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中共叶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冯自海先生派人送来了他与刘红伟先生合著的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印制精美的《诗风书韵》一书,全书分《山水之韵》《古今之镜》《人间之情》三部分，共收录冯自海先生古体诗115首，收人刘红伟先生书写冯自海诗词的书法作品98幅，有条幅、中堂、斗方、镜心、扇面等形式，且每幅作品前诗后书，左右呼应，咏诗赏书，增添雅兴。这是我市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新品种，填补了我市文艺界的一项空白，可喜可贺！！

       吟读冯自海先生收入《诗风书韵》一书中的诗词作品，不仅是我想到了“人民性”这个滚烫的字眼，我会情不自禁的感动，我们经常把“人民”和大地母亲联系起来。天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物序而不议。真正的感动，是真情的感动、经验的感动、认知的感动。感动，常常是在寂寞中。一旦从“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的角度出发，就会突破作家要命的“自闭症”和“自恋狂”，以特有的方式诠释祖国和民族生生不息的昂扬向上精神。这里所言的“民族的”，并非是意味着只讲老百姓的语言，学一些农村常开的玩笑话，经常在作品中言明自己如何热爱生活、热爱国家的那些“土”作家的作品，而是指那种具有特殊天赋，或因动荡不安、经历各种各样生活体验的人，那种对自己民族语言有深刻体验的人，才无愧于“人民性”这个字眼。因为自海先生在他的作品中，真正体验了对人民的深刻认知与真情的接近，有一颗淳朴善良炽热的心。这里所反映的是作家的内在生活，它不只是生活经历广度，而是内在的体验和思索的深度。代表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关注，以及对灵魂净化的向往的过程中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在《诗风书韵》中我们会发现，“人民”这个字眼中，包含着人类生活的艰苦，在艰苦中蕴藏着他人无法企及的朴素美。远之萨迪、莱蒙托夫，近之泰戈尔、叶赛宁，都是最好的明证。

       冯自海的诗歌所反映的广阔背景中，不经意地把深情溶化在山清水秀的故乡田园里，尽力展示了人类灵魂中的美好一面，而丝毫没有“左”的风潮中的那种矫情与虚伪的成分。读他的诗，能使人的心灵净化，情感升华。他的诗歌，能被人传诵，尤其是在风风雨雨的无情洗刷、淘汰，在苛刻挑剔的读者面前，依然能被大众广泛接受。从他的这些诗中，我们发觉那些人民母亲的形象总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大地母亲无私供养的奉献精神，以及与大地最亲切的农民父老乡亲，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和滋生在土地上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分不开的。土地是万物之母，乡土文化是养育人类的亲娘，冯自海诗歌毫不缩减地，带着全部真诚与热情，说出了自己的衷曲，表达了对芬芳生活的嘉禾般期待。也因此，才得以让我们心中有对童话般往昔生活的无限回忆与真对乡村的观察细致入微，对乡间物事的理解和发现充满了天然的和谐，在对众生的刻绘和领悟当中，也都洋溢和包含了一股纯正的乡野气息。如《沙河傍晚》《观燕山水库》《沙河一隅》《赠三农使者》《告别昆阳》等作品，用平静的笔调，深蕴的情感，投射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大地景象和博爱素质。

       读着冯自海先生这一首首诚挚而生动的诗词作品，你如同随着他的笔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些美丽的村居间，那些荡漾的河汊边，那些如诗如画的生活的画图中……冯自海先生的诗词一如他的人一样，脚踏实地，老老实实，不做作，不喧嚷，不作秀，不故弄玄虚，不无病呻吟，不搔首弄姿，他的诗词一直是那样平实中见情景，传统中见真意，淳朴中见清新，这样的诗词作品与那些华而不实的文章相比，更见其作者的真情和心性。我历来主张文章应体现不同的写作者的个性，假如把华彩的标签贴在别人身上，则会少情乏味读之索然。诗词作品的魂魄在哪里？它在生活中。如同黎明拉开窗口的布帘，豁然开朗于诗词之视野的，依然是生活本身的感动与冲动。

       我还以为，世界上所有好的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以真实真情打动人，有真情才会有好的诗词。诗词的生命离不开一个真字，只要是真情实感，真实真诚，就不愁写不出好的诗词作品，我曾提出过六字原则叫“真实，真情，真诚”，其实，最容易也最难作到的就是“真实”二字，靠耍弄小聪明去异想天开杜撰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诗词作品只有亲身感受，有时是不吐不快，才会给人真实感,才能感染人。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这个话题,。引起过很多的争论。有人认为可以虚构，有人坚决反对，当然前者是少数人，后者是绝大多数人的观点，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诗词离不开生活的本源。

