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2023年8月11日在京举行。评委会在国家公证机构的公证下进行最后一轮投票，庄重、严肃的计票过程结束之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张宏森宣读投票结果。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审核批准，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5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山东作家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得票最多，名列第一。

      《雪山大地》同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一部恢宏的草原史诗、一条流淌信仰的时代之河、一座献给青藏高原父辈们的纪念碑。

      杨志军重返藏地写作，以他标志性的诗性语言，展现了1949年以后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藏区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杨志军新作面世后，引发业界专家热议。
      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评价道，“这部作品以宽广的现实主义视野，雄劲、苍劲的笔墨生动再现了青藏高原改天换地的巨变，是一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审美风格，它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路英勇认为，杨志军始终葆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他关注时代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又关注人与自然、生态与发展等比较宏大的问题。在西部大草原书写方面，杨志军和他的作品有独特的文学地标性意义。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说，这是一部诚意作品，写出了作家对岁月、对西部、对人性、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深情，它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的，作家对雪山大地的热爱，饱含着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和父辈所经历生活的由衷敬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说，《雪山大地》是一部深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草原史诗，能够感受到我们当代文学现场比较少见的壮丽之美。她注意到，“杨志军从‘我’的父亲母亲角度书写如何建设我们的家园，但是他没有用家族史的方式，而是将家庭变迁和国家的变迁非常巧妙地联结在一起。”

      令人关注的是，小说既有强烈的面对草原问题的忧患意识，更有在真实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字里行间难掩的激情和乐观。诗性的语言形成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作品既真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具盎然的诗意。

      杨志军说：我的祖籍是河南，父亲是解放前的一个大学生，1949年跟着部队往青海走，青海解放以后就留在了青海，参与创办了《青海日报》。我出生在青海，在青海生活了有差不多四十年，我热爱这片土地，其间做过很长时间的农牧记者，有很多的机会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去了解一切，都是我最初的积累。后来虽然定居在青岛，但我几乎每年都会回青海生活一段时间。我觉得只要把自己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停留在釆风和体验上，就一定会有更加丰厚的回报，那就是认知和灵感的纷至沓来。

      这些年青海的变化特别大，以往水草而居、常年迁徙、毡房里几乎没有家具的牧民有了定居点，膳食变得均衡，寿命也增加了……他们不仅富裕了，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有一次我还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我跟一个曾为牧民的老人聊天，他说不知道医院在哪。这其实是一个玩笑，他的意思是他身体特别好。而这些都来自于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政府和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带领青海藏族人民艰苦奋斗，与自然共生，最终使青藏高原发生了沧桑巨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雪山大地》的故事便是基于多年来我在青海的所见所闻及父辈的经历创作而成。

      在当下风格多样的文学语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写作并不多。在我看来，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它堪比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譬如我父亲，作为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有着生命危险的“护校”任务结束后，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其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这边退学，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我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其时她正在河南开封读书，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赶赴昆明，跟已经离开家乡汝阳的亲人团聚，然后同去海外；要么西上比传说中更荒凉的青海，跟已经先期到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过多犹豫，选择了后者。

      乔叶是河南省修武县人，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她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已发表小说作品和散文两百余万字。多部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已获得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介到英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是具有强大的现实感、鲜明的时代感和自觉的文学使命感的新乡土写作，也是“70后”代表作家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4、5期，单行本于2022年11月推出，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一个村庄从传统型乡村到文旅特色型乡村的转型故事，是具有强大的现实感、鲜明的时代感和自觉的文学使命感的新乡土写作，也是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

      乔叶说：我的长篇新作《宝水》讲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宝水的村子，如何从传统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名单。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创作一部反映新时代新山乡、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的作品。前些天开研讨会时，评论家李国平说：《宝水》的诞生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这样的理解非常精准。我创作这部作品的个人自觉与时代文学命题的邂逅，如同山间溪流汇入江河，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从来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

      2023年5月24日，竹林镇不仅碧空如洗、鸟语花香，还因为各位文学大家和各地文友的激情相约，使得空气中弥漫浓郁的文学味道。一路风尘仆仆从北京赶来的乔叶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在河南工作多年，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一级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她的《最慢是活着》《认罪书》《藏珠记》等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奖、北京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杜甫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百花文学奖等，在读者中有很大反响。她是奔流的老朋友，在讲授文学课程期间，深受基层作家的崇拜和喜爱。

      这次她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素材到小说》，着重介绍她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宝水》的创作过程。前期经过大量的搜集资料，扎根考察和写作时的自觉自省，这是她写作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她详细剖析素材怎么通过作家艰苦卓绝的探索和酝酿，最后变成文字的醇酒，奉献给读者。

      她说写作之初，对于某些唱衰农村，凸显三农问题的声音抱有质疑，很多资源回馈到乡村，作用没有显现吗？农村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她要以一个作家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农村。她先到信阳一个获得美丽乡村称号的示范点深入生活，进行一个作家经验的深度整理和思考。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乡村的局外人，她觉得新鲜感是很危险的，没有进入到乡村的内核，没有内视角了解乡村的隐秘秩序，她觉得将要写作的小说缺了一口气，它的气息不饱满。她开始关注自己的老家，观察老家的乡村旅游，乡村优势和人情世故，因为熟悉，欠缺的那口气顺利打通了。

