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作品发表于《当代》《十月》《人民文学》等刊，出版小说集《走失的卡诺》《此事无关风与月》、长篇小说《箜篌引》。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中短篇总冠军、十月文学奖、杜甫文学奖等奖项。

       近日，著名作家李清源全新长篇力作《窑变》出版。该书是李清源历时七年、三易其稿的心血之作。全书以要年纪事的形式展开，以神垕翟家五代人对钧窑的痴迷为主线，讲述钧瓷的历史传承和历史变化，更试图讲述近现代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变迁。

       小说有家族小说的气象，也有文化小说的风度，更有历史小说的格局。作者注重器物与人的文化互动和生活互动，注重家族命运和人物命运在器物中的投射，力图通过钧瓷写出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作品融知识、历史和传奇、命运于一体，被誉为“中原大地上的钧瓷编年史”。李清源全新长篇力作《窑变》，以要年纪事的形式展开，以神垕翟家五代人对钧窑的痴迷为主线，讲述钧瓷的历史传承和历史变化，更试图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变迁。《窑变》有家族小说的气象，也有文化小说的风度，更有历史小说的格局。作者注重器物与人的文化互动和生活互动，注重家族命运和人物命运在器物中的投射，力图通过钧瓷写出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作品融知识、历史和传奇于一体，被誉为“中原大地上的钧瓷编年史”。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神奇而闻名于世。窑变，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定性自然变化。钧瓷作为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重要符号，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可以更悠久，只是作者选取了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众所周知，清末时期朝廷已经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甲午战争失败，清廷割地赔款，农民起义、革命军此起彼伏，君主立宪与走向共和激烈斗争，内政外交顾此失彼，民众生活水深火热。作者选择将烧瓷故事放在这场时代的熊熊大火中炼烧，“窑变”之激烈、之壮阔可想而知。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可以更悠久，只是作者选取了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众所周知，清末时期朝廷已经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甲午战争失败，清廷割地赔款，农民起义、革命军此起彼伏，君主立宪与走向共和激烈斗争，内政外交顾此失彼，民众生活水深火热。作者选择将烧瓷故事放在这场时代的熊熊大火中炼烧，“窑变”之激烈、之壮阔可想而知。

       钧瓷因其窑变而精彩。这是一种夹杂着物理与化学变化的奇妙过程。这个过程，因为与坯胎的制作、火候的掌握等技术相关而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同样的坯胎，同样的火工，放在同一个窑内烧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而发生窑变的关键因素，或者说窑变的“秘方”，则是外因的加持，比如烧窑用的是煤还是碳，釉药用的是石料还是掺入金属，以及最大限度激发釉药物性的火候。

       是不是与人生的经历颇为相似？窃以为，作者创作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借助制瓷的过程反思人生。一件陶瓷，经过窑变可以变得绚丽多彩、夺人心神；人的一生，也必然会经过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或坚定前进的路，或改变原有的路，有时候尽可以为追求矢志不渝，有时候也难免会身不由己。

       所以，作者让这个故事从光绪年间发生，贯穿宣统、民国，直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正是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年代，正是人生、人性经受剧烈而极致考验的年代，比制瓷的窑中之火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事中的人物，有的经受住了时代的淬炼，形象愈发伟岸；有的被时代淘汰，随着窑中之火化作一缕青烟。

       经受住淬火锤炼的，莫过于执着于制瓷的翟家五代人。开创翟家制瓷历史的是翟日新，为了生计贩瓷、制瓷，最终琢磨出钧瓷窑变之法，成为钧瓷制造的一代宗师。但时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钧瓷窑变的秘诀在他手上产生，也在他手上断流。他的儿子们并没有传承好父亲的衣钵，直至下一个制瓷机遇的出现。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题。翟日新生活的年代，制瓷是为了讨口饭吃。他儿子的年代，则内涵了制瓷报国的情怀。到了孙子辈，二者兼而有之。再到现在，固然挣钱是硬道理，但也不可避免地涌现出以传统文化为荣的自信自豪。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好宝贝，必须发扬光大。只是，流程化、批量化的生产，与一件一件制作、烧制的感觉却大大不同。

