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2020年8月5日是著名作家、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克芹逝世30周年纪念日。从获茅奖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周克芹的经典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直长销不衰,也正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令逝世30年的周克芹今天依然活在众多读者心中。
我们今天纪念周克芹,是回望其作品中展现的四川乡村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进程,当时他发出了时代变革的先声,震动了新时期的文坛和社会,令他成为最契合时代精神、预示“改革文学”来临的代表性作家。周克芹的乡土叙事,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记录与书写,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人们无法选择自己身处的时代,但每个时代总会选择一些人、并通过他们来表达时代的需求、时代的呼唤和时代的情绪。改革时代的民族精神也注定要选择其代表人物来表达和呈现。周克芹无疑就是新时期农村改革所选择的代言人和书写者。
早在1978年初,承受时代变革思潮感召鼓舞的周克芹,就有了创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激情和冲动,“心里灼热的情感难以从嘴里、从笑脸上表露出来,总会像火山的岩浆一样汹涌澎湃,将来通过自己的笔奔涌出来”。(《周克芹文集》下卷,第427页)
就在同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在描述当时的农村现状时,用了三个“很”字:“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生活很苦,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这种“很低、很苦、很薄弱”的状态,表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亟需改革转变的历史关头、亟需寻找和建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体制来改变落后的面貌。当此时代呼唤改革之际,周克芹1978年创作、并于1979年发表的长篇乡土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犹如金鸡啼晓,以其悲怆沉郁的文学话语再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艰难曲折的历史际遇,发出了时代变革的先声,震动了新时期的文坛和社会,并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当时最契合时代精神、把“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糅为一体,并预示着“改革文学”来临的代表性作品。
周克芹是改革时代最早的幸运者和受惠者。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当代文坛就不会有著名作家周克芹。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被遣返回乡的有知识爱文学的农民,一个几十年在风雨中扎根农村土地的农技员。他与农民同呼吸共患难,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历史命运感同身受。他深知新时期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的一场改革,是一场历史悲剧换来的改革”。(《时代·改革·文学》,《周克芹文集》下卷,第133页)因其如此,他自觉地把书写农村改革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学使命,既为改革鼓与呼,亦为改革忧和思。他说:“改革是我们当今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创作应该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做出历史性的深刻的反映”(《关于如何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通信》《当代文坛》1985年第1期)。从1978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1990年他去世前的《秋之惑》,他在新时期创作的全部乡土小说按时序连结起来就是一部形象生动的、中国农村改革前十余年的文学编年史,同时也是一部农村社会现代转型期的农民心灵史。他以充沛的激情、冷静的观察和深沉的使命感,关注着农村改革每个阶段的日常经验及其出现的新问题,把那些年农村改革的各种重要现象统摄于创作视域中,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切近农村经验,叙写了当代农民的心路历程和价值选择,为改革时代塑造了许茂、四姑娘、华良玉、王金凤等一批当代农民的典型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改革变化的时代特征,并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提供了改革时代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经验,传承和拓展了赵树理、柳青和孙犁等人构建起来的乡土文学创作的传统,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不可忽略的地位。
然而,近20年来周克芹的文学史形象实际上已被忽略乃至遗忘了。在几部颇具权威且影响甚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周克芹及其乡土小说代表作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完全缺席。即便提到周克芹的小说,也只点评一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他中晚期的优秀作品则几乎不着一字。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语境中,回顾周克芹的乡土创作之路和改革书写的文学历程,很有必要。
周克芹英年早逝,享年54岁。从1960年发表处女作《秀云与支书》到1990年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秋之惑》,他的乡土小说创作生涯只有30年。
