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和他的《斑斓志》
- 作者: 郭进拴
- 编辑: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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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01-16 11:49:35
《斑斓志》，张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发行。
苏轼的局限正如作者所说恰来自于苏轼生长的环境中。“三苏”的美誉被后世传颂，然而在这样的世家中，苏轼那种半贵族的生活，注定了他的视野和格局。宋代是平民站上历史舞台的朝代，底层的活跃反向影响了政局的环境，让社会这潭死水流动了起来，同时也给旧官僚们予以了冲击。比如王安石的新法中，限制了官员、贵族的奢靡之风，大大削减了这些人的开支，而作为此阶级的苏轼便在诗文中，对此大发牢骚，难以看透民间的水深火热苦于官僚。
也正因为苏轼一直处于中等官僚的阶级，虽然在履历上看，苏轼一贬再贬，但他距离人性的黑暗还是有距离的。这也是仰仗了他的成长环境和整个北宋积极向上的大环境，他的交际圈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文人墨客，难以接触到民间疾苦。苏轼这个人又心胸豁达，去哪儿都能找到乐趣。苏轼最远被贬到了海南岛，在宋代被贬到两广很多官员就已经沮丧了，我们看历史总是能看到被贬的官员含恨而死。然而苏轼不是这样，他被贬到广东，那真是游山玩水，到处吃好东西。等被贬到海南岛，他依然觉得这是我人生难得的经历，要格外的珍惜。因此有了那句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书中我们看到尽管苏轼的大半生都不太顺，但他这个人并没有因此变得狭隘。在一些写苏轼的作品中，把王安石树立成苏轼的对立面，因此大加贬斥。然而，虽然苏轼受到王安石等新党成员的排挤，但他们之间以文学作为联系，在心中并未觉得要争出个你死我活，而是自然豁达。在苏轼被贬时，王安石常常要问过往官员，苏轼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诗，拿来品鉴品鉴。而当命运翻转，王安石被贬时，苏轼与王安石相会时，没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是下驴弃舟，两人上前促膝长谈。两人在经历了官场的洗礼后，谁也不是胜利者，却彼此沧桑了岁月，因此有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另一事，则是苏轼和章惇本是好友，然而因为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后，章惇当权对苏轼大加贬低，将苏轼贬至偏远岛屿，其实已经是动了杀心了。然而时局万变，新党失势，苏轼重回朝廷。章惇怕苏轼掌权后报复自己，便让儿子给苏轼写信求情。苏轼在回信中说，他与章惇从来都是好友，不要心存顾虑好好养病吧。这句话我们孤立的看，像是官场的虚情假意，然而当我们了解苏轼，了解他的人生后，便发现这其实是出自他的真心，他一直都怀着一颗仁慈之心。
尽管苏轼的人生历经不顺遂，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人生的不幸，当成自己品性下坠的借口。心胸并没有因此而狭隘，他没有活成司马光，也没有活成章惇，他还是那个苏轼。因此我们在苏轼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暖意，一股属于文人浪漫的暖意，而作者张炜，亦或者感到了这份暖意，便有了《斑斓志》这本书。
自宋以降，无论士林民间，苏东坡传奇之多色彩之盛，几乎无有出其右者，庶几等同于现在的“网红”。诗人身居庙堂顾盼山林，躬耕田园遥望宫阙，通常被视作儒释道互补的人物。张炜就此论道：“苏东坡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范于成说的人，他既能坚执，同时又是一个博采广纳的人。他对三大学术流派由向往到终生不渝地信仰者，唯有儒家一途。”（《个人的儒释道》 ）论说诗人的政治立场：“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一个求真派和务实派。那个意气风发、同时又有点意气用事的苏东坡，已经成为过去。”（《浪漫的枝丫下》 ）《斑斓志》内页
《斑斓志》内页
千年来，众多言说苏东坡的文字中常有泛道德化的倾向，如对那句“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更有死敌章落难时诗人送去的殷殷关切，都被作为最宽容最仁慈的范例。而张炜认为：“实际上苏东坡一生最主要的交往者和陪伴者，也还是达官贵人与文人，更多的还有一些趣人。他与平民的交往是被大大渲染过的，而且许多时候都是在人生的困境中才发生。所以这样的‘双陪’说、这样的至高境界，说到底苏东坡是难以抵达的，不过是有强烈的愿望而已。”（《双陪之说》 ）
而在《眼中无一坏人》一文中，张炜提出：“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一种彻底绝望中的人性，似乎也就失去了简单评判的兴趣：人性被利害所辖以至如此黑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怎么就一个’坏’字可以了结？人性自古以来也就那样，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演变成如此可怖的状态，倒是需要我们一直盯住、一直质问下去的。生命是渺小的、矛盾的、多解的，更是可怜的。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超越时代的局限是最难的。面对一位偶像级的古典诗人，须持平心正气之论。张炜认为，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张炜说。《斑斓志》内页
《斑斓志》部分选段：
《最大的虚妄与神秘》
封建宫廷不过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它曲折隐晦，难以为外人所知；它的晦涩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个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这个阔大、伟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让人瞩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镶了一道金边。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苍眼里不过是一处“蜂巢”而已，是微尘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还是天籁自然，是万里长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间对于皇家宫廷的好奇心是无法泯灭的，这是一个传统，是人类积习。有时人们会根据一些传说，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测，其实一切都是幻觉。