       “技术上去了，艺术下来了”，传统艺术是否都面临这种归宿？而最能体现钧瓷艺术性的，当属窑变。“世间一切，只有变化最动人。”烧瓷过程中一旦发生窑变，瓷器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天青、炫红或亮紫等颜色，瓷器的身价也会大幅增长。而人的一辈子，只要发生一次“窑变”就够了。所以，有人在追求创新，有人在执着复古。但不管是何者，窑变都不可或缺。

       在这部《窑变》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以历史背景为幕，借钧瓷窑变的喻义，创作了一部人生际遇“窑变”的大戏。瓷器入窑前一般无二，经过烈焰煅烧，呈现出千般变化；历史是发展的，众生在时代的熔炉中历经磨炼，或命运出彩，或毁做尘土。世无不变，唯变不变。家国情仇，人间恩怨，情感纠缠，邻里纠葛，都随着窑中的一把火，呈现出它原有的本色，且愈加明显。

       钧瓷因其窑变而精彩。这是一种夹杂着物理与化学变化的奇妙过程。这个过程，因为与坯胎的制作、火候的掌握等技术相关而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同样的坯胎，同样的火工，放在同一个窑内烧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而发生窑变的关键因素，或者说窑变的“秘方”，则是外因的加持，比如烧窑用的是煤还是碳，釉药用的是石料还是掺入金属，以及最大限度激发釉药物性的火候。

       是不是与人生的经历颇为相似？窃以为，作者创作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借助制瓷的过程反思人生。一件陶瓷，经过窑变可以变得绚丽多彩、夺人心神；人的一生，也必然会经过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或坚定前进的路，或改变原有的路，有时候尽可以为追求矢志不渝，有时候也难免会身不由己。

       所以，作者让这个故事从光绪年间发生，贯穿宣统、民国，直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正是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年代，正是人生、人性经受剧烈而极致考验的年代，比制瓷的窑中之火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事中的人物，有的经受住了时代的淬炼，形象愈发伟岸；有的被时代淘汰，随着窑中之火化作一缕青烟。我们不妨来谈谈《窑变》这个故事的整体框架，它作为一本历史小说，遵从了华语文学最常见的现实主义基调。

       然而李清源却通过一些波折和技巧，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窠臼。小说聚焦的是钧州神垕镇翟家三代做瓷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1895年一直延伸到当下。翟日新一生娶过三个老婆，第一任老婆难产，母子都没能保住，后来便娶了陆采芹。

       陆采芹的父亲对钧瓷颇有研究，可惜他一直不喜欢翟日新这个女婿，所以从未将手艺传授给翟日新。陆采芹和父亲双双离世后，翟日新在陆家老宅潜心钻研，终于掌握了窑变技巧。

       陆采芹是故事中非常特别的女性形象，她敢爱敢恨，勇于担当，为了给父亲报仇不惜自刎，虽然行为有些过激但的确令人钦佩。

       陆采芹嫁给翟日新后，为了让翟日新安心钻研钧瓷，她早出晚归去镇外挖瓷片挣钱养家，即使怀孕也从未停歇。

       然而，翟、陆两家的长辈却并不和睦，各自利益纠结往复，最终陆采芹父亲被翟日新舅舅间接害死，陆采芹为父报仇，先下药毒死了翟日新的舅舅，又抹了自己的脖子。

       陆采芹这一抹，让人心里禁不住一颤。这个“疯丫头”真的是一点弯也不会拐，爱就非嫁不可，恨就同归于尽。

       这一点，陆采芹的儿子翟月清和母亲非常相像。陆采芹是故事中非常特别的女性形象，她敢爱敢恨，勇于担当，为了给父亲报仇不惜自刎，虽然行为有些过激但的确令人钦佩。陆采芹临死前，问翟日新的那句话真人心碎，陆采芹说：“你从来没有喜爱过我，对不对？” 或许因为陆采芹的缘故，翟日新的三个儿子中老大最讨人喜欢。