       我们无须担心冯自海先生的诗词是弄虚作假的伪诗词，他是基层公务员出身，一辈子以纪录真实为己任，他不会去搞那些假大空的东西，他衷情于生活的纪实，而纪实不仅是新闻甚至也是诗词创作的要素之一，我一直主张诗词有时应有纪实的属性。冯自海先生以基层的生活作为他诗词创作的基地，与故乡与人民贴近，与现代农民贴近，这是对于开放改革中的中国农村的最好的关注，这样的诗词作品，不管他的写作技巧如何，不管他的文字华采如何，他都是时代和生活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矫情卖弄言不由衷的诗词作品病泛滥的今天，我更加有理由认为冯自海先生的诗词作品，他的《诗风书韵》这一类诗词作品的风格，是不可或缺的。

       冯自海先生的这部《诗风书韵》，以吟颂、揽胜、抒怀、人生为基本框架，收录了诗人多年来精心创作的115首诗词作品。《山水之韵》以诗的形式记录了诗人采风、游历祖国山川河流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他对祖国秀美山河的游子情怀。屐痕处处，诗意盎然。《春游宝天曼》《秋游五台山》《乌镇古韵》则深情地讴歌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人生、对亲人的无比热爱、眷恋的赤子情愫。语出心扉，诗浓情厚。他的诗，是诗人肆意泼墨、纵情挥洒情感的雅韵心声。通览诗集，我深深为冯自海先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所感染。诗人文笔朴实，感情真挚，一如他的为人，积极、热情、平和、清正，于朴实中熔铸高远的诗意，于平和中抒发挚热的情怀。

       先贤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年来，冯自海先生先生在工作之余，去过不少地方，游览祖国风光，山水名胜古迹，更加丰富了他的诗词创作，他写出了不少诗词名篇。例如《观燕山水库》诗：“一鞭长堤断甘江，百里浩瀚淹青岗。”在21世纪之初，修建现代化高质量的大型水库，确属不易，堪称奇迹。正是华夏儿女多壮志，鬼斧神刀夺天工了。诗里有情、有景，有今昔变化对比和赞赏，实乃好诗。《赞回龙精神》诗：“回龙无龙断崖圈，挂壁公路如线穿。太行低首愚公笑，天庭开恩乾坤翻。”诗人对回龙精神感情深厚，确实发自肺腑。诗人画意写真情，也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读了自海先生关于人生处世，交友共事，淡泊名利等方面的诗作，深有感触，默默称赞。他不求功名富贵，不慕高官达贤，但愿陋室常居，布衣常穿，生活不与富人攀。荤也餐，素也餐，诗好，词美，寓意深刻。他为人正直，不谋私利，品德高尚，难能可贵。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某些人把前途，看成了“钱”途，自海先生与那些“唯利是图”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诗很注意韵脚，读起来合辙压韵，且朗朗上口，意境高远。涓涓细流终汇成海，辛勤耕耘总能丰收。自海先生几十年的诗词创作生涯，写出了今日美好的生活图景，也成就了他多年的心愿。他发现和培养的文学新秀硕果满枝，他的诗词创作也同样取得了丰收。

       读着自海先生那一首首或雄浑有力、神采飞扬，或典雅秀美、潇洒飘逸的诗词艺术精品，“大气蕴骨法，典雅藏秀色”的诗句跃然心头。

       学习篆书，要先从“识字”开始，刘红伟对此乐此不疲。闲暇之余，他经常学习中国文字学，反复研究《说文解字》《六书通》等书籍。

       但刘红伟并不止步于此，他认为，除了要“识字”、临帖之外，通晓中国书法史也是十分必要的。“咱们中国的汉字缘起甲骨文，象形文字，春秋逐鹿，列国分宗，秦皇同文，小篆定鼎，应当是汉书始于小篆。”说起篆书的历史发展，刘红伟如数家珍。“如果不了解书法史的话，那就犹如井底之蛙，不知道哪些是好作品，哪些不是，又怎么能临摹好呢？”

        “而究其发展，李斯发轫，少温传承，玉箸铁线，吴带当风。骄骄乎逸龙出云端，妍妍乎瑞凤舞于庭。杨邓婉转，珠圆玉润，后人瞻赏，玉振金声。”所以，刘红伟自临摹清朝邓如石的字帖入手，从清朝往前追溯，至唐朝时临摹李阳冰，秦朝时则临摹李斯。

       文化和艺术是彼此相通的。“只有充分汲取国学精粹，才能取其精华，触类旁通，把自己的艺术境界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准。”刘红伟非常重视自己传统文化的积累，从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歌赋等诸方面汲取丰富的营养。“字的背后是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如果不了解没有这些文化内涵，那么一个人字写得再好最多也只是个书匠。”刘红伟说。

