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男，汉族，祖籍山西省新绛县，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生于西安，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

      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八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祭妻》《姐姐》《凶犯》《孤儿泪》《红雪》《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先后数十次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金盾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由《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先后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由《孤儿泪》《红雪》《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改编的影视剧，先后八次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由《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抉择》被评为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作品 ，并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授予“人民作家”称号。

  曾任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作协主席、民盟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六届（增选）、七届、八届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中国文联副主席。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畅销书作家张平曾说，将把一部重要作品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几年间，从构思故事、确定主题，到交出文稿，他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精心修改，几易其稿。这部名为《换届》的作品，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换届》是一部题材独特、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整部小说承载着作家的人生积淀，凝聚了他多年从政的经历及从事创作以来的深刻感悟。

  小说把握了当前社会发展的动态，描述的是组织部门在甄别、选拔、任用干部中必须具备的胆识与魄力，书写的是干部在风浪中的成长。主人公杨鹏风华正茂，有情有义有担当，是在一线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是当代年轻人的楷模。

  小说书写了有作为、敢担当的主人公杨鹏等干部及群众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浮夸作风和无担当、不作为等不正风气的尖锐斗争，表现了干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自我发现和迅速成长。

      “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发声”是张平自创作以来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他熟悉基层生活，始终关注的是当下时代、当前社会中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二十多年前，张平发表反腐小说《天网》《法撼汾西》，触动了一些滥用职权者的利益，陷入十年的官司风波之中。困顿期间，他坚持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写出了长篇小说《抉择》。

      这部小说的问世，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党性与良知的胜利表现得感天动地、荡气回肠，此书于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十面埋伏》中，他书写了一批一线政法人员不惧风险扫黑除恶，最终让大小腐败分子悉数伏法的惊心过程。为创作这部小说，他不畏生死，跟随特警队，长途奔袭数百里，到偏远的乡镇解救人质。

      从《天网》到《凶犯》《孤儿泪》《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再到《重新生活》《生死守护》，所有这些作品，都源于真实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原型。张平说，之所以执著于这样的题材，是因为这些作品里面的人与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小说把握当前社会发展的动态，描述了政治核心中的组织部门在甄别、选拔、任用干部中必须具备的胆识与魄力，书写了干部在风浪中的成长。

      主人公杨鹏风华正茂，有情有义有担当，是在一线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为迎接上级领导考察调研，年轻的副省长杨鹏受命到临锦市考察当地的转型综改、安全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等民生状况。

      位于我国西北部的临锦市有六百多万人口，虽是矿业、能源大市，但国贫县、省贫县几乎占了一半。得知杨鹏到市县考察，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好行程，设计好路线，但他打破从形式到形式的惯例，深入一线，决心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获取最直接、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他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深入市县中小学、铁矿、尾矿库、水库、民营科技公司，亲眼见到了许多料想不到、令人震惊的各种问题和潜在的风险，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

      期间，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面对水库决堤将淹没全城，矿渣大坝崩塌将摧毁学校、民居等种种风险，市某些领导却因循守旧，抱以侥幸，以“换届”为由，消极对待……几天后，历史记载中最强降水如期而至，滂沱汹涌的暴雨引发的洪水不停地冲击着年久失修的水库堤坝。

      面对泄洪闸开闸放水不畅、地铁上方拦坝不断扩大决口、数百辆车被涌入的大水堵停在地下通道内，尾矿坝终于垮塌，与泥石流狂泻而下。在前所未遇的灾情面前，杨鹏指挥并带领着干部、专家和基层民众奋力抢险，用果断克服犹豫不决，用智慧应对险情，用勇敢排除障碍，甚至用个人的牺牲换来群众的安全。作者栩栩如生的描述，惊心动魄的场面，牵动着读者的思绪，也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抗洪防汛、疏浚清淤、守护大坝，不断考验着各级干部的判断、决策与执政能力。小说将考察、换届、洪灾集束为一道强光，以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一个个生死抉择的场景，一场场正邪较量的斗争，书写了有作为、敢担当的主人公杨鹏等干部及群众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浮夸作风和无担当、不作为等不正风气的尖锐斗争，表现了干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自我发现和迅速成长。

