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高山下的花环》
- 作者: 郭进拴
- 编辑: 王翔
- 来源: 会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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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3-12-13 13:53:03
1946年2月19日，李存葆出生于山东省莒北县淮河区（现为五莲县高泽镇）东淮河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1951年，考入本村小学读书。
1959年7月，年仅11岁的李存葆考入管帅中学，并广泛地涉猎各类书籍，常常把在课外读物上学到的写作手法和词汇恰到好处地运用到自己的作文当中去。1962年，初中毕业后，家庭已无力支撑他再读高中，所以14岁的李存葆不得不下学务农。之后，他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锄地、割麦、晒瓜干、推车、挑担、打石头。
1964年，应征入伍；1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守备十九师五十团五连战士。1970年，被调到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即前卫歌舞团前身）担任创作员，正式走上了创作路。1978年9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编导。1979年8月，到广西前线参战部队深入生活；同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1980年，由其创作的报告文学《将门虎子》获得解放军文艺创作一等奖。1982年，在期刊《十月》上发表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该小说获得全国第2届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当选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1984年9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担任编剧的剧情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影片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他凭借该片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1985年5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创作员。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该小说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6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日本。1986年10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1987年，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该作品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奖。
1991年，创作报告文学《沂蒙九章》，该作品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1992年1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1993年，创作的电影剧本《百年老屋》获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1995年，由其创作的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获第1届韩愈杯一等奖、全军八一新作奖一等奖。
1996年8月，开始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96年12月，开始担任中国作协第6届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97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由其创作的散文《鲸殇》获得第6届《十月》文学奖。
2000年，在期刊《十月》上发表长篇散文《沂蒙匪事》 。2002年，出版文学作品《大河遗梦》 ，该书收录了其串作的散文及随笔28篇，获得第2届韩愈杯一等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2004年，由去创作的长篇散文《飘逝的绝唱》出版 。2006年11月，当选全国作协第7届副主席；同年，出版散文集《李存葆散文》 ；随后，创作散文《绿色天书》 。
2009年，由其创作的散文集《最后的野象谷》出版 。2013年，出版散文集《大河之子》，该作品收入了他的十四篇散文 。2017年，由其创作的散文《龙城遐想》获得第17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 。
《高山下的花环》讲述的是 解放军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赵 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自卫反击战 前夕，他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 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 连任副指导员。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 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 。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 奔波。梁三喜放心不下连里的工作， 一再推迟归期。排长靳开来对此忿忿 不平，替连长买好车票，催他起程。 