖了3间瓦房，节余部分又让我拿着买车票四处送稿。这期间队里的几个社员看到我挖铝石发了财，又眼红了，利用我外出送稿之机，一下子抢了我的铝矿，可没挖几天，又成了断层，连一块铝石也没有了，他们挖出的矿石也因品位太低没人要，结果被风刮雨淋日晒，粉到了山上，一阵大风刮来，竟吹得无影无踪了。我这叫好人有好报，真正挖铝石挣钱的，全生产队还只有我自己。后来我才知道，真正赚住大钱的，是那些发矿石的，他们发到铝厂就是几百元1吨。后来我由于送稿图省钱，扒了一辆山西的大卡车，跳车时装有几百吨铝石票的提包也掉在了车箱里被拉走了，自然这几百吨铝石也就打了水漂。

我又迷上了写作、投稿，我三叔、五叔把我毒打了一顿，让我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只准老老实实干活好好过日子，不准再胡写乱画不正干……”

在家没法活下去了，我又背井离乡到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屈江北到洛阳地区开会时，专程到工地看我，当他看到我衣不遮体，几个月不洗澡，我们正说着话，身上的虱子满身跑，用手一抓一大把。屈老师看着这非人的生活，脸一背，流下了一串热泪，最后我们师生抱头恸哭了一场。当晚他把我接到他住的宾馆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内衣因虱子太多，不能再穿，用打火机点燃时上面的虱子噼噼叭叭作响。

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处处被人看不起。一次，我们到一家木材厂拉木板，实在渴得难受，我用人家的碗想接点自来水喝，被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用力夺去：“你们农村人太脏，不能用我们的碗。”气得我和那位衣着时髦的城市妞吵了起来：“嫌我们脏，就别吃我们打的粮食，别住我们盖的房子……”另一位同事乘我们吵架之机用碗接了水，刚喝了一口就被小姑娘夺去，人家“叭”地一声把碗摔得粉碎，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叫你喝！我叫你喝！渴死你哩！”面对此情此景，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我们农民真苦啊！我们农民的命真不值钱……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知我者恩师也。几天后，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见了我，说：“风穴寺悬钟阁上那首诗肯定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岩浆一样迸发了出来。改革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馈，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学习班结束后，我想在县城的厂矿、企业找份临时工作，可跑来跑去，四处碰壁，遭了不少白眼。这时候，张久益老馆长向我透信说，县里已请示了洛阳地区，准备在临汝镇设立文化站，你回去先找找公社领导，争取能到文化站工作。

可我到公社找了宣传委员和文教助理，他们不但不让我干，而且还推荐了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争这个位置。我等于给他们透了一个信息，创造了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上报的名单没有郭进拴的名字，张久益老馆长明确表态：“临汝镇如果不让郭进拴干，指标就收回，这个文化站先不建，啥时候定住让郭进拴干了再建。”

我从此也转变了策略，不光写作文学作品，隔几天就到公社采访一次，“三夏”、“三秋”、抗灾等中心工作都被我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播出。屈江北老师还专门交待广播站的马全胜站长：“进拴现在正在难处，以后他的稿子你多播点，以便引起公社重视。”

到了1980年，范振斌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他每天早上吃饭时，就端个碗坐在饭场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下，边吃边听。由于屈江北老师的精心策划，有一段时间里，《本县新闻》节目接连播了我写的几个头条消息，范书记边听广播边笑：“又是郭进拴报道，这个孩还怪捣蛋哩！”范书记还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表扬道：“青年人都要向关庙大队的郭进拴学习，多动脑子，多写文章。”

1980年8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被任命为临汝县文化局局长，一天早上，他到文化馆吃饭，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临汝镇文化站地区已经批了，我们想让郭进拴去干，你看咋样？”高山局长说：“这个孩子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一年多的队，他不怕吃苦，勤快得很。他可以免试，破格录用，你直接和临汝镇公社的范书记联系，就说我已同意让郭进拴去文化站了”。

吃过早饭，我见了张馆长，他说：“你的事刚才高局长也表示同意，你们公社范书记也说要开党委会研究一下。”

得住这个消息后，我立即跑到县委宣传部找到了通讯组的刘会昌老师，他说我明天上午一上班就给范书记打电话，就说宣传部和文化局都同意让你去干。

第二天，我刚到公社办公室门口，就听通讯员喊到：“范书记！县委宣传部的电话！”只见范书记进办公室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说：“我们公社党委开会研究也是让他干，这事你放心，我们马上就通知让他来上班。”

范书记出门时看到了我，说：“小伙子！你的事刚才党委开会定了，你去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马上办手续来上班。”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文化专干。

得知这个消息后，最高兴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拿出了她卖鸡蛋一角一分积攒下来的5元钱，用颤抖的手将这一把零碎纸币硬塞进了我的口袋，又包好新衣被，将我送到大路口，说：“我娃终于熬出头了，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以后你多操心公家的事，家里还有我哪！”

1980年9月，我用我第一个月发的27元工资，给家里买了几袋化肥，又给母亲买了几袋她一辈子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城里才有的糕点，可我的母亲连尝也没尝一口，她把这些糕点全部分发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换回了一句话：“进拴这娃不简单，有出息了！”

初到文化站，我仍到处投稿、送稿，有时听到地区或县里有名作家讲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工作就去参加学习班，一次还陪同著名作家张一弓、叶文玲在寄料、小屯、温泉、县城采访20多天。公社宣传委员又到县文化馆反映，说：“这孩子不行，不务正业，到处乱跑，我们准备开除他。”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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