      同时，作者以前瞻性的思维，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通过换届转变党风、党纪的殷切期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告诉我们，不论灾情还是突发事件，也不论人事考核还是各级领导换届，如何保护和支持有担当、有作为、有能力的优秀干部，这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

      小说中，作家张平还为读者塑造了一位典型的民营企业家夏雨菲的形象。她懂经济、解民忧，有心胸有格局，为矿区的高科技发展、民众就业、学校的建设与安全进行了大量投入，为脱贫攻坚、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很大贡献。

      张平的可赞之处在于，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努力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和艺术价值，在创作的路上不断创新。《换届》更是超越了他以往的反腐作品，在文学方面显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据悉，张平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凶犯》、《少男少女》，中短篇小说集《祭妻》、《姐姐》、《夜朦胧》、《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等。张平的作品曾获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等。

  了解张平的人会发现，张平始终坚守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知。幼年时父亲被打成右派，曾经挑过大粪、挖过水井、掏过猪圈、拉过粪车，在万人大会上批判过父亲、也曾挨过批判。16岁就到崎岖险峻每年死人无数的北山上拉煤，以后还干过民工，做过代教，写过材料，当过文艺宣传员等。苦难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和政治保持着高度关注，“从社会最底层走过来的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自己的祖国能更加强大、自由、繁荣。所以要让我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那几乎等于要让我放弃生命一样不可能。”

  张平曾说，我现在已经50岁出头了，到了这个年龄，不可能因为一种什么样的变故来改变你的风格，不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受到什么威胁而改变自己的路子，我坚持写我看到的现实。

  张平对现实主义立场的坚守也曾使他几度陷入困境。《法撼汾西》和《天网》两本书的出版让他10年官司缠身，一度有242个副乡级以上的官员联名上书告他侵犯名誉权，他还曾与8名原告对簿公堂。“在中国，原告和被告是不平等的，你站在被告席上，老百姓就已经把你当坏人了”。但正义的力量支撑他在10年里，一边打官司一边坚持写出《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他说：“我要对得起那些支持我的读者，别无选择，不能回头。”

  《国家干部》是作家张平的一部现实题材小说，被公认为“反腐文学的扛鼎之作”，并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小说围绕基层党政领导班子换届选举中，正义与邪恶两股势力的激烈冲突展开。

  常务副市长夏中民和副书记汪思继都是在登江市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每一次对他们的提拔动议，都会在登江引起轩然大波，引起方方面面的骚动和纷争，有些人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在新一届党代会和人代会即将召开之际，面对着老书记的即将离退，面对着书记市长位置的再次空缺，面对着新一轮的干部人事调整，登江市又一次陷入空前的纷争之中。谁将对他们的提拔任用起决定性作用，登江市的上上下下面临着严峻考验和巨大危机。张平是反腐作家的领军人物，“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发声”是他自创作以来所坚持的重要原则。看过他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熟悉基层生活，始终关注的是当下时代、当前社会中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他的长篇小说《抉择》于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十面埋伏》中，他书写了一批一线政法人员不惧风险扫黑除恶，最终让大小腐败分子悉数伏法的惊心过程。为创作这部小说，他不畏生死，跟随特警队，奔袭数百里，到偏远的乡镇解救人质。

      从《天网》到《凶犯》《孤儿泪》《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再到《重新生活》《生死守护》，所有这些作品，都源于真实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原型。张平说，之所以执着于这样的题材，是因为这些作品里面的人与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换届”“视察”“洪灾”三者叠加，为小说营造出巨大的冲击力：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面，一个个生死抉择的场景，一场场错综复杂的较量，刻画出优秀干部在生死淬炼中的迅速成长，反映了民众对良知和人性的真诚呼唤。