      然而，遇到困难和挑战很多，需要做的功课也很多。她早期的写作主攻散文，以第一人称虚构故事，靠野生的激情和强大的感性力量发表了很多。后来她学习阅读经典，她说经典是无数读者过滤后的精品。通过大量的解剖别人的作品，再经过自己的写作实践来转化领悟到的精髓，她说读者读的舒服，都是作家写的不舒服，好作品是作家折腾自己，精心打磨出来的。

      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她大量阅读能够找到的乡村典籍。《记忆中的乡愁》《河南民俗与地方曲艺》《信阳民间故事大全》等书籍填充了她对乡村概貌的空白。她说，用学术的准备态度面对素材，沉浸素材，是为了打捞它，文学作品有阅读的快感，读学术的文字很枯燥，但为了写作有营养，就要尽我之力，努力做好，这是一个职业写作人的态度，对文学心心念念的真诚。

      通过大面积的纸上阅读，抽空在大地上奔跑，江西，甘肃、贵州跑过，江南的萧山、温州跑过，阅览各式各样的农村景象，加上沉浸式泡村，对村子动态的观察，了解乡村隐秘的信息，用作家的眼睛和方式洞察乡村。她说，我不是学者，文学作品有理性关照，但不作判断和结论，相对于生活的丰富性，判断容易流于简单。没有文本经验作参考，就到生活的现场去感受和记录，我所选的素材代表我的认识。

      关于怎样切入章节，乔叶老师坦言开始运用十二个月为单元，但是每个章节太均速了，运用二十四节气，又太碎片化，所有的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以季节为节点，四季交替纠缠又叠加，生生不息，它们浓淡相宜地成为小说的有机组合。

      宝水村是从无数个村庄，是泡在无数个村庄从很多原型村庄里凝练提纯出来的，它寓意村民宝贵的精神力量。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生发出无穷的智慧和才智，很像山间的泉水，可能特别细小，但是汇聚起来就能成江成河。

      她强调了语言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方言。方言有古老文化的底蕴，优美活泼又形象。方言是宝库，要从中挑选，在大的语感环境中，有时候还需要作家进行改良。

      乔叶老师的《宝水》创作分享，枝叶繁茂，细微绵长，解读了她从一个勤奋的阅读者到专业作家的成长之路，相信她孜孜以求的文学信仰，会激励大家有更多更好的文学收获。

      乔叶的《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是一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长篇力作。小说以温软朴素的笔调，透过归乡者的目光和思考，娓娓道出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展现了豫北山村四时旖旎多彩的繁博风物，以鲜活琐碎的家常，彰显出当代乡土中国人情事理的恒常与新变。

  小说中的宝水是由传统乡村转变为文旅小镇的典型样态，因多元力量的参与和支持，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小说主人公地青萍在福田庄度过童年，人到中年被失眠症困扰，于是来到宝水村休养身体并帮朋友经营民宿。在对福田庄昔日追溯和对宝水村乡村建设的深度参与中，见证了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变化。乡土中国在看似平淡而重复的四时轮转里，蕴藏着繁茂多姿的故事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小说在春夏秋冬的四时节序中娓娓叙说当下寻常的乡村生活。作者不仅描绘了山村四季景物的缤纷绚烂，还细腻书写了节气背后对应的极具乡土气息的风俗文化。从正月到腊月，四时节气不仅是时间符号，更与习俗文化相融合，氤氲出宝水村的人文地理环境。村民按照自然规律从容地过着恬静的日子，一些古老习俗亦得以保存并见证恒常。如九奶的葬礼，因是喜丧，可以不那么悲伤。深山小村呈现出鲜活生动的民间生活本相，弥漫着散淡朴素的乡土气息。

  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宝水村正经历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嬗变。从交通保障、垃圾转运、网络宣传等管理运营，到建村史馆等乡村文化构建，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宝水村鲜活丰饶的生活景象。这些点滴细微的变化，夹杂在无数的“极小事”和“扯云话”中，在传统日常里逐渐融入现代生活秩序。村民的生活不再按照传统四时节气进行，周末、节日、假期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这也让村民心生疑虑。这种朴素的直觉让人省思，传统意义的乡村是否会被取代甚至消逝。小说中的乡建专家孟胡子直言，重建村民对集体和乡村的认同，本是营造乡村社区的题中之义。小说同样直述：“村景再美，美的芯儿还是人。”作者透过形态纷繁的乡村生活，以知常达变的哲学思考，把握住了乡土恒定的内在精神实质，呈现出乡村现实的当下性和趋向性。

  《宝水》对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不仅体现在对乡土风物的描述上，还体现在再现乡土社会的人情伦理上。年轻时守寡的奶奶能够始终保持地家在福田庄的体面与尊严，就在于她用智慧编织出善意互助的人缘关系网络。“在村里各家是各家，出了这个村就是亲的，这就是乡亲。”“遇事不帮，咋能算是乡亲。”这种朴素厚道的情谊，正是传统乡村能够平稳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蕴含着乡土社会生存与延续的文化根基。