       行笔数载，刘红伟也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展赛。他的作品曾入展纪念建党八十五周年全国书法作品展、首届河南省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九势杯河南省第四届刻字艺术作品展，2014年他在郑州大观音寺首届全国心经手卷书法大赛中荣获二等奖。如今，刘红伟是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华文化研究院特约书法家。

       现在的刘红伟把追求篆书当作一种乐趣，他常说：“不管工作再累，有空的时候一旦开卷、临墨，身心都处于极大的愉悦之中。”

       正如叶县原政协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冯国堂先生在《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此册前诗后书，以书载诗，诗书合璧，相谐成趣。既表诗风，又展书韵，闲暇一观，自有受益。”

       愿自海、红伟先生的《诗风书韵》在诗的国土上吐艳飘香，开得更娇更美！！

       我的好朋友李人庆送来了他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散文集《温暖心灵的阳光》，读后久久放不下，心里有话，不吐不快。

       李人庆，河南鲁山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报刊，曾获河南省报纸副刊奖、东坡文学奖、《散文百家》千字文奖、《人民文学》“美丽中国全国游记大赛优秀奖”、第五届“强军杯”全军网络文学大赛三等奖等奖项，出版有散文集《温暖心灵的阳光》。

       乡愁是一首歌，乡愁是一句诗，乡愁是一阕词，乡愁是我们奔走的疲惫，乡愁是我们满目的沧桑，乡愁是我们缠缠绕绕无法忘却的思念。

       浓浓淡淡的乡愁，已经融进了我们的血液，成了我们无时不在的呼吸。

       这解不开的乡愁啊，是雕刻在我们心头的一道深深的痕，永远挥之不去！

       好朋友李人庆的《温暖心灵的阳光》就是一部以故乡和乡愁为书写对象的散文集。在作者的笔下，故乡春季群山吐绿，百花争艳；盛夏飞瀑欢歌，浓荫蔽日；金秋万山红遍，野果飘香；冬季银装素裹，冰瀑树挂。一切纯净而美丽。还有故乡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写父亲、母亲和村上的剃头匠，都下笔有情，就像“一首无法结束的民谣”。这本书共分五辑：《生命元素》《心灵花园》《流年碎影》《美丽情愫》《大地飞歌》，集纳了李人庆近年来创作的散文佳作。

       李人庆这本散文集大部分是记录乡土乡情的。李人庆生活在鲁山，鲁山的一花一草，一枝一叶，青山绿水，都自然而然融进了他的生命里，展现在了他笔下的文字里，成了他源源不断地创作的源泉，成了他的文眼诗心。在《故乡的老屋》《小村四季》《晚风吹过家乡的小河》等篇章中，李人庆用清新隽永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故乡伏牛山东麓深山小村的美好。我深信书中所言——俺们这儿的每架山、每道沟都是一幅画，够你看上半天！通过《风雨文殊寺》《亦诗亦画龙潭沟》《尧山：倾听与抒情》《古琴台余韵》等佳作，从他的字里行间游遍鲁山的名胜古迹、山山水水。倏然间，我满眼是文殊寺内银杏的一树金黄，满耳是古琴台的余韵悠扬……

       他在《温暖心灵的阳光》中写道：“那个时候的乡下，建院墙的人都很少。一栋房子，门前一块平整的土地，栽有几棵树，树下是捶布石，两旁是菜园。菜园的边上是用树木的枝条扎的不及人高的篱笆，以方便院子里的豆角、丝瓜、葫芦之类的植物攀爬结果。紧靠篱笆生长的，一定是那一株株金黄的向日葵，在阳光下开着朴实的花。置身在这样的情愫里，不管是晦暗苦涩的日子，或是阴雨缠绵的日子，我们的心始终是明朗的，亮丽的。”

       这是一篇美的让人无限感动，同时又让人感到无限遗憾的美文精品。感动的是乡下的老家中人们的质朴与村居的和谐，遗憾的是现代城市森林中人们的冷漠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对此作者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而是在文中妙用对比的手法，将两种画面、两种生活情景放在一起对比，这样既让人们认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巧妙的蕴藏其中，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温暖心灵的阳光》是一部散文随笔集，是作者对家乡故园风物的追忆与缅怀，是四海行走游历八方的真切记录与感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体察与思考。这些文字，或真挚感人，元气淋漓，或旁逸斜出，神游万里，或纵横古今，议论风生，或平实简洁，于无声处见惊雷。

