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以高干子弟陆承伟、史天雄两兄弟在城市改革深化的关键时刻作出的不同人生选择为故事线索，表现他们不同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境界，提出了攸关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性改善的诸多法制、伦理问题。环绕着陆承伟、史天雄的对峙、冲突，作者展开了从京城高干家庭生活到内地边远城市的普通女工的生存挣扎等多层次的生活场景。

       在法律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陆承伟利用自己的巨额财产，收买他父亲故乡的国有企业，控制金融市场和股市，企图鲸吞更多的国有资产。他精神空虚，包养情妇;投资影视，制造明星;施展阴谋，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煽起风潮，企图搞乱金融秩序。为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他不但惯于钻现有法律的空子，而且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但小说结尾，陆承伟的金融犯罪伎俩、行贿手段均已败露，他以罪愆之身，临近了自己的地狱之门。
       小说以史天雄和陆承伟因人生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展开了多种矛盾冲突:史天雄、陆承伟各自与梅红雨、王传志、田清廉、秦思民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史天雄与陆小艺、金月兰、李佩芝、刁明生、兰平章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金月兰与刁明生、李佩芝、陆小艺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了多条线索;但各条线索都围绕主线交错向前推进，做到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在各条线索的展开中穿插描写了政府官员、国企总裁、军人、民营企业家、金融家、外资老板、影视明星、教授、工人、律师、大学生、中学生等各类人物，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状结构"。

       小说人物形象典型化和塑造人物的手法多样化。小说不仅人物形象众多，而且不少人物都是按各自阶层的个性，以其特有的方式活动着。如陆震天人老智不衰、身退心不退、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史天雄的困惑、思索、行动、奋斗、功败垂成、反败为胜，陆承伟的预谋、引诱、步步为营、得寸进尺、取胜、虽胜犹败等……不论是进还是退，是动还是静，是成功还是失败，既是其个人的，又是其所属阶层的，颇为典型。

       与陆承伟这种靠权力寻租起家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不同，史天雄则是另一种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他不愿在高层机关做无所作为的庸官，自愿到内地基层，帮助下岗女工合资组建经济联合体，试图引进现代化的大规模连锁经营模式，以提高真正民营的商业零售企业的品位。他主动到下岗工人集资创业的民企中去，是要为民解困，为党分忧，为国操劳。最后，当党召唤他的时候，他又勇于担当，到最困难的国有大企业中去了。史天雄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也是小说中着墨最多的正面人物;总的来看，他具有"高大全"的特点。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圣徒型的人物"--在他看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具有崇高的殉道精神。虽然中国已从精神狂欢的时代进入到了物质狂欢的时代，但他仍然固守着自己在精神狂欢的时代形成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看来，"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终结了，可并非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改变了初衷。世界永远都需要理想主义者。"因而，在得知金月兰所主持的都得利超市定期发展党员、人党宣誓仪式要升党旗高唱《国际歌》后，他对她说:"形式有时候很重要，可惜我们总是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傻事。走你现在这条路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坚持搞这种人党宣誓仪式。像你这样的私营业主实在太少了……"，他本来有非常好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家庭、工作单位、发展前景--父母为烈士，养父、岳父当过政治局委员，有研究生学历，戍过边，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打过仗、负过伤，立过一等功，当过年度十大新闻人物，四十一岁当副司长;妻子门第显赫，儿子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学习优秀;工作单位为国家电子信息部;综合各方面条件考虑，非常有可能在五十岁以前坐上部长的宝座……但为了理想--弄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内涵及其具体的发展模式，他舍弃了一切，而只身前往远离京城的西平市从事零售业。陆承伟出身权门--其父亲陆震天是一位老红军战士，曾跻身于最高权力机构，出自其"门下"，现在仍在副省级以上职位上的十几个人，虽已退休长达十年，但其声音仍可传到中南海之内。陆承伟童年、少年时代曾饱尝了因社会动荡而带来的苦难，后又当过知青、念过工农兵大学、在美国留过学。从美国学成回国后便投身于商海。在他看来，既然国有资产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要流失，那就最好流入像自己这样有红色背景的人的口袋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旦社会再次发生巨变时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再度流落街头的悲惨命运;于是，他便运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抓住各种机遇，钻现行政策上的各种漏洞，积累财富，到登上西平的经济舞台时，其资产已达数亿元。到西平后，他又通过收购并包装陆川县的小企业、采取各种手段调动关系操纵股票市场、给天宇集团的老总王传志行贿而把自己经办的陆川实业卖给天宇集团等手段大赚一把。《英雄时代》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社会体制不健全，具体地说:一是社会缺乏民主机制:陆震天虽已退休且半身不遂，但家事国事大事小事均得他定夺或不得解其意，亲属部下都唯唯诺诺甚或盲目崇拜、丑态可掬，如江丰年接到其来信后，居然退席后躲在卧室里寻找信中之微言大义;陆承业专横跋扈--在单位，反对自己的儿子都挨耳光，其他反对者就可想而知了;王传志在天宇搞"家天下";二是计划经济根深蒂固:陆川的工厂虽已资不抵债但仍得强撑下去;红太阳因资不抵债而动议破产之事就招致上级的直接干预;天宇虽实行股份制可其总裁也没有把握拿到应得的股份，自身危机重重可还得按政府的旨意直接兼并红太阳;市长直接干预国有商场与私营零售商的竞争;企业上市与否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而取决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等等。