可是，九连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 三喜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赵蒙生却接 到回城的调令。全连战士哗然，梁三 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 行为。舆论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 线。吴爽不顾军情紧急，竟动用前线 专用电话，要求雷军长将赵蒙生调离 前线，当即遭到雷军长的谴责。九连 担任穿插任务，鏖战中，靳开来、梁 三喜，以及雷军长的儿子“小北京” 等人先后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 礼中，经受了考验。战后，在清理战 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 属归还 620元的欠帐单，使赵蒙生震 惊不已。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 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 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困难向 战友借的债。这一高尚的行动震撼了 人们的心灵，赵蒙生和战友们含着热 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 崇高的敬礼。再读《高山下的花环》，给我的是一种久违了的感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质朴可爱的士兵、嫉恶如仇恩怨分明的雷军长、以及感恩自尊的梁大娘、美丽而善解人意的韩玉秀、、、在在都让我感动到无以复加，泪流满面。
不记得有多久没有这种感动了。或许是因为那战争年代离我们太遥远，或许是日渐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早已一点点的迷失了自己。我们总会为个人的一点点小利益而岌岌盈盈，和书中那些人相比我们显得那么的卑微和渺小。那本小说之所以如此感人就是在于它对解放军战士以及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中最优秀最深层次特有的质朴无私精神品质作了深刻精彩的描写。那是一种无私无畏的人性的闪光，谁能想象得到战士梁三喜的为亲人留下的遗产竟然只是一张欠帐单、一笔抚恤金和一件军大衣。好一句句“人穷志不短，国家也不富裕，我们应多想想国家的难处。”我们不得不为那个时代的人的单纯和质朴而感动，更值得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的人去深思。人死债不烂，一笔抚恤金抵一张欠帐单，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高山下的花环》能够感动全中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将普通战士高尚的一面与他们面对的军队高层中的丑恶的一面都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因为普通的老百姓不但熟悉喜爱像梁三喜一样来自普通百姓的优秀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更加容易遭遇和经历来自部分特权阶层的压迫与伤害。战士们在面对内部人员的猥琐与卑鄙的伤害时依然不改变他们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战斗情怀。
小说人物刻画非常立体，比如非典型反面人物赵蒙生，他是高干子弟，也曾好逸恶劳、追求享乐，但在雷军长在大会上暗示他想走后门当逃兵，被所有人指指点点奚落责骂的时候，他爆发了，“我从痴呆中缓过来，放声大哭。眼泪哭干了，又处于痴呆的状态中。……我乃七尺汉子，我乃堂堂男儿！我乃父母所生，我乃血肉之躯！我出生在炮火连天的沂蒙战场上，我赵蒙生身上不乏有勇士的基因！我晓得脸皮非地皮，我知道人间有廉耻！……面对全连百余之众，我狂呼：‘从现在起，谁敢再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我和他刺刀见红！是英雄还是狗熊，战场上见！’” 我不晓得别人面对这种情形会怎样，但我知道只有赵蒙生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他从小被呵护的脆弱与任性，他经不起这样的众口指责，他放声大哭又痴呆恍惚；也因为他的一丝傲气，让他不愿相信自己是懦夫，让他有能量从谷底爆发。
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典型的正面人物——炮排长靳开来。部队缺少水源，战士饥渴难耐，他主动担下了“犯错误”的事，去越南老乡的地里挖甘蔗，最后挖到了甘蔗，保存了部队的战斗力，自己却踩到了地雷。战士们把他抬回来，“左脚已经被炸掉了，浑身是伤”，大家想要抢救，他让大家不要救了，知道自己活不了，然后挣扎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的誓词，是……全家福……我就要去了，让我再看一眼”，照片上是他、他的妻子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儿，他看着这张照片离开了人世。这画面到底少些了为国捐躯、英雄战死沙场的慷慨就义感，但却更打动人。让我想起了比利林恩的中场故事，当然伊战和对越自卫战肯定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正义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爱国是一方面，在这之下，在这之外，个体永远无法抹除自己的情感体验。
人物以外，这本书对战争的描写冷静克制，越冷静克制，越显出战争的真实可怕。“开战前，战士们都剃了光头，为了肉搏时不至于被敌人揪住头发，也为了受伤时好处理伤口。”我不曾设想过有人这样描写一场战争前的准备，仿佛看到战争来临前，战士满腔的热血渐渐化为一种无畏的冷静，具体地设想战场上一切的可能性，厮杀、负伤、死亡……然后带着这样的可能性，默默准备，走上战场，这可能比“向前冲”需要更大的勇气。
等战争到了胶着状态，九连准备组成“党员突击队”攻下主峰，“一些不是党员的战士，也纷纷把他们早写好的火线入党申请书递到我手上，问我可不可以列席参加党员会。我眼里一热，忙说：‘可以，绝对可以！’此时要求入党，绝不是去领取一张谋取私利的通行证，而是准备向党献出一腔热血！”，“眼下让谁升官，既不需升官者为自己‘走后门’，更不需有人为升官者当说客，说文了叫‘受命于危难之际’，说白了便是，给你个带头去死的差事！”我不禁在想，在那个人人争相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时刻，在他们眼里“党员”意味着什么？党员可能意味着，他有权利成为一个为国家和同胞献身的人，成为一个能够放下小我局限、去追寻更高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人。这恐怕才是所谓党员先进性之于个人的意义吧。