       书生行囊，山水相亲。文字甘苦，唯有自知。《温暖心灵的阳光》是一本怀旧之作，更是一本真情磅礴书香弥漫之作。

       从《在梦里寻找我的村庄》到《最是那一抹的乡愁》，作者几乎都在凝望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境遇以及愁苦，并从中发现藏在时代一角的微笑——那既是作者温情的写作态度，也是鲁阳大地的乡亲们面对艰难时世所体现出的尊严与善良，顽强的精神和内在的热情。虽然逃不脱时代、命运给予每个人的烙印，但是他们耐苦、达观、淳厚。《永远的父亲》一文中，虽有时月的艰辛，却有亲人的关爱作为度过难关的良药。“父亲”、“母亲”等亲人，虽是“卑微而朴实的生命，为一个时代作了如此的小小的注脚”，却依然让人想起那句“天无绝人之路”的老话。《美丽的“格桑花”》中，我们在作者最后的祝愿中感到一缕欣慰与辛酸。这种淡然面对必然降临的命运的姿态，其实与珍重生命的价值是一致的，其悲悯之情如此纯粹，它并不是在指责命运弄人，而是一种深刻的体谅与博大的关怀。

       从《温暖心灵的阳光》中，我们也看到人庆先生对于乡村价值的认同和对中原厚土的迷恋。乡村作为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虽然守旧，但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诸如温良、亲和、淳朴的品质。这种正反关照，使得作者对岁月的切身体验、观察、感悟具有了一种深度，也让中原厚土、那些世代繁衍生息的乡邻、千百年来沧桑厚重的历史具有了立体感。

       读着这些元气淋漓的文字，人庆先生记忆中的一切似乎都具有了永恒的魅力。老屋、楚长城、老树、戏台、土窑等等，细细考究，人庆先生其实在以文学的方式为自己、为故人、也为家乡立传。每个写作者都明白，我们能够倚靠的唯有手中之笔，唯有文字能够打捞、见证、镌刻那段岁月与往事。因此，不论是对故园风物的追忆与缅怀或是游历四方的思考与记录，人庆先生这些真挚动人的文字，让我深切感受到夏多布里昂所说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而写作让这另一个世界里的一切得以重生。在人庆先生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文学塑造的私人史所具有的忠实度、丰富性、历史感，甚至超过了历史本身。我能想像他每写完一篇回忆文章，那种内心的救赎感与欣慰之情——我们对逝去的岁月终于有了一份交待，在这一篇篇历史文本与记忆文本不断渗透的文字之中。

       《温暖心灵的阳光》记的是作者对家乡风物的眷恋，记的是游历八方的感悟，记的是书读万卷的思考。人庆记自家人的故事，也记书里人的故事和世间人的故事，各色故事，形色人等，举凡熠熠生辉者，皆收入他的“温暖心灵的阳光”里。读罢不禁掩卷揣想：书是何物？人生何为？

       是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舍昼夜的岁月河里，不只是“满纸的喧哗与骚动”，还有温暖心灵的阳光。

       世事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然而细细想来，却又不是那么回事。倘若你对周遭世界抱定约定俗成，熟视无睹的信念，这世界便只能是“痴人之梦螘窠”。然而，你还可以选择不做那痴人、忙人、闲人、迷人、昏人、活人、送人的、迎人的、瞒人的、饶人的、不识人的、枉为人的。

       在《温暖心灵的阳光》里，书就是穷孩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诺亚方舟。

       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学故乡，“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场景，总是难以释怀。童年给予他们太多的寓言、故事、传说和人物，给予他们丰富的灵感和想象。当托马斯·沃尔夫果断地断言“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封杀了作家任由想象的驰骋空间。

       人庆先生笔下的文学故乡，已经不是他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原生态故乡，而是站在社会、历史和人性的制高点上深情回望故乡后，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以独特的美学视角构建和塑造的一个虚拟的文学故乡，一个蕴含了国家、民族和社会丰硕文化内容的全新的“家国故乡”。  
       故乡是什么？是祖辈四处漂泊走累了停下来安家生根的河岸或山脚，是作家生于此长于斯魂牵梦绕寄存心灵深处的精神家园，是一生奔波行将就木之时决然选择的最后归宿。正是在这块曾经留下太多记忆的土地上，铭刻了他们或苦或乐、或悲或喜的丰富童年，留下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   

       故乡是挣脱不了的岁月，是一支永远牵在手中的风筝，剪不断，理还乱。故乡很远，也许相隔千山万水；故乡又很近，就在心里梦里，是一道至死都不能抹去的烙印。
       故乡的生活印记是最深厚的文学土壤，是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
       每个作家的风格、创作和他故乡的生活场景密切相关。童年、少年与“故乡”建立起来的血肉联系，那是一个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精神羁绊，“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      