       陆采芹离世时，儿子翟月清年纪尚幼，她婉转将儿子托付给了俞述秀，后来俞述秀嫁给翟日新，成了翟日新的第三任老婆，但翟月清基本是跟着爷爷长大的。

       翟月清十六岁时遭遇了一次绑票，被救回后就去保安团做了团勇，后来成为神垕镇保安团团长。

       民国三十三年，日军侵入神垕镇，欲安排翟月清任治安总队队长。翟月清爽快答应，却在伪公所成立大会上开枪射杀日伪军，最终枪伤过重身亡，书写了一段抗日佳话。

       然而作者却没有从故事的起点，也没有从故事的主人公开始写起，而是借由董主任与万先生这两位配角来引出真正的故事。

       更巧妙的是，在作者的设计之下，《窑变》是一部书中之书，万先生在董主任那里看到了董创作的小说，于是得知了翟家三代人的故事。换言之，创作翟家故事的作者是董主任，而创作董主任的作者又是本书作者李清源。

       这种书中之书的技巧并不罕见，然而有了这层波折，小说就避免了开门见山，平铺直叙的写法，令故事更加跌宕，也为小说的文学性增色不少。

       李清源对于小说结构的把控还体现在后文的时间线当中。小说从当下出发，回溯到1985年故事的起点，历经1901年、1930年、1957年，最终又回到当下，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作者并没有事无巨细地来展现一个家族的百年史，而是通过选取重要节点的方式，来勾勒他们人生的巨变。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述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得出来，个人的人生巨变无法与时代巨变全然分离。然而李清源在故事中刻意回避了宏大叙事的元素，因此小说中几乎没有提到那些我们熟悉的历史名词（即便有也只是一笔带过）。回避宏大叙事绝不意味着回避历史，作者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来将历史的烙痕刻在主人公们身上。

而在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叙事之中，小说还始终不忘另一层核心叙事——窑变。

       窑变是钧瓷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小说中对此多有描述，翟家三代人的故事全都围绕这个词而展开。从翟日新到翟光烈再到翟光照，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当下。李清源对他笔下的人物极其钟爱而又极其残忍，他赋予他们做瓷的天才，但又残忍地搅碎他们的命运，三代人没能因为他们的天才而得到顺遂人生，甚至正是因为他们会做钧瓷，才惹来了各种祸事。

       这不单单是作瓷人的厄运，或许是所有天才的厄运，我们其实早就听过了类似的说法。李商隐说，自古才命两相妨；苏轼也说，我被聪明误一生。

       在《窑变》这个故事中，钧瓷未成人已枯。钧瓷历经百年乃至千年纯洁依旧，可人却太过于枯朽，不单单是身体的枯朽，更是心灵和灵魂的枯朽。

       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钧瓷是一个不详的祸患，作者在故事中从未体现这种想法。这种逻辑也并不能成立，就好像我们并不能心安理得地将教育的失败归咎于游戏、手机或者任何其他外物。

       在《窑变》中，钧瓷永远是纯洁的，然而人心却往往会发生异化，于是我们会在故事中看到各种人性的丑态。

       但同时，在人性的异化浪潮下，总有人在坚守着人性的光辉，就好像钧瓷难成，但总会有良品出现。

       做瓷如做人，钧瓷之美绝不单单在于器物本身，其背后的文化价值才是人们追逐的对象。同样值得追逐的，还有人的价值。

       经受住淬火锤炼的，莫过于执着于制瓷的翟家五代人。开创翟家制瓷历史的是翟日新，为了生计贩瓷、制瓷，最终琢磨出钧瓷窑变之法，成为钧瓷制造的一代宗师。但时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钧瓷窑变的秘诀在他手上产生，也在他手上断流。他的儿子们并没有传承好父亲的衣钵，直至下一个制瓷机遇的出现。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题。翟日新生活的年代，制瓷是为了讨口饭吃。他儿子的年代，则内涵了制瓷报国的情怀。到了孙子辈，二者兼而有之。再到现在，固然挣钱是硬道理，但也不可避免地涌现出以传统文化为荣的自信自豪。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好宝贝，必须发扬光大。只是，流程化、批量化的生产，与一件一件制作、烧制的感觉却大大不同。

       “技术上去了，艺术下来了”，传统艺术是否都面临这种归宿？而最能体现钧瓷艺术性的，当属窑变。“世间一切，只有变化最动人。”烧瓷过程中一旦发生窑变，瓷器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天青、炫红或亮紫等颜色，瓷器的身价也会大幅增长。而人的一辈子，只要发生一次“窑变”就够了。所以，有人在追求创新，有人在执着复古。但不管是何者，窑变都不可或缺。