  小说还展现了这种乡村文化与城市规约之间的价值冲突。因豆嫂签完协议后又反悔，被马菲亚吐槽“没有起码的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孟胡子却认为，农村天然属于熟人社会，比起跟外人的短暂交易，村民更看重亲戚乡邻间长远的契约。马菲亚不熟悉乡村人情事理，试图用市场逻辑处理纠纷，效果甚微。同样，肖睿作为志愿者来到宝水村开展万物启蒙教育，从开始阳春白雪无人理睬，到后来结合村民利益需求因材施教，正是得益于青萍等人“贴着风土人情来做事”的指点。传统乡土伦理在与现代文明碰撞时，显示出隐秘而强大的情感和文化认同。

  小说也触及当下农村存在的隐蔽矛盾，比如留守儿童的困境等。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呈现，突出了传统乡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也书写出时代映照下的思想变迁。不论是秀梅组团拍抖音，还是雪梅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虽然她们的精神世界有所寄托，但现实生活中仍受到传统家庭权力结构的压制。只有青蓝面对恋人的玩笑时，直接反驳：“谁是你的人？我永远是我自己的人。”这声呐喊，打破了传统乡土意识里女性只能从属依附的认知。乡村女性感受着时代精神的脉动，开始追求更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

  文明的进步源于人对世俗愿景的期待与奋斗。现实中的乡土世界正快速发展，不仅体现在村容村貌等外在风景，也体现在乡风民俗和人情事理中。作者以“跑村”“泡村”的耐心，呈现出当下乡土中国的现实图景和生活样貌，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巨变中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和思想的新变，展现出作家对新时代乡土世界的真诚记录和深入思考。乔叶笔下的乡村，既不是甜美的牧歌田园，也不是荒废的故土。她看到了乡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感受到其中涌动着的新鲜的希望。“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其实乡村的骨子里很强韧的某种东西还在。但我肯定也不会美化乡村，而是想以文学的方式写出乡村的复杂性、多重性。”

      1970年代，乔叶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是焦作市矿务局干部，是村里第一个大专生。母亲是村小的民办教师。1990年乔叶从焦作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乡下当教师。教书的日子很寂寞，乔叶开始文学写作。她的散文先是在《焦作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副刊发表，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孤独的纸灯笼》。她写得又多又好，1998年一年就出版了4本散文集。2001年，乔叶被调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此时她还不到30岁，已经出了7本散文集。《宝水》的语言特别来神。甚至可以说，《宝水》的语言写活了人物、带动了故事。我的阅读感受，三成书面语、七成方言土语，就是小说里写到的豫晋交界南太行山的村俗、俚语、乡谚。这些方言土语有多少是乔叶跑村泡村和童年乡村生活经验的捡拾？有多少是她对经验和心灵的新的想象、创造和阐发？恐怕只有乔叶本人心知。正是这些滤去了社会化、概念化和约定俗成标签的、带着全然陌生、甚至生僻的方言土语，颠覆了读者某些惯性思维，激活了阅读者的感官和审美神经，大家眼前一亮，提振精神，跟着作家进入小说的状态。

      简单举几个例：比如形容一个人出色，叫“卓”；“一高一低”不叫一高一低，叫“一高一平”；喜欢、宠爱，叫“景”；出门散个步，叫“悠”；聊天不叫聊天，叫“扯云话”；办白事叫“吃杂菜”；话多叫“稠”；夸什么可爱叫“漆”……这些方言土语很特别，哪个地域的人都能感受到汉语言的美，以及来自于民间的斯文在野，有种被时间之釉照亮的感觉。乔叶饶有意味地以一种行云流水的节奏，娓娓道来深养在山村里的野生的语言，它们就跟山间的漆桃花，路边的茵陈，厨房里的一碗“懒龙”、酸黄菜，春天树上的香椿芽，冬天柿子树上的“留余”一样，野生得朴素大气谦和。

      除了这些弥散在小说行文里的方言，更多呼之欲出的是人物或欢实、或泼辣、或俏皮、或幽默的鲜活对话，实在是别开生面得很，相当有镜头感。哪个人物一说话，他（她）的性情、好恶、身份、品行就活灵活现，如在目前。小说里一大拨人物都有性格，都特别有光彩。比如村支书大英的泼辣，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应付村里村外各色人等、各种矛盾真是机智急智，周全得很，想来拍成电视剧，她的光彩不比第一主人公地青萍少。

      小说里血肉饱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很多，乡建专家孟胡子、九奶、老原、妇女主任秀梅、会计张有富、团委书记小曹、做豆腐的豆哥豆嫂、赖住在九奶家的老安夫妇、爱吃醋家庭暴力不断的七成和他的无辜妻子香梅……这里就不点数了，饶翔那篇长评里有很精彩的评述。

      人物的光彩哪来的？是他自身的行动带出的。想到前阵罗伟章在江苏一个“新山乡巨变”论坛上发过一叠声不满，他的不满是对当下很多聚焦新农村建设的作品，看不到“人”的主体性，推动故事的更多是依赖叙事策略，是故事成了主角，故事席卷了人物，而不是人物创造了故事。他觉得很多写作者缺少能力和耐心去发现生活的细部，无法让那些政治的、社会的元素转化为审美，也根本上无法文学地把握生活和时代的本质。这么看乔叶的《宝水》，刚好是一个成功作品的典范。《宝水》里密布生活的细节和作者贴着人物写的生生不息的民间智慧与能量。《宝水》的语言是活的、是能够惊醒生命和生机、向着山河大地的好语言。