      小说直面现实，彰显正义公平，描写了有作为、敢担当的主人公杨鹏等干部群众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浮夸作风和无担当、不作为等不正风气的尖锐斗争，揭示了新形势下的干群关系，表现出人民的殷切期待。

      “之前的小说，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采访，而这本小说，所有的情节都是虚构的，之前我都说是欢迎对号入座，但这本是虚构的小说。”张平说，这可以说是自己“第一本”小说，创作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写作上，《换届》里有很多新的变化，但有一点没变——好看、好懂、有故事、有人物。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张平说，这应该是作家写作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每次去新华书店，最感慨万千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有一年他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自己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棵老白菜。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张平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张平很感动，也很难过。电影电视里的无忧无虑的美满生活，距离他们其实很远很远。他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张平说：山西当代的作家，特别是50后60后的作家，受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比较大，这些老作家也就是后来一直被中国文坛认可和称誉的“山药蛋”派作家群。在建国17年的文学创作中，这些作家曾占有主流地位，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几乎就是读着他们的作品生活过来的，对我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都产生过深刻的印记。文革后，对这些作家的作品，争议也越来越多，否定的声音时有所闻。我个人认为，这些作家作品的创作理念和艺术价值其实是否定不了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时代因素和历史原因，因此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在那些特殊的年代，这些作家的作品对那个时代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和生活的激情，历史不会因为一些不同的声音而忘却他们。

  张平说：《祭妻》是我的处女作，给我带来了莫大荣誉，也带来了毕业分配的重新定位。大学毕业后，因为这几篇作品，经过马烽，西戎几个老作家的鼎力推荐，我被分配到了临汾文联，从此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的道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太幸运了，这种幸运来自老一辈作家的呵护与厚爱，也来自那个时代独有的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巨大热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作家要获得成功，能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就必须要有真情实感，同时必须直面现实中的伤疤和问题，敢于坚持公平和正义。今天看来，我十分庆幸自己能有当初创作中的这些经历和感受，也十分感激当年编辑老师们的栽培，更忘记不了读者给自己带来的勇气和信心。

  张平认为：其实这是社会对文学产生作用力的结果。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极大成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巨大变化。文革后短短十年，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已经让整个社会从观念的解放过渡到了生活实质的变化，社会的着力点和兴奋点已经完全改变，完全不同了。生活之树长青，生活的变化总是走在作家的前面。那时候在文坛因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走红的一批作家，都碰到了同样的困惑和问题。一方面由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大量涌进，让作家们如醍醐灌顶，应接不暇，一头扑了上去，在几年十几年间把西方世界演绎了上百年的各种创作流派，几乎全部试验了一遍。

  另一方面，生活的巨变所带来的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艺术观的剧变让作家们同样感到震撼和惊讶，如何理清和重新认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成了那个时代争论最多的话题。思想的多样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化与文艺授受的多样化，于是文学的边缘化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接受。生活要与现实保持距离，成为很多作家的选择。由此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文学越来越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远离读者。畅销书成为一种贬义词，现实题材被划入非文学，引领读者改造读者成为时尚，受到读者热捧和喜爱则成为一种媚俗恶俗。

      我也曾坚持写了很多新小说和纯小说，但读者却越来越少，影响也越来越弱。当我尝试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时，却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反响。比如《刘郁瑞办案记》《血魂》《天网》等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都是不加雕饰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却重新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即使是今天，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你远离生活、远离读者，生活和读者也必然远离你。文学的边缘化，不是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而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

  张平说：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天网》这部书，我的人生阅历可能会少了很多内容。《天网》曾给我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声誉。《天网》当时发行五十多万册，至今每年仍在再版。《天网》先后被上百家报纸连载，被数十家电台连播，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评弹、戏曲、说唱剧、广播剧、话剧等等。但这种反响也给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个当地的干部对号入座，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丰台法院，受理这场官司的法官明确无误地告知我，这场官司你必输无疑。但最终这场前后耗时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赢了。胜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审开庭后，因为是公开审理，数十家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雪片般地寄往法院，寄往媒体。山西农村的几个老农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把整个村里捐来的几百元塞给我，要我补补身子跟他们好好打官司，如果输了，他们就集体来北京讨说法。由于电视台的报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挤在公共汽车上，常常有人悄悄对我说，我们都支持你，就算你输了在我们心里也是赢家。即使到今天，一想到这些场景，仍然止不住眼圈发热。我说过，我要至生至死为老百姓写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与艺术无关，与文学理念也无关。