       在这部《窑变》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以历史背景为幕，借钧瓷窑变的喻义，创作了一部人生际遇“窑变”的大戏。瓷器入窑前一般无二，经过烈焰煅烧，呈现出千般变化；历史是发展的，众生在时代的熔炉中历经磨炼，或命运出彩，或毁做尘土。世无不变，唯变不变。家国情仇，人间恩怨，情感纠缠，邻里纠葛，都随着窑中的一把火，呈现出它原有的本色，且愈加明显。

       在《窑变》中，作者创造性地将“窑变”作为人世变迁的隐喻：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工，三分人巧。小说以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的笔触，在钧瓷复烧中刻写“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人生哲理。通过家运、国运、瓷运的命运嬗变，展示了钧瓷文化的灿烂和钧瓷制造的惊天技艺。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这部小说里，不仅能够读出一个家族曲折的发展史，也能领略钧瓷的发展脉络，家族史与钧瓷史交相辉映。围绕钧瓷的复烧与研制，翟姓家族的人物命运浮浮沉沉，因钧瓷而起起落落，既有让人感佩的灵魂救赎与升华，也有令人叹息的人性复杂与嬗变。更多的是前赴后继，为重现钧瓷的华彩窑变而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求索。“窑变”的不仅仅是钧瓷，更是国人奋斗进取的民族精神，某种意义上说，“钧魂”亦是国魂。重现钧瓷工艺，亦是为国铸魂。从技术到艺术，艺术上升为道，由此小说也完成了复杂的人性之窑变探索 。小说开创了家族百年叙事文本的新结构布局，创造性地采用要年纪事的结构方式，把重要的故事放在历史上几个特定的年份，又将其他时间发生的事情加以补叙、插叙，新颖别致。开头结尾形成独特而引人入胜的探究式大框架，中间将中华钧瓷非遗文化匠人艰难创业、艰辛传承的奇崛故事，置于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再到改革开放等几个大的历史发展节点，叙写得大起大落、有板有眼、慷慨激昂、惊心动魄。小说将革命与匠艺、传奇与日常、大义与小智、大爱与小情等合情合理地熔铸于一体，塑造出一系列性情独特、性格鲜明、时代感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古雅简洁，文白相间，多副笔墨，诗意盎然，也是其文本一大特色，活泼蓬勃，文意绵长。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神奇而闻名于世。窑变，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定性自然变化。钧瓷作为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重要符号，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在《窑变》中，作者创造性地将“窑变”作为人世变迁的隐喻：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工，三分人巧。小说以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的笔触，在钧瓷复烧中刻写“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人生哲理。通过家运、国运、瓷运的命运嬗变，展示了钧瓷文化的灿烂和钧瓷制造的惊天技艺。

       小说用《红楼梦》式的“元文本”的方式开头，让人扑面感受中国式故事的传统。古典和现代如此结合，也体现了创作者的雄心。清光绪年间，翟家祖上是一个对钧窑痴迷的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发展，钧瓷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变化逐渐交汇。另一方面，这个传奇的钧瓷家族也在历史变迁中上演了一段五代人经历的命运沉浮。有人为守护名节而死，有人痴练烧窑技艺，有人在尘世名利中腾挪，翟家人在各自的命运熔炉中历经磨炼，经时光和人性的锻造，而凝聚着翟家几代人心血的钧瓷，历经风雨，在翟家新一代又有了全新的传承与含义。千年钧瓷，源远流长，《窑变》将钧瓷烧制时的变化，与小说发生地——神垕翟家在晚清变革、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等重大历史节点的命运起伏巧妙融合，家族史与钧瓷史交相辉映，突出历史与命运之“变”。围绕钧瓷的复烧与研制，翟姓家族的人物命运浮浮沉沉，因钧瓷而起起落落，既有让人感佩的灵魂救赎与升华，也有令人叹息的人性复杂与嬗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瓷魂”亦是国魂。重现钧瓷工艺，亦是为国铸魂。从技术到艺术，艺术上升为道，由此小说也完成了复杂的人性之“变”的探索。