1960年至1977年是周克芹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作品收集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石家兄妹》(1977)中,共有8篇。关于这一阶段的乡土创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限制,周克芹的创作实践只能在“农村题材”一体化的规范中进行。周克芹对这个阶段的创作,有一个总结性评价,“只写过为数不多、质量不高的短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自我评价。现在看来,这些小说虽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周克芹的乡土创作在人物塑形上,在书写农村青年干部公而忘私,为农业生产全力以赴时,也不回避描写他们的感情世界。在亲情和爱情、母女情和兄妹情的人伦关系中彰显出人物的性格和情怀。这些情感书写大都清新明朗,单纯质朴,洋溢着比较浓郁的乡土气息。从中还可以看到,他对乡村农民和年轻干部感情生活及人伦关系的关注与表达,从早期的《云秀和支书》到中期的《桔香、桔香》、再到晚期的《秋之惑》,都是乡土创作实践中的重头戏,是他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提供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经验。当然,人物性格和情感描写的过度单纯化,也是那个时代烙下的一种创作症候。1978年至1984年是中期创作阶段,也是周克芹誉满文坛、激情书写农村改革故事的重要阶段。这也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周克芹虽然转变了社会身份,成了专业作家,但他像柳青一样,挂职乡下,生活在农民中间。他一边观察体验乡村的变革,一边勤勉地从事创作,发表了十几部(篇)乡土小说,代表作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桔香、桔香》《邱家桥首户》等等,成为当时正面书写农村改革生活的代表性作家。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以反映现实、贴近生活、再现乡村社会的时代变革为主旨,在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新思想与旧观念的复杂关系中,书写乡村转型时期的新气象和新经验,并在乡村新农民、新能人身上,寄寓着深切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周克芹对农村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及矛盾,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发现,诸如道德与历史的悖论、先富与共富的纠葛、物质富裕与精神贫困的反差、现代技术与传统生产的冲突、集体经营与家庭承包的失衡、进城务工与土地撂荒的裂痕等等,在这阶段的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从中彰显出农村改革大业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以文学想象为农村改革寻找和提供一种审美合法性。这种审美意图和创作取向,不仅与当时文坛的主流思想完全契合,而且也是周克芹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真切理解和勤奋实践。他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改革书写的当下性。所谓“当下性”在此指的是小说的故事时间与作者的写作时间具有同构对应的共时态关系。比如《落选》写的是1980年初的故事,而作者写作这篇小说的时间也是1980年初。这种故事时间与写作时间同步一致的当下性,强化了小说文本的纪实性和真实感,建构起文本同现实之间的互文性和互动性,既可能使虚构的小说产生非虚构的艺术效果,也可以使小说艺术地再现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与当下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意识。或许这也是周克芹书写农村改革的一个创作初衷,他想让他的小说读者正面关注农村改革的现实状态。值得重视的是,作家笔下的当下性还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当下性。历史在当下的情境中并未缺席。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展现历史,但历史已融化进人物的种种经历,表现在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之中。
据《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的责任编辑刘铁柯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之初,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周克芹成名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好评,作品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克芹,从默默无闻的农民业余作者,成为深受读者欢迎和尊敬的知名作家。
但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是:克芹过早地匆匆离去……他留给人们太多的记忆和思考。
一
记忆中是1980年元月,我先后收到四川内江作家吴远人寄来的一本《内江卅年文学作品集》和尚未见过面的克芹寄来的一本1979年二季度《红岩》文学季刊。两本书刊都全文刊登了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不同的是:前者《内江》上的作品是初稿,后者《红岩》上的是加工过的修改稿。照常理讲修改过的总比没修改的好。作者在给我的信中隐约透出,他对尚未修改的初稿,更情有独钟,心着爱意:“让它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一样带着血痛(缺点)问世吧!一个刚刚下地的婴儿,并不美,却有几分动人处。”他对加工过的“许茂”认为不少地方是编辑代劳,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被“精炼”下去了,一些属于作者的习惯语言被换成了编辑习惯用语。此话不无道理。我一口气读完这部24万字的“真本”“许茂”,顿觉从作品中呼吸到一股冰雪消融、大地复苏,清新的春天气息。
我当时是做散文编辑工作,对于小说只是一知半解,凭着读后第一印象,我向百花文艺出版社老社长林呐推荐了这部作品。记得老社长林呐笑着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好,咱社可以做特稿快审快办。”很快,出版社成立了由资深编辑家与老编辑组成的“许茂”编审小组。
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好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当时农村的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
20多年的农业合作化道路,究竟给农村、农民、农业带来的是“欣欣向荣”,还是饥饿贫穷、倒退?!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究竟给农村、农民、农业造成多大灾难、痛苦和创伤?!农村集体所有制,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它直接关系到中国10亿农民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作品中提出的“三农问题”,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