人类的基本感情，常常在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中，被加以强化。人性中的大义，也在战争中，得以发挥到极致。可能在那种下一秒就不知生死的时刻，人才会迫切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生，而什么样的死才是值得的？生而为人，或多或少会有利己倾向；在直面生死的时刻，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在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残忍的战场上，也许我们能更加接近那个最崇高的、无私的精神。
战争结束后，有一幕是雷军长与赵蒙生的母亲谈心，他说：“现在给青年人忆苦思甜，怕是起不到明显作用了。但我们这些老家伙常想想过去的苦，还是很有好处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算是把话说到家了！”确实，给青年人忆苦思甜恐怕是起不到作用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点和使命，只有经历其中才会知道，青年人有自己的压力与无奈，而他们的下一辈可能也无法了解。甚至哲学家们似乎也都没争论出，道德是否会随时间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呢。不管怎样，至少我认为我们的时代跨度还没那么大。
所以我想，文学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你沉入一种情境，给你展示出一种正义，一种你在那个情况下可能也会义无反顾的选择的“正义”。这算不上是“忆苦思甜”，而是帮助你审视自己的自私懦弱，找到自己身体里那个“崇高”的部分。
这本书他不同于很多现在军旅小说，它不是要塑造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写出了那些平凡的人们崇高而伟大的心灵。它摒弃“神化”、“净化”英雄的倾向，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军人的英雄群像，既塑造了梁三喜、雷军长这样的人物，又有赵蒙生、段雨国这样具有鲜明社会特点的人物。它取材于越南自卫反击战，却并未局限于这场战争。作者着力描写的是九连连长梁三喜与指导员赵蒙生。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老区人民的儿子，一个是将军的后代，历史使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吮着同一个山村母亲的奶汁长大，但是曲折而复杂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在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遭遇之后又走上了共同的战斗道路。在紧张、艰苦的备战时刻，带着“曲线调动”的目的来到九连当指导员的赵蒙生，既经受不住连队摸爬滚打的训练之苦，也吃不消连队单调简朴的生活之苦，完全陷入了个人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拔。而出生在沂蒙山区老根据地的农家子弟粱三喜是个忠于职守、带兵严格的连长。他宽厚通达、质朴刚毅。面对新任指导员赵蒙生心神不宁、不负责任的表现，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决心有一次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当他得知赵蒙生在临战前夕拿到调令，要临阵逃脱时，他怒不可遏，破例训斥了赵蒙生一顿。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为了给爹爹治病，他负债累累，一声不响;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一件用塑料袋装着的新军大衣，这是他为自己万一牺牲后留给妻子改嫁用的“礼物”为报效祖国和人民，他立下以身殉国的誓言。
战场上，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最后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在他牺牲之后，留下的欠账单和遗书交代了两件事:“人死帐不能死”，要家人用抚恤金还清债务;希望妻子韩玉秀改嫁。对国家没有提出任何一点的要求。这些细节的描写，把梁三喜高洁的情操、传统的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令人荡气回肠的阳刚之气，也是一种民族志气。他的母亲梁大娘和妻子韩玉秀是两个感人至深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当她们得知梁三喜牺牲后，到前线奔丧，未来节省路费，婆媳两人竟然徒步走到军营;在处理儿子的后事时，这位伟大的母亲恪守儿子的遗言，一次偿还了亲人生前欠下的债务;生活艰难却拒绝一切的馈赠。表现出了老区人民克己奉公、深明大义的崇高品德，也进一步地拓展了作品“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题。虽然是再次翻看这本书，但是每每都被这些细节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自身回到了那真实的现场，又由此生发开许多的感慨和想法。当看到连长梁三喜那封遗书时，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你听他说:“秀:我除了给你留下一张帐单外，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几身军装，摸爬滚打全破旧了，唯有一件新大衣……”你再听他说:“人穷志不能短。再说我们的国家也不富，我们应多想想国家的难处!”都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这封家书，价值何止万金?一个老区人民的优秀子弟，一个铁骨铮铮的好战士，他难道不懂得生活的享受，他难道不懂得生命的可爱，他难道不懂得去孝敬自己的父母和珍爱自己的家庭吗?