       作为全国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文学创作群体之一，“中原作家群”的创作始终被文学界高度关注。而在“70后”青年作家中，河南作家李清源是比较惹眼的一个。他的写作既有厚实的文化底蕴，又有敏锐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既重视故事的价值和作用，也着力于人物的刻画和塑造。不仅擅长通过故事和人物的相互呼应，让日常叙事具有社会叙事的宽阔与历史叙事的深沉，对一些外来创作技法的借鉴和吸收又视野开阔。他的叙述风格稳健扎实，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深沉内敛。著名作家梁鸿曾评价：“清源的文字，有某种神秘的睿智和老成，语锋机敏犀利，却又有洞透世事的宽容，对社会变迁和历史风云中的人性有极为准确的把握。”李清源的小说好看耐读，不仅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积累，更在于他不动声色却有痛感的叙述功力。人生百态、现实镜面在绵密的生活中无缝交融，各色人物折射出生存场中现实的纹理，耐人寻味。李清源始终将小说重心置于对个体存在的勘察之中，尤其是人的复杂性，这成为其小说创作的根本支点。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神奇而闻名于世。中国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在长篇小说《窑变》中，作家李清源创造性地将“窑变”作为人世变迁的隐喻：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工，三分人巧。小说以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的笔触，在钧瓷复烧中刻写“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人生哲理。通过家运、国运、瓷运的命运嬗变，展示了钧瓷文化的灿烂和钧瓷制造的惊天技艺。

       作品开篇，早已退休的董主任受人之托，带一位万老板去拜访自己的昔日好友——钧瓷行家翟光照。寻访未果，万老板却意外得到董主任创作的小说，神垕翟家就此走入视野。一段由董主任所书写的钧窑传奇就此拉开大幕。小说用《红楼梦》式的“元文本”的方式开头，让人扑面感受中国式故事的传统。古典和现代如此结合，也体现了创作者的雄心。

       清光绪年间，翟家祖上是一个对钧窑痴迷的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发展，钧瓷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变化逐渐交汇。另一方面，这个传奇的钧瓷家族也在历史变迁中上演了一段五代人经历的命运沉浮。有人为守护名节而死，有人痴练烧窑技艺，有人在尘世名利中腾挪，翟家人在各自的命运熔炉中历经磨炼，经时光和人性的锻造，而凝聚着翟家几代人心血的钧瓷，历经风雨，在翟家新一代又有了全新的传承与含义。

千年钧瓷，源远流长，“先备夫器具之用，继具乎文明之光，由是脱胎换骨，灿然大成，是所以由器入道也。非瓷为然，人亦当然”。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神奇而闻名于世。窑变，指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的不确定性自然变化。钧瓷作为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重要符号，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在《窑变》中，作者创造性地将“窑变”作为人世变迁的隐喻：人性如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命运如窑变，七分天工，三分人巧。小说以开阔的眼界与细腻的笔触，在钧瓷复烧中刻写“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人生哲理。通过家运、国运、瓷运的命运嬗变，展示了钧瓷文化的灿烂和钧瓷制造的惊天技艺。

       作品开篇，早已退休的董主任受人之托，带一位万老板去拜访自己的昔日好友——钧瓷行家翟光照。寻访未果，万老板却意外得到董主任创作的小说，神垕翟家就此走入视野。一段由董主任所书写的钧窑传奇就此拉开大幕。小说用《红楼梦》式的“元文本”的方式开头，让人扑面感受中国式故事的传统。古典和现代如此结合，也体现了创作者的雄心。

       清光绪年间，翟家祖上是一个对钧窑痴迷的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发展，钧瓷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变化逐渐交汇。另一方面，这个传奇的钧瓷家族也在历史变迁中上演了一段五代人经历的命运沉浮。有人为守护名节而死，有人痴练烧窑技艺，有人在尘世名利中腾挪，翟家人在各自的命运熔炉中历经磨炼，经时光和人性的锻造，而凝聚着翟家几代人心血的钧瓷，历经风雨，在翟家新一代又有了全新的传承与含义。