      2023年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新疆作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等5部作品获奖。这是该奖创立42年来，新疆作家首次获奖。

      “这是我在新疆才能获得的一场书写。”当天，正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耕读写作的刘亮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感谢评委，感谢新疆这片土地，我在此生活了60多年，深受新疆多民族文化生活的滋养，《本巴》是对这种丰富绚烂生活的回馈。感谢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给了我智慧和力量。”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之前10届共评出48部获奖作品，在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树立当代文学经典、体现时代文艺高度、推动文学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刘亮程的获奖填补了新疆在该奖项上的空缺。本届茅盾文学奖共238部作品参评，均为2019年—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刘亮程是新疆沙湾人，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新疆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本巴》，访谈随笔集《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等。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刘亮程，种过地，当过乡农机管理员。劳动之余写点文字。上世纪90年代，刘亮程因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一鸣惊人，引发文坛广泛关注，获奖众多，畅销20多年不衰。2022年1月，刘亮程对这本散文集进行修订，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新版。由于在这本书中对乡村生活的思考、写作非常诗意、深邃，表达新颖，刘亮程也因此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或“乡村哲学家”。2014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在谈及《本巴》创作缘起时，刘亮程说过，《本巴》是写给自己的童年史诗，也是自己的童年之梦。“当我们面对一个噩梦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惊恐万状中醒来，一切都被留在了梦中，你摆脱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你飞起来。不要把梦中的事带到白天。《本巴》的写作其实也跟这个梦有关系，我想把所有梦中的恐惧都在梦中解决掉，把所有的仗都在梦中打完，把人生那些很累的，不想在白天去做的事，就在梦中做。”这种现实和梦境的互换互文，是文学的，更是哲学的。通过从小说到舞台的漫游，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融合，《本巴》故事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想象力。正如刘亮程所言，“文学是做梦的艺术，在《本巴》世界中，梦与醒互为家乡。”

      很多读者表示，这样“读”书的方式很新颖有趣，真实体验到了文学的开阔和丰饶，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文学作品以如此富于表现力的方式来呈现。
      《本巴》是刘亮程历时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它在出版前，就以全本形式在《十月》杂志刊出，并入选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作品，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已进入新浪读书和《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等各大媒体的好书榜单。

  刘亮程早年以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蜚声文坛，后转型小说创作，搭建起的又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万物生灵原貌展现，拙而雅醇的文风裹挟着一股原始的野生力量。

  他写完《一个人的村庄》后，便开始走新疆。直到写《凿空》时，才让他真正有了一种“在新疆”的感觉。而散文集《在新疆》，则是穿插在他的两部小说《凿空》与《虚土》间完成的。

  10多年前，刘亮程前往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旅行。他一边游走于草原和山区，一边阅读英雄史诗《江格尔》。他说：“读《江格尔》会觉得非常有趣，感慨人类的童年时代对时间的绚丽想象，并被所透露出来的天真所打动。因为它是口传文学，想想看，在那样的年代，一到夜晚，部族的老人和年轻人围坐在江格尔奇（蒙古族史诗说唱者）旁边……一直到月落星稀，东方发白。他们在史诗中塑造无畏、充满天真的英雄，而且又用这种塑造来激励自己，战胜困难，获得胜利。后来，我到很多地方都在推荐这部史诗，让他们多读史诗。”

  读得多了，他萌发出一个念头，“写一部天真的小说”，10余年来，这个念头由初生渐次扩大。站在史诗尽头重启时间，在古人想象力停住的地方重整山河，他最终成就了这部充满想象、道出天真的长篇小说《本巴》。

      《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本巴”是故事主人公居住地的名字，本意为宝瓶，指人与万物的母腹，是每个生命的故乡。作家在史诗尽头重启时间，在古人想象力停住的地方再造山河，成就一部充满想象与思辨而又自然浑成、语出天真的小说，塑造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25岁的本巴世界。该书出版以来，销量和口碑获得双丰收，入选《收获》年度榜单和《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多种图书榜单。

      2013年，刘亮程在菜籽沟村创办木垒书院，使得这个偏僻但又古朴幽静的村庄有了文学艺术的滋养，成为一处著名的乡村文化和旅游地标。如今，村民古朴的拔廊房变成旅游民宿，土鸡、石磨面粉、胡麻油等特色农副产品成了游客必购的“伴手礼”。“很多过去走出去的年轻人，又陆续回到村子安居乐业，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英格堡乡党委书记吕艳花说。

      在木垒书院，刘亮程写下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捎话》和《本巴》，前者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能为这块土地，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生活写一本书，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刘亮程说。

      作为一位作家，刘亮程的名字首先与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一位被散文的名声所严重遮蔽了的优秀小说家。刘亮程的最新长篇小说《本巴》，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天赋与才能。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充分肯定了《本巴》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认为《本巴》是2022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一个景观式的存在，为我们认识当下长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话题和新的角度。《本巴》致敬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同时也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我们共同的多民族灿烂文化和伟大遗产致敬。

      “这种致敬包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遗产的认同和珍视，包含着我们这代各民族作家要承担起来的共同责任，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这个伟大传统在我们的时代发展、生活的变化中保持活力，成为面向未来的新的创造性力量。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本巴》，刘亮程一路走来，堪称新疆辽阔的大地和天空所淬炼出的优秀作家。刘亮程在《本巴》中向我们重新展现和讲述了人与空间、人与时间等千百年来有关人类生活的基本元素，进而打开了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认识和感知结构。