       小说尖锐地展示了旧有国有企业体制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局面的弊端，廉洁奉公的陆承业没能挽救红太阳集团的衰败，能干老练的王传志贪污受贿陷天宇集团于小利，陆川县的各种小型国有企业在亏损中被民营老板陆承伟悉数收购。而与市场经济同时出现的民营企业却在国有企业的颓势中崛起，如鱼得水，欢蹦乱跳:陆承伟的实业有限公司在短短时问里，资产达到好几个亿。由几个下岗职工凑钱开设的都得利百货零售公司对国营百货公司造成严重威胁。小说所描写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生存状况，是实际生活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面临着多种可能性。

       市场经济是资本运作的经济。陆承伟这类亿万富翁一旦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宰，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名称。史天雄下海的动机是想借用金月兰的民营商店，建立一种用《国际歌》的理想来运作资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资本势力。都得利公司在陆承伟使用阴谋诡计控股51%之时，史天雄的试验显然失败。然而情节戏剧性地发生了逆转，陆承伟天良发现，最后把他个人的控股退还给都得利，都得利在小说的结尾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资本势力的地位。这种戏剧性的处理，在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的。它无非展示出生活发展趋势的多样化可能。在小说结尾，史天雄将成为天宇和红太阳两个大型集团公司合并后的老总。而像史天雄这一类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又有运作资本实际能力的人，如果真正能够成为国有大型企业的法人，也有可能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下去，使市场经济前面戴上社会主义的桂冠。读者在柳建伟的艺术假定性中，看到的是现实生活的充满矛盾、扑朔迷离的人生世相，是现实发展趋向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某种固定的设计蓝图。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社会转型承受的负担。都得利公司和"一元面店"的出现，是这些下岗职工面对时代难题所作出的英雄壮举。读者在接受情感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中国改革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中国前途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选择权最终在人民手里。承担着改革沉重负担，决定着改革命运的是人民，人民是真正的时代英雄。毛小妹、金月兰、王小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性人物形象。主人公史天雄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英雄的代表，只是因为他从毛小妹等人身上感悟到了人民在改革中的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高官的养子和女婿，一个政府的司长。中国的未来在于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之中，陆震天这个老革命家的洞见，为小说所竭力寻找和展示的时代英雄作了有力的注脚。
       有人说过，小说就是“往小里说”，这应该说是深知创作艺术规律的经验之谈。不过，一些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往往不屑于仅仅纠缠在街谈巷议和儿女私情之中，他们更愿意关注那些关系到国家兴败、民族盛衰、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重大问题由于很难往小里说，所以就常常影响了这一类小说的艺术品质。如何提高重大题材小说的艺术性就成了这些作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柳建伟推出的“时代三部曲”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果说在《北方城郭》中，重大主题多少被情感纠葛所遮掩；在《突出重围》中，重大主题又多少影响了人物性格和情节、细节的丰富性，那么，到了《英雄时代》，他已经基本上做到了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提高了重大主题小说的艺术品位。

  柳建伟的小说一贯以理性精神和盛世忧患见长，《英雄时代》也不例外。这部小说所关注的是，在我国私营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这一问题不仅重大，而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那么，在对这一重大主题进行艺术处理时，他是怎样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呢？

   首先，小说没有把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力量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而是设计了两个成长道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的人物，让他们以不同的目的和方式进入私营经济领域同台竞技，并试图以他们的不同结局对小说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两个人的战争。这是采用了小角度。在处理史大雄和陆承伟的关系上，作家可谓是颇费苦心。他们是成长于同一个家庭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又是有着姻亲关系的姐夫和小舅子。一个是“圣徒级”的司局级国家干部，一个是信奉“金钱万能”、拥有上亿元资产的私营业主。他们各自在家庭和社会的或“中心”或“边缘”的地位处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情感关系，以及由他们可能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可能性。这样，小说虽然是由小角度切入，却具有无限扩展并进入大问题的自由通道。

  其次，小说没有把重大的社会冲突置于中心地位，而是设计了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这些关系层层纠缠、彼此制约，不断影响并推进着事件的发展。这是采用了小冲突。不错，主要人物应该“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不过来自历史潮流的动机往往就表现在琐碎的个人欲望之中。史天雄辞职下海，固然主要来自他理想主义的冲动，但如果他和陆小艺夫妻恩爱，谁又知道他的理想主义将如何表现呢？陆小艺对史天雄的种种干扰和阻挠看似出于自私的个人欲望，但她那种彻底政治化、官场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谁又能说不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呢？至于陆承伟和他几任女友的感情关系就更是不仅有当下社会潮流的浸染，还有昔日历史潮流的印迹。

  最后，小说从始至终没有致力于重大事件的铺排和描述，而是选取了小事件。小说中最大的事件是红太阳和天宇的合并，这一事件开始由史天雄提出，到小说结尾才因王传志辞职而完成，事件的全部进展几乎都被安排到了幕后。在前台演出的是诸如过生日、看房子、拍电视剧、卖下岗面，夫妻情仇、情侣聚散、至亲兄弟心存戒备，重逢战友志同道合。这些小事件彼此交叉、互相推进，共同汇成了一条事件的洪流，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推动着并反映着大事件的进程，使大事件的最后结局水到渠成。

  《英雄时代》的这些艺术手法使得重大社会题材的小说更像小说了，它的艺术经验是可贵的，也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