       人庆先生积累了太多关于人性的思考与洞察，获得了太多关于社会的认知及透析。当人庆先生深情地俯视凝望身后的故乡时，流淌于笔下的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贫穷落后的狭小乡村，更不仅仅是祖先曾经歇脚栖身的那片故土家园，而是经过作者重新发现和认知、融入了自己丰厚人生阅历和哲学思考的一个崭新的故乡，“我”的故乡升华为“我们”的故乡，原始故乡嬗变为艺术化、文学化了的“人造风景”。  
       人庆先生的《温暖心灵的阳光》是一本很厚重的书。打开书，很合我的胃口。我原本就喜欢简单从容的生活，所以，我精神一振，静静读之。我没有刻意去读作者的简历和《后记》，我只想从作者的正文中，用我自己的目光和方式去读他的人生经历，读那些改变命运的际遇，读那些刻在乡村里的印迹，也读故乡背后的故事。

       对于故乡，也许我们一生都走不出乡音与乡愁，随着人庆先生朴质的文字走进作者笔下的那个世界，我如同行走在熟悉的田野上，感叹作者对故乡有着这样一份悠长难忘的情致。
       从人庆先生这些细腻朴素的文字中，我找到了似曾相识的记忆，惟一不同的是，我带着眷恋和梦想离开那个山村的时候是在一个美丽的秋天，依依告别大山深处的家园，和风中挥手的母亲……

       人庆先生把最柔情细腻的文字献给了他生命里挚爱着的父老乡亲，从流水一样清澈的文字里能读到大山一样的男儿强烈的责任感和他那颗豁达，宽容的心。
       在《亲亲我的娘》中，人庆先生用人间真情写母亲。母亲是平凡的人，又是不平凡的人，一个家族，一座村庄，几许岁月，一段历史，就这样如电影般一幕一幕展示在读者眼前，或许沾上一些时代的影子和印记，也仿佛在读着一部中国式乡村的历史，我读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况味，不得不掩卷而思。

       人庆先生以“故乡”为原点，视角穿透自己的故园童趣，翻越自己的人生旅途，链接亦庄亦谐的乡人乡事，折射出与父老乡亲交往的心路历程和感怀教益，淳朴乡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恋乡情结跃然纸上，精神穿行力透纸背。与人庆的多彩又沧桑的人生经历成正比，他的关于故乡的系列散文不仅格外浑朴而厚重，而且还显露出深深的自信与明显的沉重。人庆先生的书，辑辑都有重心、篇篇都有看点，这得益于他拥有的浓烈乡情、深切体验，更得益于他艺术的表现手法：青春陈词、零度叙述和反思诉求。    人庆先生出生贫困乡村，童年的苦难积攒了太多的质朴内核和文心灵气。   
       人庆先生走出乡村以后，须臾不敢忘却父母的养育之恩、故乡的养育之情，所经历的沧桑并不妨碍他的心灵抵达故乡情，他深深懂得：心灵美比外表美美丽，外表美只不过是外表，心灵美虽然看不见，但可以感受。因此，他的散文行文显得毫不掩饰、从不虚构、永不矫情。   人庆先生无论写人，还是记事、纪实，更注重接受现代与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将个体经验和社会变迁、人类处境并置处理，是故乡与沧桑、存在与虚无、现象与本质惬意重新构建和延伸。这些散文着眼细节，善于运用大量风俗民情营造色彩斑斓的意象，体现出丰富的张力。  

       故乡是美的，美在明月中；故乡是美的，美在乡音里；故乡是美的，美在一草一木；故乡是美的，美在情感里。当别人不理解你对故乡的情感时，你就细细品味、独自享受吧，因为那时候，故乡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在人庆先生眼里，最初的乡愁和望乡的滋味，当然是被送别的目光点燃的。渐行渐远的是燃烧的乡愁，渐行渐近的是立体的思乡情结。拥有距离，距离让乡愁有了长度；拥有思念，思念让乡愁有了高度；拥有比较，比较让乡愁有了宽度。拥有乡愁，真苦涩，幸福的那种；怀着乡愁，真幸福，苦涩的那种。

       不论干哪一行，都得有自己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人以文名。古今中外，有弄不清作者而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但却没有无佳作而流传于世的作家。作家的知名度与其作品多少、得不得奖也没有多大关系。据说乾隆一辈子写了十万余首诗，中国人只知道他是个皇帝，却极少有人知道他写过什么诗。李煜写的诗词不到百首，至今不但被选入中小学课本，被音乐家谱曲传唱，还有一些专家专门硏究其诗词的美学特点。有人说他是辉煌千古的伟大诗人，错误地做了个皇帝。可见“立身之本”不在于作家平庸的作品有多少，更在于有没有高峰之作。

        “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走心的作品，它的声音既不陌生又独一无二，既是时代号角的一个音符，又是能够走进深微人心的曲调。