      《千里江山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收获》长篇小说专号首发。这是上海打造当代原创文学出版高地又一重大成果，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继莫言《蛙》、金宇澄《繁花》、格非《江南三部曲》后再获茅盾文学奖。

      “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孙甘露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感谢评委的肯定和鼓励，能和这么多优秀作品一同参评，已是莫大的荣幸。《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发生在90年前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先生在上海出版了长篇小说《子夜》，请允许我借此向这位前辈作家表达敬意。”孙甘露从头至尾将《千里江山图》视为一次学习过程，“这是全新的小说领域。既是对历史的辨析，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百年来，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写作，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

      《千里江山图》自2022年4月出版后，第一时间掀起了文学界、评论界、新闻界的关注热潮。小说以险峻的故事情节、精确的世态人情、对人性隐秘的深入挖掘感染着读者，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建立起精神联系，赓续了“革命上海”的书写脉络，也以其出色的文学成色被赞为一部“青春热血喷涌、心怀国家民族锦绣江山的长篇”。

      从早期《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的先锋实验，到《千里江山图》中危机迭爆的飞速叙事，孙甘露调动多年文学经验，创新主题小说的叙事范式，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如何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曾经的先锋派小说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小说保持了历史事件精确性的考证，又进行知识考古形成了一部“上海风物志”。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千里江山图》既是主题出版重要成果，也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始终向前走，始终探索某种新鲜的东西。悬疑的外壳之下，小说为红色题材书写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样本。”

      “这部在新时代书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作品，继承了红色经典传统，又探索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创造与转化。”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表示，这对于当代作家如何在新时代文学中书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地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在不断发展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的艺术突破都具有重大意义。作为烛照现实、细节满满的革命现实主义“红色新经典”，《千里江山图》以文学的方式想象呈现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沉稳练达地叙述着时代演进中的信仰对决，充满着柏修斯性质的举重若轻。

      孙甘露是我国“先锋派”代表，以《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文学界的特殊地位。3月29日，“‘江山千里望无垠’——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现代中文学刊》主编罗岗表示，今天大家谈论《千里江山图》，不仅是重新评价这部文学作品，更是通过《千里江山图》更好地理解孙甘露这一代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来源于中共党史真实的历史事件，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中央有关领导必须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一项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地下行动由此展开。忠诚与背叛、潜伏与行动、计谋与意外、搏斗与杀戮、审讯与酷刑，当然还有阴谋与爱情，小说简洁精巧，节奏迅捷，谍战元素应有尽有。

      关于“千里江山图”，敌人不知道该计划的内容和目的，同志彼此不知道具体步骤，作为读者，我们只需要跟随着陈千里们在上海出没狂奔、斗智斗勇，紧张着他们的紧张，哀恸着他们的哀恸。这是一个邮差小分队，每个人的任务都是准时传送出在自己这一环节的情报信息，以达到在最安全的时间、最隐蔽的渠道将一个人邮寄出上海。他们将信写成密函，放在信箱、影院座椅，登载报纸、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夹在旗袍、食盒里进行传递……你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除了信鸽。因为陈千里比信鸽还了解上海，比信鸽还准确。

      孙甘露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成为作家之前的孙甘露是邮递员。当他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项非常秘密的转移行动时，本能反应，“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历史上的交通线是这样的，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这是党史的一段至暗时刻。这也是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艰难时刻。对他来说，这表面上是一部谍战小说，但实际上意味着去追溯一段上海历史，同时也还意味着作为解放者的后代，怎样去描画上一代的身影：“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的方法……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

      于是，先锋作家孙甘露，在讲述原本是“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同样让这段路绕行了3000里。谍战接头暗语不再仅限于情报密函，提升到细微的气质把握、人的认知地图和精神鉴定。革命青年和具有革命潜力的读者不仅要知道浙江大戏院贴着《海外鹃魂》海报，大光明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内山书店、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是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扆虹园是孙中山到过的，女师大这所学校意味着什么，还需要熟读小说《二月》，了解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背后的爱情故事，辨认出说“一个人在二十岁不参加革命，到五十岁就会变成老傻瓜”的是当时访问上海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这是革命的暗语，也是文学的暗语。

      但这些仍达不到一种革命的终极辨识——一种信使的狂喜。小说中作为叶桃二号来塑造的人物“董慧文”在执行组织任务时，也是爱上陈千元的时候，“她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其实这个邮差小分队所有送出去的信都可以浓缩为一封，那就是小说结尾附上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所有那些密信都为了一封并非秘密的情书，“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

      这一典型的先锋派文学篇章，是先锋派孙甘露写给革命、历史、现实的一封信，是先锋派写给自己的一封信。1987年，孙甘露有一部作品叫《信使之函》，寓言了《千里江山图》的这场始于意外的写作，也可以看作是这场文学事件的暗语密码本。“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在于，就在几天前，另一位“先锋派”代表余华也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他的研讨同样是从“先锋一代如何重新进入历史”展开。