  张平谈到：《抉择》的出版发行一直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正值打官司时期，所以茅奖的获得同官司的胜诉相比，后者带来的激动和喜悦，远大于前者。由《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也大获成功，当时是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电影票，总票房达到一亿四，仅次于当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但茅奖是文学界对你作品的认可，这种荣誉是持久的，深刻的，对自己写作信心的增强是巨大的。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得到民众的认可，最终也必然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

  张平回忆道：刚开始有些不认可，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现实题材。如今的现实题材，哪种能同反腐没有关系？除了那些纯家庭小说，哪类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里能不涉及反腐的内容？对反腐题材，侦破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进行“封杀”的结果，就是这些年来，当代共产党人和时代杰出人物的正面形象几乎在电影和电视中完全消失了。要塑造一个正直的、优秀的、清廉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当代正面形象，必然要把这样的人物放在同鱼肉人民、背叛国家的腐败分子、变节分子、堕落分子的无情斗争中去展现去描绘去刻画，才会有血有肉、饱满生动、真切感人。我们的反腐败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反腐败，是在人民支持下的反腐败，我们惩治犯罪和罪犯，同样是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支持下的对犯罪和罪犯的惩治，难道有什么不能公开于社会、让人民知晓的？同网络上千奇百怪的腐败和犯罪相比，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方面的文艺创作？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人物刻画和描写，只能让作品索然无味，最终必然会失去读者失去市场。因此今天看来，被称为反腐作家，我觉得也是读者的一种认可。其实作家们都清楚，不管是哪类作家，只要一接触现实题材，就一定会接触到反腐反贪。只要读者认可，我还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张平曾这样说道：这些作品能畅销，我想也就一点，因为都是现实题材，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还有些人说我写的是官场小说，其实读过我作品的人就会清楚，我写的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这样的题材在现实生活中太丰富了，精彩纷呈、琳琅满目、俯拾皆是。俯瞰文坛我常常深感惋惜，许多优秀的作家，富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写一写当代生活呢？为什么不接触接触现实题材呢？难道这么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非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去描写吗？说实话，当代文学中现实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少太少了。当代读者太期待现实题材的作品了，也太喜爱现实题材的作品了。当然我说的现实题材不是纯粹的当代爱情生活、当代家庭生活，而是重大的关注民众，关注变革，关注社会进步，关注历史变迁的现实题材。这样的作品，才会给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给人民带来希望，给社会带来信心，为时代留下印证。而这样的作品必然会畅销，因为期待和关注的读者太多了。这样的畅销书作家，我不会介意，我也相信没有作家会介意。张平：归根结底还是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最核心的就一条，为什么人而写作。其实也用不着遮遮掩掩，古往今来，作家诗人不计其数，写作目的也五花 八门。为名的，为利的，消遣的，发泄的，奉命的，谋生的等等。潮起潮落，大浪淘沙，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喧嚣过去之后，绝大部分的作品几乎都烟消云散，无影无 踪了。留下来也就是那么不多的一些冲不垮、砸不烂的岛屿和礁石。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关汉卿、马致远，以及十 大悲剧，四大名著，还有现当代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这些作家、艺术家和作品，哪一个不是为人民所喜爱，为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认可？关注 社会，关爱民众，关怀民生，主持正义，抨击邪恶，爱憎分明，给社会以信心，给人生以理想，给生活以希望，鲜明的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这几乎是 这些作家作品的共同特征。一句话，人民认可的作品才有生命力，人民承认的作家艺术家才会永生不朽，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写作，才会叫得响，传得开，留得 住。作家艺术家的称呼，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恩赐的，最终只能由人民来认定。