1959年7月，年仅11岁的李存葆考入管帅中学，并广泛地涉猎各类书籍，常常把在课外读物上学到的写作手法和词汇恰到好处地运用到自己的作文当中去。1962年，初中毕业后，家庭已无力支撑他再读高中，所以14岁的李存葆不得不下学务农。之后，他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锄地、割麦、晒瓜干、推车、挑担、打石头。
1964年，应征入伍；1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守备十九师五十团五连战士。1970年，被调到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即前卫歌舞团前身）担任创作员，正式走上了创作路。1978年9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编导。1979年8月，到广西前线参战部队深入生活；同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1980年，由其创作的报告文学《将门虎子》获得解放军文艺创作一等奖。1982年，在期刊《十月》上发表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该小说获得全国第2届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当选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1984年9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担任编剧的剧情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影片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他凭借该片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1985年5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创作员。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该小说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6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日本。1986年10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1987年，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该作品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奖。
1991年，创作报告文学《沂蒙九章》，该作品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1992年1月，开始担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1993年，创作的电影剧本《百年老屋》获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1995年，由其创作的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获第1届韩愈杯一等奖、全军八一新作奖一等奖。
1996年8月，开始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96年12月，开始担任中国作协第6届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97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由其创作的散文《鲸殇》获得第6届《十月》文学奖。
2000年，在期刊《十月》上发表长篇散文《沂蒙匪事》 。2002年，出版文学作品《大河遗梦》 ，该书收录了其串作的散文及随笔28篇，获得第2届韩愈杯一等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2004年，由去创作的长篇散文《飘逝的绝唱》出版 。2006年11月，当选全国作协第7届副主席；同年，出版散文集《李存葆散文》 ；随后，创作散文《绿色天书》 。
2009年，由其创作的散文集《最后的野象谷》出版 。2013年，出版散文集《大河之子》，该作品收入了他的十四篇散文 。2017年，由其创作的散文《龙城遐想》获得第17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 。
《高山下的花环》讲述的是 解放军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赵 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自卫反击战 前夕，他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 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 连任副指导员。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 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 。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 奔波。梁三喜放心不下连里的工作， 一再推迟归期。排长靳开来对此忿忿 不平，替连长买好车票，催他起程。 可是，九连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 三喜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赵蒙生却接 到回城的调令。全连战士哗然，梁三 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 行为。舆论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 线。吴爽不顾军情紧急，竟动用前线 专用电话，要求雷军长将赵蒙生调离 前线，当即遭到雷军长的谴责。九连 担任穿插任务，鏖战中，靳开来、梁 三喜，以及雷军长的儿子“小北京” 等人先后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 礼中，经受了考验。战后，在清理战 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 属归还 620元的欠帐单，使赵蒙生震 惊不已。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 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 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困难向 战友借的债。这一高尚的行动震撼了 人们的心灵，赵蒙生和战友们含着热 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 崇高的敬礼。再读《高山下的花环》，给我的是一种久违了的感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质朴可爱的士兵、嫉恶如仇恩怨分明的雷军长、以及感恩自尊的梁大娘、美丽而善解人意的韩玉秀、、、在在都让我感动到无以复加，泪流满面。