      “大家更多的共识是，《千里江山图》标志着孙甘露的一次大转身。”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回忆2016年北师大举办的一场关于先锋文学三十年的讨论会，那时文学界对先锋作家转型能否成功的焦虑似乎达到了顶点。“其实不同先锋作家在不同时段都有过不同方式与不同效果的转向。最后一个转向的居然是孙甘露。我并不认为孙甘露给先锋文学的转向画了一个句号，但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独特个案。”

      “我60岁以后，思想上确实发生很大转变。”在研讨会最后，孙甘露坦言道，“但如果要说什么派，我感觉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我没有变过。” 在开阔、舒朗而又绵密的文本空间里，《千里江山图》呈现出一幅类似于古典名画“千里江山图”般的空间诗学，如同王希孟巧妙地把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静景穿插于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之中，做到了动与静、明与暗、辽阔与近景的完美结合。作者保留了其精准、优雅的小说叙事手法，在分别由34个人物或者地点环境构成的章节中，如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手法一般，分别推进却也相互联系堆叠，形成一种别致的叙事结构。

   作者以深厚的人文学养、广博的知识储备、厚积薄发的创作能力，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纵横捭阖，重塑了另一份与“上海摩登”截然有别的“上海风骨”。评论家认为，《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又极具故事强度，其叙述格调还葆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动人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高度统一，用好看的故事来传递伟大的精神，给长篇小说文体生长了长诗与大剧的血脉、莎翁式的哲学气质，是一部兼顾文学性和主题性的长篇佳作。

  纸书热销的同时，《千里江山图》还引发了众多读者自发地对小说进行知识考古和深度解析，对小说里的地理、诗歌、戏剧、音乐、绘画、饮食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小说构建了行动、智性和理想三者结合的革命诗学，通过互文形式寄托了浓厚理想情怀，使得行动的诗学富有浪漫一面。小说在多处关键场景引用人物对话，或通过心理活动描写，将敌我斗争的格局演进、人民江山的历史大势、忠诚信仰的时代锻造和生死考验的现实抉择，作了不动声色却又令人过目难忘的点题。在开阔、舒朗而又绵密的文本空间里，《千里江山图》兼具明和暗的交织、光和影的流动、静与动的呼应、快与慢的辩证，小说呈现出类似于古典名画《千里江山图》般的空间诗学，如同王希孟巧妙地把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静景穿插于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之中。

      致敬革命历史文学传统的同时，作者融入先锋文学叙事诗学，在小说结构、小说空间、人物塑造和情感世界的描摹上，引入更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技法，将重大使命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与重点人物的人生观、成长史、恩仇记共冶于一炉。“引而不发、含而不露的写法，使得作品始终充满悬疑气氛与紧张节奏，也更为充分地写出地下斗争的命悬一线和我党地下革命者的忘生赴死。”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说。

      我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总第100期头条读到《回响》的，本期《长篇小说选刊》还发表了东西的《创作谈》和孟繁华、马兵、蔡家园、傅小平的评论文章。

      小说讲述了一起刑侦案件与一场家庭婚姻双线交叠的悬疑故事。
      东西本名田代琳，现任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家协会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回响》是他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之后第四部长篇小说。他曾凭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部作品获全国性文学奖项。

      东西就小说创作及其电视剧改编，展开了思索与探讨。《回响》是东西“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力作，也是东西首次尝试“推理+心理”的创新佳作。小说讲述了一起刑侦案件与一场家庭婚姻双线交叠的悬疑故事，以奇偶章节分叙两线，融入刑侦推理与心理推敲，既呈现现实的复杂性又描写心灵的浩瀚。

      《回响》在小说结构上，小说采用奇偶章节分别叙述这两条线索，其中融合了推理和心理探究的元素；在叙事上，小说采用案件侦破与感情探索的双线并进的写法，案件影响了人物的情感与生活，人物的情感生活又反作用于推动案件的侦破。双线并行，形成了“回响”的效果，同时也呼应了小说的标题。

      最开始的时候，东西想写一则关于信任危机的故事，“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在下降，好多领域似乎都欠缺信任度，落实到夫妻间，便是出现情感危机。”

      小说《回响》的创作周期长达4年。2017年的春天，东西便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已经写过多部长篇作品的他原以为会如以往一样乘着一股冲劲儿很快把它完成。没有想到，刚写了几千字就遇到了阻力。后来，东西觉得只写情感线有些单薄，便想到了侦探这条线。于是，困扰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来了：是从家庭写起还是从案件写起？他不得不写了两个开头，试图二选一。直到他受到一则关于买凶杀人的社会新闻的启发，整了一条线，以一则谋杀案开篇，很快便虚构出了一则案件。

      小说故事的脉络渐渐清晰了，主角冉咚咚一边侦破案件一边追问丈夫是否背叛自己，“想到这我就开始兴奋了，她在追问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我想了许久，这个案件既要有真实性，又要与她的感情线有呼应关系。最后是呈现出来小说中的这个案件。”文章开头写得如此之“难”，很大程度是因为东西对故事中涉及的推理和心理领域，其实都比较陌生。为了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讲好故事，在写作过程中，东西除了阅读大量心理学的专业资料，更是专门向刑侦专家请教了案件的细节。

      完成的小说《回响》以一起年轻女性被杀案为开头，多个犯罪嫌疑人次第浮现。而负责这起案件的女警冉咚咚，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私自开房。东西按“案件线”与“感情线”推进小说，当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