       人庆先生扎根生活、咀嚼生活，在生活中汲取新的生活营养，近距离地去感受时代的呼吸，像医生用听诊器听脉那样去了解一个民族及其人民脉搏跳动的真实情况。人庆先生正是深入了解了老百姓的思想情感、梦想向往，才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时代的脉动和人民的生命状态。人庆先生“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我衷心企盼着人庆先生有更多、更好、更美的大作问世！！！！

       赵焕亭（1967-），女，汉族，河南宝丰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丁玲研究会会员，第三届全国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教育科学文摘》摘编或转载。部分论文被中国文学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国学网、光明网、中文研究网、左岸文化网、当代文学会馆、中学语文资源网、语文潮教学艺术研究网等转载。学术专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荣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新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传记研究”，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传记是心灵的证据。强烈的历史感，执着 的真实性，多样的创作个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与灵魂。新时期是英雄辈出的时 代，无数折射出时代精神的杰出人物值得传记文 学去记载、去讴歌。我们期待着广大传记文学作家像古代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传记这种形式 抒写伟大时代的光荣与梦想，让传记文学在民族文化宝库中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西方形成和发展得都比较早,现在已经是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在我国,司马迁的《史记》以后,传记常常成为学者们撰写历史的副产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和发展却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文学虽然出现了新的面貌,但采用学术研究的手法,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真实而生动地解读现代作家传记的作品,仍然不多。而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

       赵焕亭教授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洋洋3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是一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精品力作，格外引人注目。

       赵焕亭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采取划分专题、选取典型个案的方式，分四章从《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传记中的原型考证》《传记中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多重价值。 

       赵焕亭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一部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学术著作，由著名学者吴福辉、全展、王一川分别作序。涉及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有：《周作人传》《郁达夫传》《徐志摩传》《巴金全传》《鲁迅传》《曹禺传》《王实味传》《路翎传》《沈从文传》《林语堂传》《茅盾传》《冰心传》《萧红全传》等，书中全面介绍了这些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与影响情况，资料丰富，视角独特，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全面了解中国同行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史传文学高度发达、传统悠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前的人读书，大多从了解作者的家庭、身世和成长历程开始，此即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诠释传统。

       始于认识人、理解人，进而读懂文的研究方法，其实中西方相通。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就列“文学和传记”专章讨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称之为“传记式的文学研究”，他将作家的传记研究纳入“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呼应，构成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韦勒克的理论是否启发、刺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实在不易并且也不必求证。但是，现代文学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传记大量出版、广为流传，确是没人能够否认的事实。赵焕亭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大体也可以成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出版、消费蔚为风气的一个佐证。再者，“一主多传，传传不同”如今在出版界已司空见惯。根据赵焕亭教授统计，仅张爱玲传就有30多部。笔者估测，实际情况恐怕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由此看来，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出版、传播和消费，便有不容置辩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尤其是研究者/学者——而非作家、诗人所撰著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往往具有多重学术意义，首先是对作家主体即传主的个人历史文献——如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非虚构文本的研究，其价值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传记式的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文学史上所有真正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即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可能衰退的问题。”其次，“传记也为解决文学史上其他问题积累资料。”譬如，作家的个人收入、生存状况，他的亲属及其朋友圈，作家的居住地及当地的风土、习俗、宗教信仰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第三，一部优秀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必然也是传主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传主的文学成就、文学史上的评价及其位置等诸多问题，优秀的传记撰述者，对此作出认真严肃的思考，是最低起点的要求，即便不能给出自成体系的结论，也要做到自圆其说，而不是只八卦作家的感情经历或私人生活之类。以此观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其本质就是研究之研究，学科史与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赵焕亭教授的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的实在是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学术勇气可嘉，学术情怀难能可贵！

       了解、熟悉前人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有抱负的学术研究者，有开拓性和独创性的研究，必不能无视学术史。赵焕亭的研究，正可以为有志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提供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入口，从一个维度获得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认知。

       赵焕亭教授著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取四个向度讨论作家传记，这是一个有新意的分类研究，而且，每一个问题之下，她都精心挑选至少四部以不同传主为对象，由著名学者撰写的传记加以研究和讨论，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积极意义显而易见，诚如韦勒克指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或许，不支持郁达夫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论调的研究，同样会觉得韦勒克的说法值得斟酌。但是，传记式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还会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选项。

       总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尽管有别于研究作家传记文献，但都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能够联通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史两者的通道之一。   

       赵焕亭教授的研究课题太大，太难，  因为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大多数情况是急功近利的课题有人搞，像赵焕亭这样需要十年磨一剑、甘愿坐冷板凳、耐得住孤独和门庭清静的课题一般人不愿搞。赵焕亭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搞这样的课题，足见她视学术功利性如草芥、如浮云。这种研究本身就体现出了她要追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学术境界，难能可贵。令人感到慰籍的事情是她的研究课题得到她所在的工作单位河南省平顶山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的重视，已经纳入了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的学术项目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项目。