不记得有多久没有这种感动了。或许是因为那战争年代离我们太遥远，或许是日渐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早已一点点的迷失了自己。我们总会为个人的一点点小利益而岌岌盈盈，和书中那些人相比我们显得那么的卑微和渺小。那本小说之所以如此感人就是在于它对解放军战士以及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中最优秀最深层次特有的质朴无私精神品质作了深刻精彩的描写。那是一种无私无畏的人性的闪光，谁能想象得到战士梁三喜的为亲人留下的遗产竟然只是一张欠帐单、一笔抚恤金和一件军大衣。好一句句“人穷志不短，国家也不富裕，我们应多想想国家的难处。”我们不得不为那个时代的人的单纯和质朴而感动，更值得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的人去深思。人死债不烂，一笔抚恤金抵一张欠帐单，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高山下的花环》能够感动全中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将普通战士高尚的一面与他们面对的军队高层中的丑恶的一面都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因为普通的老百姓不但熟悉喜爱像梁三喜一样来自普通百姓的优秀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更加容易遭遇和经历来自部分特权阶层的压迫与伤害。战士们在面对内部人员的猥琐与卑鄙的伤害时依然不改变他们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战斗情怀。
小说人物刻画非常立体，比如非典型反面人物赵蒙生，他是高干子弟，也曾好逸恶劳、追求享乐，但在雷军长在大会上暗示他想走后门当逃兵，被所有人指指点点奚落责骂的时候，他爆发了，“我从痴呆中缓过来，放声大哭。眼泪哭干了，又处于痴呆的状态中。……我乃七尺汉子，我乃堂堂男儿！我乃父母所生，我乃血肉之躯！我出生在炮火连天的沂蒙战场上，我赵蒙生身上不乏有勇士的基因！我晓得脸皮非地皮，我知道人间有廉耻！……面对全连百余之众，我狂呼：‘从现在起，谁敢再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我和他刺刀见红！是英雄还是狗熊，战场上见！’” 我不晓得别人面对这种情形会怎样，但我知道只有赵蒙生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他从小被呵护的脆弱与任性，他经不起这样的众口指责，他放声大哭又痴呆恍惚；也因为他的一丝傲气，让他不愿相信自己是懦夫，让他有能量从谷底爆发。
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典型的正面人物——炮排长靳开来。部队缺少水源，战士饥渴难耐，他主动担下了“犯错误”的事，去越南老乡的地里挖甘蔗，最后挖到了甘蔗，保存了部队的战斗力，自己却踩到了地雷。战士们把他抬回来，“左脚已经被炸掉了，浑身是伤”，大家想要抢救，他让大家不要救了，知道自己活不了，然后挣扎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的誓词，是……全家福……我就要去了，让我再看一眼”，照片上是他、他的妻子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儿，他看着这张照片离开了人世。这画面到底少些了为国捐躯、英雄战死沙场的慷慨就义感，但却更打动人。让我想起了比利林恩的中场故事，当然伊战和对越自卫战肯定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正义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爱国是一方面，在这之下，在这之外，个体永远无法抹除自己的情感体验。
人物以外，这本书对战争的描写冷静克制，越冷静克制，越显出战争的真实可怕。“开战前，战士们都剃了光头，为了肉搏时不至于被敌人揪住头发，也为了受伤时好处理伤口。”我不曾设想过有人这样描写一场战争前的准备，仿佛看到战争来临前，战士满腔的热血渐渐化为一种无畏的冷静，具体地设想战场上一切的可能性，厮杀、负伤、死亡……然后带着这样的可能性，默默准备，走上战场，这可能比“向前冲”需要更大的勇气。
等战争到了胶着状态，九连准备组成“党员突击队”攻下主峰，“一些不是党员的战士，也纷纷把他们早写好的火线入党申请书递到我手上，问我可不可以列席参加党员会。我眼里一热，忙说：‘可以，绝对可以！’此时要求入党，绝不是去领取一张谋取私利的通行证，而是准备向党献出一腔热血！”，“眼下让谁升官，既不需升官者为自己‘走后门’，更不需有人为升官者当说客，说文了叫‘受命于危难之际’，说白了便是，给你个带头去死的差事！”我不禁在想，在那个人人争相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时刻，在他们眼里“党员”意味着什么？党员可能意味着，他有权利成为一个为国家和同胞献身的人，成为一个能够放下小我局限、去追寻更高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人。这恐怕才是所谓党员先进性之于个人的意义吧。
人类的基本感情，常常在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中，被加以强化。人性中的大义，也在战争中，得以发挥到极致。可能在那种下一秒就不知生死的时刻，人才会迫切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生，而什么样的死才是值得的？生而为人，或多或少会有利己倾向；在直面生死的时刻，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在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残忍的战场上，也许我们能更加接近那个最崇高的、无私的精神。
战争结束后，有一幕是雷军长与赵蒙生的母亲谈心，他说：“现在给青年人忆苦思甜，怕是起不到明显作用了。但我们这些老家伙常想想过去的苦，还是很有好处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算是把话说到家了！”确实，给青年人忆苦思甜恐怕是起不到作用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点和使命，只有经历其中才会知道，青年人有自己的压力与无奈，而他们的下一辈可能也无法了解。甚至哲学家们似乎也都没争论出，道德是否会随时间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呢。不管怎样，至少我认为我们的时代跨度还没那么大。