  一部小说，一部电视剧，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首先要看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这是最朴素的判断，也是最基本最根本的判断。金 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实践证明，人民满意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文化形态、一件文化产品，老百姓满意了，就意味着它具备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拥有了最广大的支持者、欣赏者、传播者、继承者，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它都会因为“根基”的牢固而丰碑不倒、源远流长，并焕发出持久的魅力。他在新书《生死守护》的自序中写道：“现实题材中的人民性写作，必须是接地气的，必须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认可的。因此，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灵魂和生命线首先是真实，最终也只能是真实。”正因如此，张平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与关注，他的故事总是在静水深流之下蕴含着惊心动魄与悲壮激荡。

      小说《生死守护》在龙兴市新一轮市政建设中拉开序幕，龙飞大道工程总指挥辛一飞面临来自或上或下、或明或暗的各种利益群体和地方势力的掣肘、冲击、诱惑、构陷和挤压，随之牵出的还有一起隐藏多年的重大文物盗挖走私案。辛一飞以及同他一样坚守使命的各色人物披荆斩棘，誓死守护着人民的权益和未来。

      张平成名很早，《姐姐》、《祭妻》获得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他突然转型，写出了《天网》、《法撼汾西》，开始直面现实，塑造清官，呼唤正义，以至于有很长的一个时期，老百姓有冤情都来找张平申诉。后来他又写出了《十面埋伏》、《抉择》，后者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张平的作品都很畅销，他没有沉迷在小说艺术的象牙塔里，也没有逃避作家对社会问题秉笔直书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以文学的良知获取了读者的喜爱。我至今记得观看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孤儿泪》时，所有的观众都举着纸巾和手绢的感人情景。他的长篇小说《凶犯》，从题目到结构都非常具有现代性，具有高品质的文学追求，而它却是对中国的法制进程发言，体现出一个作家高超的文学才情和赤诚的人民情怀。在张平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般作家也许从来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或者干脆觉得与作家无关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就是现实，是从政治高度俯瞰的社会画卷和现实深度挖掘出来的社会问题。这些东西，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师们的伟大作品里也是主题或者主线，只是因为它们成为了历史，因为在时空上成为了过去，从而让艺术掩盖了，政治成了故事，现实成了历史，它们被时间酿造，成为了文学的美酒。只有对照传记，我们才会发现，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都在直接或间接参与着政治，正面或侧面研究和摹写着现实，为此他们革新、变法、革命，他们被驱逐，被贬谪，被迫害，他们流亡，他们上书，他们著述。比如革命和流亡的雨果，比如变法革新的王安石和柳宗元，他们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光芒和他们关注现实、关注政治的皇皇巨著一样耀眼。而我们却习惯于仅仅用文学的眼光去阅读他们，这显然是片面的。先不说国外，其实中华的文学主流一直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实的，是“文以载道”的，从屈原到鲁迅，都是如此，只是到了当代，当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或曰混乱的同时，作家们也开始激流勇退，把文学抬到了象牙塔里供奉了起来，对政治的疏远和对社会的漠视，造成了作家现实精神的缺失。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平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从为民请命到关注法制化，从关注民生到关注政治，从《天网》到《国家干部》，张平完成了从单纯的作家向着政治家、思想家的高度迈进。文学上有过很多流派和主义，但最前卫最先锋的还是现实主义，因为它要表现或解决的是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的问题，还有什么艺术探索比这更前瞻的呢？在张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的使命感，对唤起良知、启迪人性、改良社会的热情和理想。这样的精神和执著，是孤决和矢志不移的。左拉说：“从来没有人把想象派在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头上。人们总是谈论他们巨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这个判断，同样可以概括张平的文学情怀和作品高度。

      有评论家指出，张平的可赞之处在于，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努力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和艺术价值，在创作的路上不断创新。《换届》更是超越了他以往的反腐作品，在文学方面显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