       正如赵焕亭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写的那样：“现代作家传记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仅仅是排除那些劣质的传记就要花费很多时间。这都给本书带来了诸多困难。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到了开拓性研究的艰辛，从荆棘丛生的地方开辟出新路来，是需要付出超常努力的。”

       赵焕亭在本书中选择个案的传记16部，其中的传主有小说家(鲁迅、茅盾、巴金、张爱玲、沈从文、路翎、王实味、郁达夫、林语堂、萧红、冰心)，戏剧家曹禺，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兼翻译家周作人。而且16部传记中，竟然有两部的传主都是曹禺，另两部的传主都是徐志摩，可见赵焕亭原来的个人阅读兴趣和爱好偏向于曹禺和徐志摩，即存在个人的主观偏向性。赵焕亭选择“个案”中的鲁迅传记是林志浩著《鲁迅传》是不是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50多种鲁迅传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呢？恐怕也很难说。陈漱渝是鲁迅研究界的一匹“黑骏马”，于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过《鲁迅评传》，于2016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搏击暗夜——鲁迅传》。陈漱渝在上述后一种鲁迅传的“后记”中列举了历来为鲁迅写传记的人有许广平、王士菁、曹聚仁、林辰、冯雪峰、唐弢等，却没有提到张梦阳和林志浩。可见，林志浩和张梦阳在陈漱渝心目中不占据怎样的位置。赵焕亭青睐林志浩的《鲁迅传》恐怕不仅与她的个人爱好和偏向有关，还与她的研究课题“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有关联。

       赵焕亭的学术研究的主观偏向性还表现在她选择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作为个案，放弃了沈从文家乡学者凌宇著《沈从文传》。她的取舍是否得当？也难得说了。金介甫著《沈从文传》中译本正文字体太小，注释太多，属于学术性和考证性传记，普及和流传的范围可能比凌宇的《沈从文传》小一些。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作家传记著作猎奇性太强，将政治内幕、文坛内幕、传主隐私的发掘等内容纳入了著作中。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含量的增加，使传记著作的学术性和文学性成份降低，势必影响到传记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文学美学价值的下降。猎奇性传记著作的增多使赵焕亭这样的学者的研究工作量加大，研究工作的难度加大。

       读者除了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作品阅读感兴趣之外，往往扩展到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私生活”感兴趣，即窥秘性阅读导致作家传记著作出版量加大。余光中2006年7月在台湾高雄为傅孟丽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写的《新版前言》中说：“如果传记是作家的外传，则作品可谓作家的内传：作品应该更贴近作家的心灵。透过传记，我们看见作家的生活。透过作品，我们才能窥探作家的生命。不过读者在窥探作家的生命之余，很自然地，也不免想要看看那作家平时是怎样生活的，想看看他(或她)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想知道他(或她)和社会甚至世界的关系，想知道他(或她)不做作家的时候究竟还做些什么。总之，把作品和传记合在一起看，才看得真切、看得立体。”余光中在这段话中实际上强调读者应该重视研究作家的作品，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传记是为了“阅读和理解好作家的作品”服务的，言外之意是读者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窥探作家的隐私方面。

       赵焕亭可能已经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和主观偏向性、传记著作的猎奇性和窥秘性给她的研究工作带来的困难。 

       赵焕亭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可读性极强，这是由书中的特质来铸就而成的。

       这本书的特质是赵焕亭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体系。虽然她研究个案中的诗人选择了徐志摩，放弃了郭沫若，小说家“个案”中没有老舍的传记，因此会遭到部分居心叵测的人诟病，但是，她已经很努力了。她确实是博闻强记、博采众长了。比如，她作为“个案”的传记，钱理群著《周作人传》，林志浩著《鲁迅传》，田本相著《曹禺传》等等，我都没有仔细阅读过。王实味和路翎的作品，我读得极其少；这两个作家的传记，我过去在书店和图书馆里都没有见到过。并且，赵焕亭在她的著作中很少写到传记著作的定价，说明一本书的贵贱问题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借助赵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可以增长许多见识。比如我，过去仅仅读过桑逢康著《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并没有见过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却可以借助赵焕亭的书了解袁庆丰为郁达夫写的传记的特点。又如，我过去从来没有读过王实味和路翎的作品及其传记，赵焕亭的书为我补上了这方面的“课程”。