      2021年6月，《东西》的小说图书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发单行本。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图书的编辑刘稚认为这个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很合适改编成电视剧，就把刚定稿的小说《回响》推荐给了导演冯小刚。冯小刚导演率先看完了原著小说，“一口气看完后心里一琢磨，我得把这故事拍出来。这部剧不适合改电影，改的话损失的东西太多。现在不是流行悬疑短剧吗？我就拍13集，真正好。”一开始冯小刚提出让东西担任编剧时，东西还有些犹豫，“他说这个小说你自己很熟悉，里面那些细微的、心理活动描写，你能转化的就尽量保留吧，他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我没法拒绝。”

      《回响》是一部描绘刑案侦破与婚姻破裂反复缠绕在宏阔社会生活中的长篇现实主义题材佳作。小说充分聚焦复杂的人性心理和真实的婚姻现实，紧紧围绕着案情、情感与自我的多重矛盾和心灵创痛展开叙事。以女警冉咚咚调查“抛尸江上”“右手掌被切断”的凶杀案为作品的开端，将冉咚咚在侦破这桩凶杀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有出轨的迹象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讲述了一段她既要调查突兀残忍的案件，又要破解感情的重重迷雾，不断向内心发起较量的故事。

      作为饱含先锋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当代作家，东西向来善于把握和捕捉当下社会触目惊心的现实问题，长篇小说《回响》也同样如此，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直面现实的创作风格。

      在《回响》一书中，东西以当下社会中婚姻、家庭和精神困惑的现实作为作品的关注点，将婚姻伦理和人性解读得淋漓尽致。并借助悬疑推理小说的外壳对社会心理和个体特征做了细致深入的挖掘，在丰富《回响》叙事和表达的同时，也为作品赋予了极为清晰的现实感。

      在东西所塑造的婚姻形象中，女方与男方的形象截然不同。冉咚咚是一个敏感多疑又自私任性的女警察，而男方慕达夫则是一个既深情又有责任感的大学教授。可能读到这里会有很多读者想不通，“为什么面对一个如此优秀的丈夫，冉咚咚还是要想尽办法和他走上离婚的这条路。”但事实上，这便是东西的写作的目的所在。

      每一场婚姻中的女性角色都是喜欢浪漫与被爱的，身为女警察的冉咚咚也不例外。“怀疑出轨”只是二人婚姻走向破裂的一个导火索，她之所以与慕达夫离婚主要是因为她觉得慕达夫不再爱她了。实际上，并不是慕达夫不爱他，慕达夫很爱冉咚咚，对她的无限包容和谅解便是最好的证明。但最终二人还是由于性格上的原因从最初的甜蜜走向了一个“你还爱我吗？”的结局。其实，东西笔下的冉咚咚和慕达夫的婚姻生活只是代表了一个微小个体，在她们情感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社会复杂的婚恋观念和情感问题。这是东西对人性的挖掘、洞悉和阐释，也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应具有的深刻性。

      不可否认，东西不仅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当代作家，还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语言大师。无论是他的成名作《没有语言的生活》，还是如今的《回响》，都可以说得上是既有绵密情节又蕴含着现实烙印的故事，牢牢地吸引住了读者的眼球。《回响》采取了少见的“双重线路”叙事手法，共分为“大坑”“缠饶”“策划”“试探”“借口”“暗示”“生意”“信任”“疚爱”等九个章节，其中奇数章专写情节跌宕起伏的案件，偶数章专写情节近乎静止的感情，最后一章则将小说的两条主线合并。作为一部悬疑破案小说，《回响》在表面上讲述的是对一桩暴虐惨烈的凶杀案的破案过程。但在侦破谜团和推理案件的背后，小说演绎得更多还是冉咚咚与慕达夫的情感关系。

      冉咚咚是《回响》的女主，在她的身上除了拥有女性共有的独特个体形象之外，还有着不同于其他女性的多面的复合性特征。冉咚咚是任性敏感的。在二人的婚姻关系中，冉咚咚始终都是占据上风的。慕达夫对待任性的冉咚咚持有忍让和包容的态度，事事都依从她，处处为她着想，如同“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样。而这样无条件的付出却没有换来体谅。冉咚咚始终都认为慕达夫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是一位丈夫应该做的事情。

      于是，经过时间的积淀，冉咚咚的任性也逐渐变成了习惯和强势。冉咚咚始终都相信直觉，她认为但凡是经过她推理分析后得到的结果都是精准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在审理刘青、徐山川时，冉咚咚就是凭借着直接来破的案。但是当她面临与慕达夫的婚姻关系时，她的直觉似乎变得失效了。敏感是女性共有的特征。而冉咚咚的敏感则体现在她的多疑，这与她的警察职业和工作密不可分。当冉咚咚发现慕达夫在外开房后，她敏感的心理特征直接将出轨的对象指向慕达夫的文友贝贞。尽管慕达夫千方百计地向冉咚咚作出了解释，但这并不能让此时敏感已经到达绝对高度的冉咚咚相信。于是，她沿着错误的直觉不断推理、怀疑、质问慕达夫，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婚姻出现破裂，走向了令人惋惜的结局。