       千年钧瓷，源远流长，“先备夫器具之用，继具乎文明之光，由是脱胎换骨，灿然大成，是所以由器入道也。非瓷为然，人亦当然”。《窑变》将钧瓷烧制时的变化，与小说发生地——神垕翟家在晚清变革、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等重大历史节点的命运起伏巧妙融合，家族史与钧瓷史交相辉映，突出历史与命运之“变”。围绕钧瓷的复烧与研制，翟姓家族的人物命运浮浮沉沉，因钧瓷而起起落落，既有让人感佩的灵魂救赎与升华，也有令人叹息的人性复杂与嬗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瓷魂”亦是国魂。重现钧瓷工艺，亦是为国铸魂。从技术到艺术，艺术上升为道，由此小说也完成了复杂的人性之“变”的探索。

       塑造人物方面，自我认为，作者在女性人物的塑造方面更为出色，如翟日新的四位女性，性格各异，栩栩如生。陆采芹的吃苦耐劳，因爱而心甘情愿做出的自我牺牲；俞述秀的愚昧自私；梁小姐的善解人意等，同样出现在陆采芹和梁小姐身上的野性，作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陆采芹的野性来自于乡野大地，虽然受三纲五常的约束，但在爱情面前，她以自己的无畏、泼辣，维护着自己心爱的男人的形象；而梁小姐，由于受过教育，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意识，因而知书达理，尤其是梁小姐的出场极具浪漫色彩；但因其受到了革命党人的影响，因而在处事当面有着女强人式的激进、果敢、决绝。这样，一样的野性写出了不一样的人物性格。同时，作者还塑造了一批有着中华民族血性的人物，如翟月清在伪公所成立大会上射杀日军的行为，虽然最终身亡，却是一位了不起的汉子值得我们敬仰；翟光烈一方面对瓷器制作的极高悟性、另一方面对自己人生随波逐流的选择、最后浪子回头的改邪归正，使这个人物形象极为复杂，给人以生活的真实。再比如翟光照与有夫之妇宁馨的不成熟的爱情，侧面写出了光照的自我克制，体现了他骨子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等。尤其是小说前面的人物关系表，对读者理清人物关系很有帮助，使读者能够快速进入作品。

       作为一部以工艺技术为主线的小说，书中的人物都秉承了国之大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小说甫一开篇，就描写了翟家第一代弟兄俩翟日进和翟日新，逃难来到神垕镇，在磁窑谋生。而彼时，钧瓷的窑变工艺已经彻底失传，而成为遥不可及的传说。而翟日新误打误撞，为造假深入研究，不断试验，在妻子陆采芹的支持下，生活上为他遮风挡雨，为他抵挡世俗的流言碎语，关键时刻因小儿玩闹扔进窑中一枚铜钱而发生了“窑变”，终于突破瓶颈，无意间撞破钧瓷窑变密码，烧制出日思夜想的窑变瓷器，书中描写到：“梅瓶之上釉面温润，遍体飞红缭绕，轻盈如飘羽之朝霞，明丽如泼笔之丹砂。”精美瓷器出窑，引来各色人等的觊觎，于是作为人，争名夺利，丑态毕现，如商号的坑蒙引诱，土匪的无情掠夺，官府的巧取豪夺，残酷压榨，师徒兄弟间的反目等等，人性在这里经受着考验，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也在经受着考验。书中的人物们与钧瓷纠缠在一起，瓷器事业已经深深地嵌入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的人生也在发生窑变，典型的就是光烈这一艺术形象：因其掌握了钧瓷窑变绝技，在别有用心者引诱下跌入其设下的圈套，陷入女色与鸦片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恶疾缠身，污名难洗。正如书的封面所写的八个字“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经历这么多的波折、磨难，但书中主人公痴心不改，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着他们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的钧瓷技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书中的翟日进之死，他说了一句：“该住火了。” 跳入火中，宁可忍受更大的痛苦，也不损毁窑件；如翟光烈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就这样吧”；翟光照说的是“你们好自为之吧，我走了。”看似在告别，实则是升华。不仅仅是小说中人物在烧瓷工艺方面所体现的工匠精神，同时也能体现出作者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工匠精神，正如一次访谈中作者所说：“《窑变》写了七年我的写作态度是端正的，也是认真的……包括我对自己的写作也一直秉持这样的态度，比如写作写不好就改，改不好就废掉重来，这是写作的常事。”又如该书责任编辑付如初在一次访谈中所说：“七年间，《窑变》经历三次推到重来，不断打磨、完善，直至成型。” 在作者不厌其烦、耐心细心的研究与尝试中，中国瓷器发展史、钧瓷的烧制工艺、近百年中原民间民俗演变史、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都经作者巧妙结合、精心构造，融化在小说细节里，了然无痕，自然顺畅。