       赵焕亭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写论文的过程是个磨炼意志的过程。尤其是在写作初期，面对一堆问题理不出思路而寝食不安。总有看不完的材料和不满意的论文框架，总是为时间一天天飞逝，论文进展却如蜗牛爬行而焦虑。有时花费十天半月地读完一部长篇传记却写不出任何东西，等又过了十天半月，原来读的什么内容都想不起来了；有时从图书馆库本室复印了大量的资料，拿回去之后仔细看时，却发现这些资料对自己的论文并没有很大用处，用到的可能仅仅是其中的一两句话。有一次，写了一天的稿子在最后保存时竟然昏头昏脑地点成了“否”，一键之差，一天的工夫白搭，面对电脑，欲哭无泪。还有一次，写作正酣，电脑中毒，键盘失灵，只好重装系统，一切从头来。其时，沮丧之至。在缓慢的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人类血战前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犹如煤的形成，是“大量”付出与“一小块”收获的关系。对于一篇博士论文的写作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赵焕亭这里讲的写论文的辛苦其实透路了她进行学术研究的内心历练过程。白先勇先生1976年8月21日在香港假日酒店与胡菊人对谈时说：“有些人对文字，可能天赋敏感，但训练绝对需要。写诗还可靠天才，像法国的蓝波，十六岁就开始写诗，但十几岁很少能够写了不起的小说。诗可以主观，写主观经验。写小说，人生经验是很要紧的，写得很成熟时，可能要历尽沧桑了，如果不是经过客观真正的大变动，也要个人内心的磨练，内心七情六欲的磨练，这个很要紧。”白先勇先生一再强调文学写作活动中的内心历练的重要性，同样适用于文学学术研究。

       赵焕亭是王一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时于2002年——2004年指导过的教育硕士生。她获得教育学硕士后，一度在平顶山学院当教师。2009——2012年，她又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2012年12月，北京师大教授钱振纲、中国传媒大学张鸿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张桃洲教授在赵焕亭的博文论文评议书上写了评语。

       钱振纲评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撰写关于中国现代文学30年时期作家的学术性传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呈现。但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研究中，这部分成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篇博士论文对以30年时期的作家为传主的学术性传记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在选题上是富有创新性的。

       论文作者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重点从传记的作者主体性、作品考察、作品原型探究以及作家童年生活对作家人格形成和作品特点(的影响)等角度，对80年代以来的这类传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学术上的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是一篇写作态度认真，资料丰富，有创见并且表述流畅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

       某些章节叙述和论述的关系尚可进一步推敲。质询问题：这类学术性传记有无创作成分？算不算传记文学？

       张鸿声评语：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一个较少被学界关注的领域，在诸多“研究之研究”的著述中都较为少见。从这个角度说，这篇博士论文具有某种开拓的性质。其对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从研究现状进行了认真梳理，对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价值与意义的讨论也都中肯，并有建设性。这样，就使得传记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而避免成为一般性作家研究的附属。

       论文所选取的几个研究方面类似个案的研究，较为深入，且观点明确，可见作者所下功夫之巨。作家传记中的作者主体性之呈现、原型考辩、传记视角的童年叙事都较深入，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作者于作家研究的基本功力。

       不足之处是，既是传记研究，就应该具有一般问题研究或类型研究的结构，或从文学史研究入手，讨论其一般特性。可考虑以后予以完善。同意进行论文答辩。

       张桃洲评语：

       论文从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传记视角的文学创作、传记中的原型考证、传记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四个方面对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展开论述，针对每一方面选取了具有代表性传记作品进行分析。论文选题集中、明确，层次清晰，能充分结合传记作品自身的特点做出分析，论文征引文献较为详备、恰当，显示论文作者对该领域研究现状有着较好的了解和把握；论文以第二章第四节讨论黄昌勇《王实味传》的表述最为精彩、深入。

       论文倘若更加注重各章节之间篇幅所下功夫的均衡(如第三章第三、四节过于简略)，对某些概念的使用和分析(如“比较文学视野”相对于“主体性”)更加准确的话，将会使论文更为扎实。

       赵焕亭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学术性的作家传记使我在最基本、最精细的历史史料中发现复杂问题的真谛，文学性的作家传记对传主性格气质的生动刻画，使我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可以说，买传记，读传记一直是我的一种享受!”这是她的内心独白，也是她内心真实情况的自然流露。

       从2012年12月的博士论文稿到现在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书稿的审定，其间历时将近4年；赵焕亭教授在这期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突破和超越已有的成绩，内心历练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

       通览赵焕亭教授著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一书后，我想起了周树人(鲁迅)先生1935年12月30日在上海且介亭(半租界、实地为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为他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写的《序言》的最后一段话：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或她)的用处的东西。

       赵焕亭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也像深夜的街头摆着的一个地摊，其中有几个小钉，几个瓦碟，没有哗众取宠的噱头，有的是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知识，适合高中学生和在校大学生课余阅读，与赵焕亭教授一起分享她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传记文学的甘味、困苦、快乐和遗憾，受益匪浅。

       衷心祝愿赵焕亭教授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