      东西从人性和心灵的视角出发，对当下社会的婚姻生活和情感关系做出了宛如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试图帮助读者在生活中看清真相，不断发出人性和心灵进行双重纠葛之后碰撞产生的“回响”。正如东西所说：“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心灵难以捉摸，因为它比天空还要浩瀚。”毫无疑问，《回响》不仅是一部出色的悬疑和情感相互缠绕的长篇小说，更是当代先锋作家直抵人心、积极回应现实社会的文学表达。
      和以前几部长篇在题目中就显露明确的指向性不同，《回响》书名的意义相对模糊，据东西自己说，这部作品原定题名就是“冉冬冬”，用女主角给故事命名。女警察冉冬冬在侦破一桩抛尸凶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在酒店的开房记录，于是她既要侦破案件，又要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两条线索的心理较量由此同时展开……以“回响”命名后，“冉冬冬”的名字也变成“冉咚咚”，因为“回响”有四个“口”，强调声音，“咚咚”这两个字用来拟声，叠字甚至是回声的具象。评论界注意到，东西对语言的斟酌在《回响》里体现明显。“读《回响》已经很难跳行”，张燕玲对东西小说语言的进步印象深刻，“语言在他叙事里不仅仅是段落、是句子，更是语词。”意志、隐喻和细节在《回响》中隐藏在最小的语言单位里，这是一种叙事的功力，也是艺术的张力。观察东西的几部长篇，徐则臣也清晰感受到《回响》的语言变化，“他过去的写作，无论是修辞还是小说呈现的样态，都是一种相对古典的、前现代的状态，而到了《回响》已经窗明几净，进入非常城市化的语言风格。”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家选择了以往创作中不占主流的风格，比如用侦探或科幻的方式支撑小说结构。徐则臣所说的“城市化语言风格”，也与《回响》的侦探小说外壳有关，就像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话本和古典小说一样，这与时代有着某种暗合和呼应关系，同时也塑造着新的语言风格。

      语言风格的变化意味着思维着力点的变化。徐则臣观察到，东西的写作从早年间比较生涩的、带有阅读障碍的语言，转变到当前特别顺畅的语言，其小说主题也从传统意义上关于社会历史和家族，转变到对现代生活精神层面上的情感进行质疑和拷问。《回响》中人物的情感结构已经全面进入现代性的视域之中。在李敬泽看来，反讽是现代性的一大特征，小说中的情感线索和侦案线索互相对照，构成非常有趣的反讽关系。随着故事进程的展开，真相看似就在眼前，但一层一层叙事线团下，真相又不断发生游移，以致于让读者犹豫，是否确实有所谓真相的存在。李敬泽说，这种对世界的深刻怀疑和不信任，正是推动小说发展的源头力量，作家推敲这种不信任，实际上也是在推敲人性。《回响》意图告知我们，“这种深刻的怀疑几乎可以构成我们现代经验中复杂的但又是极具洞察力的人性的寓言”。当然，李敬泽也提示到，“对于文学而言，人性的复杂性需要通过艺术创造的复杂性来确保和照亮”。“缠绕”叙事之外，《回响》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创作方法、类型的融合上。评论界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彼此融合、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彼此融合的总体特点，这两种融合在《回响》中体现的都很明显。“严肃小说一般更重思想性，对人性考验、追问，如果没有强大吸引力的故事框架或者可读性强的故事推进，它仍然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阅读。”阎晶明发现，中国严肃作家的影响力往往会在类型选择这个方面受限，“但是世界范围内很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小说故事非常惊心动魄，但是有耐心的读者或者有思考的读者，同样也可以从故事下面读到更深、更多的东西。”阎晶明说，中国文学长期有着轻通俗重严肃的评价标准，而《回响》正是这几年来在两个类型融合下出现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李洱认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在《回响》中也清晰可见。“人物的行动是现实主义的，但所有刑侦技术是现代的，所有心理学的分析都是现代的，”李洱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东西笔下交错前进，相互对位，恋爱的终结和命运的内核通过创作方法的融合不断“回响”，《回响》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记录“二十世纪人类意志”一样，描摹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意志和焦灼感。小说中，关于情感的力量关系在不断变化，似乎谁付出的更多、爱的更多、谁更在意爱，谁就是关系中的弱者和输家。慕达夫在不断自证对妻子的爱中变成弱者，冉咚咚又在对情感关系的依赖、对亲密关系的怀疑中变成另一意义上的弱者。推理关系一层层剥开故事中的谜团，同时不断靠近着人类的心灵真相，最终发现所有人都是心照不宣的侦破者。“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多侦破者？因为所有人在情感关系里缺少安全感，对于情感与人性极度依赖又极度怀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女警察冉咚咚身上特别带有我们时代情感的症候。”说到这里，张莉点明了题目《回响》的“症候式”意味，“小说里的情感模式，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次回响，也是现实世界在我们心灵世界中的一次回响。”这重“回响”的确令人深思，如果总需要通过他人的爱不断确认自我，那这是不是一个强大的、自由而独立的人？这或许也是小说内在向读者提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否都回响着时代的情感危机？是危机处亦是动人处。

      饶翔说，“我觉得最动人的恰恰在于追寻的意志，我们明知道对爱与不爱的追问是一种虚妄，我们可能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爱着那个人，然而对于这种追问，对于这种不断的质询和追问，对于自我不断的探寻，对世界真相不断的追寻仍是有价值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优秀作家对于价值的追寻以及人类在追寻途中寻获的伟大感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