       如书中所说，瓷器制造，窑变可遇而不可求；人生在世，命运带给我们的惊喜同样也可遇不可求，但我们只要时刻保持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并以持之以恒的勇气和决心，不懈努力，不断攀登，我们相信，生活一定会发生窑变，锻造出最美好的瞬间，成为我们人生最美好的记忆，带领我们走向幸福的彼岸，去看那不一样的蓝天！

       李清源在访谈中屡次提到，作为一个写作者，有责任就身处的时代发声。“写作者可以不必为某个群体或阶层代言，但一定要为所处的时代发声，用你自己的方式，为置身的这个时代留下一份属于你的历史证词。”在《窑变》的创作谈中，李清源坦白了他几易其稿的过程，最终采取要年纪事的方式，把重要故事放在几个特定的年份，而将其他时间发生的事情以补叙、插叙等形式补充进去；在时间线上，从当代切入，经由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再回到现在，最终使叙事完整闭合。

       无论是历史世相下隐喻的时代现实，还是社会镜像中反讽的当下妍媸，李清源的小说恰如镜、如史，亦如人。小说是世相之书，《窑变》正是对婆娑世相的深刻揭露。李清源将世情洞察入微，将人物刻画入木，又以其犀利的笔刻、隐喻性的手法，将情节构述得跌宕婉转，让小说阅读感极强的同时又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整部作品既重视故事的价值和作用，也着力于人物的刻画和塑造，更追求故事与人物的相辅相成，并力图在对现实的审视和观照中，探寻社会、历史及人性的深度表达，让日常叙事有了社会叙事的宽阔与历史叙事的深沉。

《窑变》问世不久即登上“探照灯好书”月榜。评委会认为，“小说既有历史的厚度和纵深，又有人性的复杂和多棱。讲述钧瓷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变化，同时更试图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变迁。”

       正如李清源在《窑变》创作谈中写的那样：

       《窑变》是我耗时最长的一部小说，从开笔到定稿，前后凡七年。对于一部文本体量并不很大（全书约三十万字）的作品而言，过于漫长的创作时间并不值得炫耀，毕竟时长不代表品质，写得久不等于写得好。它只能证明两件事：要么是写作条件有限，不能进行持续而有效的创作；要么是作者懒惰，没有全身心扑到写作上。我显然属于后者，写得慢只是因为懒。作家中不乏劳模，一天不写个三五千字便觉罪孽深重，倘若三天不动笔，简直会要了命。我对这些作家充满敬意，他（她）们是怀着使命来到人间的，活着就为了写作。相比之下，似我这般疏懒之人，无异是虚掷光明，苟且于世，想想也怪不好意思。

       但用较长的时间来创作一部作品，也未必全无好处。有些作家心灵性巧、眼明手快，能够迅速捕捉适宜的题材和故事，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创作。这种“赢粮跃马，唯恐后时”的写作，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执行力，令人望而起敬。如若没有这种速成的本领，就不妨以时间来交换，老老实实去做笨功夫。灵光一闪即成佳作的例子诚然不少，但更多的作品还是需要花费时间去经营，从命题立意到谋篇布局，乃至语言、腔调、节奏、修辞，无不需要着体打量。对于小说创作来讲，天然偶得的题材和灵感催生的创意固然美好，但却往往不够成熟，也因此而不太可靠，遽然成文，未必是明智之选。思维需要沉淀，素材需要发酵，思想需要升华，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充分的时间来完成。尤其是长篇文本，人物之众多，故事之繁杂，皆非中短篇可比，且其承载的主题与价值也更宏阔和深远，即非宏大叙事，亦自有其规模。这就更需要深思熟虑，善作准备。如果思之未熟，便草率下手，一旦发现不对，再要改弦更张，就没那么容易了。