在此简单勾画一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故事情节和人物:1975年冬天四川农村:“寒风凛冽”,“满目疮痍”。上级工作组进驻,整风整社;沱江流域上的葫芦坝农民,似乎盼到一丝曙光;坝上各路人物,纷纷粉墨登场;许茂和他的女儿、女婿们等,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演绎出他们各自家庭、婚姻、爱情、命运的人生悲喜剧。
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其艺术构思也很巧妙独特,故事情节跌宕曲折,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它作为“一个初生的婴儿”,难免不“带着血痕”。它正像作品终审、资深老编辑家周艾文所讲“有些方面的缺点无伤大雅,瑕不掩瑜”。
二
周克芹的名字,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未在刊物上发表之前不曾被世人知晓。周克芹是四川简阳人,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20年间,他当过农民,做过生产队、公社、乡、区基层干部,业余写小说。1979年上半年,他脱产当上乡区干部,挣36元工资,养活一家6口人。为减轻家庭生活负担,多挣些工分,他让没有上完中学的大女儿辍了学。每每想到这件事,他总是怪罪自己害了女儿。16岁的大女儿还同3个弟弟、妹妹挤住一间小屋。冬天寒冷,四下透风;夏季闷热,屋顶漏雨,想修一下没有钱。我看到克芹在信中的诉说,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让克芹安心在家修改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当即请示领导,能否先给作者预支一点稿费,让作者度过难关。社领导与编辑同仁很有人情味,破例先支付给作者500元稿酬。克芹用这点稿费还了他多年欠下的债,补贴些日常生活费用,但屋没能修成,还是那风雨中的老屋。
说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好,地地道道的农村基层干部也罢,还是清贫如洗的农村作家也好,都对!他通农活,懂生产,“不开黄腔”“不摆官架”。农民都叫他“官儿农民”,“农民官儿”;后来因为他写小说,乡间百姓又称他“农民作家”“作家干部”。这些乡民的称谓,是农村老百姓对作者为民、为官、为文的真实写照,是对作者人品、人格、人性的最高褒扬和肯定,说明克芹禁得住磨难,耐得住清贫,保得住本色。
从周克芹的经历与身份而言,他在农村也算得上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他从没有经历过,见识过“许茂”的大风雨,大世面。
1979年下半年,43岁拿36元养活6口之家的克芹,从农村被调到省文联当专业作家。他先是孤身一人来到成都,妻子和孩子仍住在农村。随着《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出名,克芹名声大作。“许茂热”先是从本省“热”起来,再后来“热”到大江南北。全国一些大城市的报社、杂志、电台电视台、电影厂及出版社,闻风而动。记者、编辑、理论家、评论家、剧作家、出版家跟踪而至,采访、座谈、录音录像,约文索稿,搞得他躲也不是,藏也不是,很是有口难言。“许茂热”热过了头,热得作者焦头烂额;“许茂”好,好过了头。少数理论家、评论家,不从作品实际水平出发,搞人为的“过头吹捧”:“什么天才作家”“天才之作”“开文学先河”等等。好评如潮中,也出现不和谐的杂音,讽刺、挖苦:“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农民”,“很小气,采访他连杯茶都不给”,“他飘飘然了,中央有名的大出版社要出他的‘许茂’都遭到拒绝”。在“许茂热”不能再“热”的时候,热得他无奈的境况下,他不能再在成都待了,他失踪了。
他躲到原先的“世外桃源”:“现在住在区上或家里,都不如过去清静了,不少人是以逛公园的心情来的,吃饱了饭没事干,茶余饭后就来逛逛,好像我是一只刚刚从非洲运来的什么怪兽。”看来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存在“做名人难”的季节、土壤与环境。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能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先要感谢克芹对百花社的厚爱和支持,他为此得罪了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多非议。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出,周克芹曾有宏大设想:分3部写60万字。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编审出版过程中,我们多次与他沟通商议,要不要在“许茂”小说上标出“第一部”的字眼。周克芹始终难以定夺,担心万一写不成二三部,给读者“开空头支票”,“留下千古骂名”。现在问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以1975年四川沱江岸上葫芦坝为历史背景。构思中的“许茂”二三部,是以描写粉碎“四人帮”及改革开放初期为背景,从葫芦坝拉到连云场,再从连云场转到县城。场面由小变大,人物仍以许茂和他的女儿女婿等为主。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三农问题”,而真正对“三农问题”做出最终的回答,是在“许茂”的二三部。
周克芹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修改加工完以后,就下到农村开始体验生活,他给编辑的信写道:“整个冬天,我一直在农村生活,注视着许茂这样的农民以及他的女儿女婿们,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的发展、变化,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同时,克芹在后来的信中更说道:“第一部提出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党的农村工作问题……要在二三部中做出回答。这些问题,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现在觉得比较清晰了,力争回答得完满一点。”得知作家周克芹正在构思“许茂”第二部、第三部的宏图大愿,让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然而,因为特殊岁月的生活磨难,痛苦与困惑,周克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匆匆而去了,带走他人生未能实现的文学夙愿与读者的殷殷期盼。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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