所以我想，文学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你沉入一种情境，给你展示出一种正义，一种你在那个情况下可能也会义无反顾的选择的“正义”。这算不上是“忆苦思甜”，而是帮助你审视自己的自私懦弱，找到自己身体里那个“崇高”的部分。
这本书他不同于很多现在军旅小说，它不是要塑造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写出了那些平凡的人们崇高而伟大的心灵。它摒弃“神化”、“净化”英雄的倾向，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军人的英雄群像，既塑造了梁三喜、雷军长这样的人物，又有赵蒙生、段雨国这样具有鲜明社会特点的人物。它取材于越南自卫反击战，却并未局限于这场战争。作者着力描写的是九连连长梁三喜与指导员赵蒙生。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老区人民的儿子，一个是将军的后代，历史使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吮着同一个山村母亲的奶汁长大，但是曲折而复杂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在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遭遇之后又走上了共同的战斗道路。在紧张、艰苦的备战时刻，带着“曲线调动”的目的来到九连当指导员的赵蒙生，既经受不住连队摸爬滚打的训练之苦，也吃不消连队单调简朴的生活之苦，完全陷入了个人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拔。而出生在沂蒙山区老根据地的农家子弟粱三喜是个忠于职守、带兵严格的连长。他宽厚通达、质朴刚毅。面对新任指导员赵蒙生心神不宁、不负责任的表现，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决心有一次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当他得知赵蒙生在临战前夕拿到调令，要临阵逃脱时，他怒不可遏，破例训斥了赵蒙生一顿。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为了给爹爹治病，他负债累累，一声不响;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一件用塑料袋装着的新军大衣，这是他为自己万一牺牲后留给妻子改嫁用的“礼物”为报效祖国和人民，他立下以身殉国的誓言。
战场上，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最后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在他牺牲之后，留下的欠账单和遗书交代了两件事:“人死帐不能死”，要家人用抚恤金还清债务;希望妻子韩玉秀改嫁。对国家没有提出任何一点的要求。这些细节的描写，把梁三喜高洁的情操、传统的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令人荡气回肠的阳刚之气，也是一种民族志气。他的母亲梁大娘和妻子韩玉秀是两个感人至深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当她们得知梁三喜牺牲后，到前线奔丧，未来节省路费，婆媳两人竟然徒步走到军营;在处理儿子的后事时，这位伟大的母亲恪守儿子的遗言，一次偿还了亲人生前欠下的债务;生活艰难却拒绝一切的馈赠。表现出了老区人民克己奉公、深明大义的崇高品德，也进一步地拓展了作品“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题。虽然是再次翻看这本书，但是每每都被这些细节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自身回到了那真实的现场，又由此生发开许多的感慨和想法。当看到连长梁三喜那封遗书时，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你听他说:“秀:我除了给你留下一张帐单外，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几身军装，摸爬滚打全破旧了，唯有一件新大衣……”你再听他说:“人穷志不能短。再说我们的国家也不富，我们应多想想国家的难处!”都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这封家书，价值何止万金?一个老区人民的优秀子弟，一个铁骨铮铮的好战士，他难道不懂得生活的享受，他难道不懂得生命的可爱，他难道不懂得去孝敬自己的父母和珍爱自己的家庭吗?
但是当他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就毅然放弃了许多人舍不得放弃的东西。在和平年代也有无数的英雄。在2008年那场突然来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中国人子弟兵在灾难面前不顾一切，英勇奋战的热血场景;也看到中国人民是如何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如何团结一致重建家园的感人画面，真的，他们无愧是时代英雄。同时在北京奥运会赛场上，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看到了中国运动员如何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让那一面面承载着所有中国人骄傲、自豪与梦想的五星红旗，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是运动员们通过他们顽强拼搏，勇往直前，永争第一，让我们挺起胸脯告诉世界:我们中国是富饶而强大的!他们也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无论是作品中的英雄还是现实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应该给我们任何一个国人都以鼓舞，都以力量，教我们奋发，催我们上进，使我们懂得做人的尊严，懂得了如何做一个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秉承他们的优良品德和传统，发挥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在广大的教育长线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做一名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英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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