       《窑变》之所以耗了这么久，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当我确定以钧瓷为主题元素写一部长篇小说后，自恃对钧瓷文化与行业状况比较了解，即便放笔写去了。彼时虽有酝酿和构思，却仅着眼于人性叙事与现实表达，没有向纵深之境作思考。大概写了三万多字，我意识到出了问题，太单薄，不是我想要的。小说不必然追求宏大叙事，但若原本可以承载更多，使文本趋向自己理想的状态，又有什么理由不做呢？况且它是一个长篇，钧瓷又是一个足够厚重与博大的文化符号，以钧瓷之名和偌大篇幅，只是写了一个相对轻薄的东西，既不值得，也暴殄天物。此念既起，越写越不安，写到五万多字时，终于写不下去，于是搁笔止损，将它废掉了。

       在写作中推倒重构，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常常写了几千上万乃至更多字，感觉不好，就废掉重来。有时候一篇写完了，觉得不满意，也会废掉重写。并非标榜自我要求高，实是水平有限，做不到出手皆佳句，行文自天成，只好改来改去，如若改无可改，那就再写一遍。《窑变》第二稿写得还算顺手，但感觉仍然不对，有一股气始终提不上来。第一部分（十七万字）完成后，我暂停下来，把稿子发给几个朋友审阅，征询他们意见。反馈大多正面，还有人觉得很棒，鼓励我尽快写完。此时回想，他们那样回应，并非他们不专业，也不是他们虚伪，而是因于私情：我是他们的好友，好友的东西当然是好的，正如邹忌的亲友团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比城北徐公美。我又把稿子发给责编石一枫，请他批评。一枫读后，提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深以为然，打算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修改一下，然后再把后面的写完。然而每次打开文档，看上一会儿，便觉沮丧，横竖掂量，无从下手，遂废然而罢。一次如此，次次如此，信心本就不足，耐心又逐渐消磨殆尽，索性也废掉不要了。

       之后几年没有再写。期间虽有补充素材，也会思考如何重新经营，但却不再急于下手。我觉得以前写得太多，想得太少，或者说写得不多，想得更少，每当开启一个新文本，往往是埋头赶路，而不曾抬头观望天际的星辰。且在方法上，我更倾向于文本自治，让人物和故事在特定的内生秩序和事理逻辑之下自由成长。对于中短篇创作，这诚然是可行之道，但对于长篇，就可能是灾难。长途跋涉不同于短程旅行，它需要通盘考量，谋定而后动，而不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否则中道铩羽，半途而废，就呜呼哀哉，吐血撞墙了。我前两稿的失败，固其宜也。

       第三稿就顺畅多了。主题立意和人物故事思之已熟，皆无疑虑，然而对于新的文本结构，我却不甚笃定。小说叙事跨越一百二十余年，倘若采用惯常的直线叙事，以时间流为向导平铺直叙，在形式上未免等而下。且以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不可避免要面对许多鸡肋时空和冗余事物，铺陈之则无益，忽略之又不可。史传类文本有时冗长而乏味，实有以也。这是我要规避的。所以我使用要年纪事的方式，把重要故事放在几个特定的年份，而将其他时间发生的事情以补叙、插叙等形式补充进去；在时间线上，从现在切入，经由清末、民国和解放初，再回到现在，最终使叙事完整闭合。或许是受前两稿失败的影响，写作之初，我对这种要年纪事和环形结构一直不太有信心，深恐重蹈覆辙，半道而废。只是忐忑归忐忑，写作的问题只能在写作中去解决，此种形式适用与否，也只能在实践中去验证。还好，写到一半后，我确定这种方法是对的。

       年代叙事必然要体现变迁。文学作品里的变迁，往往是指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以及由此揭橥的文明嬗替。在《窑变》文本里，我还希望呈现语言的变迁，不同时代采用不同的语态，清季半文半白，民国偏白，现代全白。这也有点冒险，所以这一稿的第一个版本并没有做。后来与人文社的责编付如初老师谈及，她认为可以尝试，我便又重新捋了一下。主要是把晚清的部分做了半文处理，使三个不同时代的语言在文本中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层次。至于成功与否，就交由读者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