苏东坡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们革除旧弊，开拓新局，史称“庆历新政”。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东坡读到这首诗时刚刚八岁，那时就读于乡校，有人把这首诗带给老师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不了解诗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询问，老师说：你一个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东坡喊道：难道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幼年苏东坡是何等倔强何等向往，自小驻入胸间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传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宫廷，服务于朝廷，声名远播，事迹动人。这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读书少年而言，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此，榜样的力量显现出来。一棵茁壮成长的、将要成为巨材的小树，在那种难得的时代风气里英姿勃发、绿色葱茏。
民间有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苏轼即将北上，随父远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个人的前程与国家的前程合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在他的脚下化为金光闪闪的道路铺展开来。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标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总有一束强光在前头引导，让他们跋涉不停，让他们追赶。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偿。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并为皇帝与名臣欣赏，尽管后来仕途蹭蹬，还险些丧命，但五十一岁的时候即侍立迩英阁，弟弟苏辙紧随其后。兄弟二人获此殊荣，成为元政坛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迩英阁古槐参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连，可谓风光无限。苏洵将耕读传家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眉山苏氏就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缩影，其儒家情怀，苏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难以超越。在宫廷中，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他们也只能在隐隐的不安中质疑。这质疑之声回应了更遥远更恒久的召唤，矛盾重重：有时欣然释怀，有时痛楚不安，有时迷茫无绪。
苏东坡的局限也属于很多读书人。一个生命置身于体制之中，很难有一个例外。
《不自觉的强势》
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一起，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他在《文说》中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是怎样的豪迈，这里有自许自足、夸耀和自豪。虽然说的是实情，是一种真实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说出岂不更好。
苏东坡的“强势”实际上根源颇深。早在宋仁宗时期，两兄弟同为进士的时候，皇帝就对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话不会止于后宫，而必定远传，于是也将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东坡盛赞之至，他的一句褒贬即关乎青年士子一生的荣辱。从处世的智谋来看，苏东坡有了这样的声望和期许之后，自当安于谦卑，谨慎从事，这是东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却鬼使神差地忘却了。总之各种缘由综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个宿命般的结局：众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发言都被记录、观测和挑剔，于是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袭，化为陌生之物将他包裹起来，最后使他举步维艰，受尽折磨和屈辱。
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种文化的不幸，从古至今大致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循环与强大的合力中，没有人能够将受难者牵拉出来，将其引上洒满阳光的人生坦途。
写苏东坡的书，实在太多，角度各有不同。《斑斓志》既不是传记写法，也不走学术之路，而是以专题讲座的形式，由苏东坡颠簸流离的一生提炼出七个主题词，每个主题词之下是若干生命细节的观照，如同长满绿叶的枝干，展现出一棵大树绿意盎然的活泼气象，又如北斗七星，理路清晰地排布在天际，供人仰望瞻拜。
这次讲座有点“散”。且看七讲的题目：出眉山、不系之舟、一生功业、深爱与沉迷、世间恩怨、斑斓志、迷宫，聚焦不同的主题，并非一条走向清晰的河流。但“形散神不散”，斑斓，是苏东坡人生的外在表现，其内核则是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灵魂，正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对苏轼的评价：“无论动荡不宁的一生中所处的环境如何严苛，他超然面对自己境遇的能力，成为诗人痛苦悲伤的解毒剂。”对诗人灵魂的深入解读贯穿《斑斓志》始终。
台静农在《中国文学史》中写道：“轼的思想，以儒学的根底，而杂以佛、老，故冲和简淡，襟怀高旷，既不像司马光、王安石之偏执，更不像道学家的拘谨，随时都表现出一种宽博自然的气象。”在苏东坡与他人比较论述时，张炜设定坐标的视野更加开阔，除了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少不了苏东坡视为“前身”的陶渊明，更引入了毕加索、雨果、陀斯妥也夫斯基、玻利瓦尔等，铺展出更宏大的背景，从文学、艺术、政治、人情多个角度给予评点。
元代赵孟頫《苏轼小像》
《斑斓志》中，张炜对苏东坡的喜爱溢于言表，但作者没有任由感情泛滥，而是努力抽身，站到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冷静而深入地解读已经概念化的苏东坡。这里面有对误解的反驳。比如《世间恩怨》一讲中，对前期全力反对新法到后期部分肯定新法一事，有人视苏东坡为出尔反尔的投机主义者，张炜直指此说“荒谬”，于苏东坡恰恰“充分表现了理性和求真的力量”。更多的，则是对苏东坡一些坊间定论的再阐发。在《迷宫》一讲中，对于苏东坡“乐天派”的形象，张炜指出：“其实这些文字有一大部分是正话反说。对于他而言，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引导，是强调和鼓励，以求得解脱。”“乐天，许多时候正是苦极的一种表达，是对付绝望之方。”对于“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豪言，张炜认为“这是人生的大言，大言可以不惭，也只有苏东坡可以做得到”，不必当真。对于苏东坡纵横家雄辩的文风，张炜引钱穆“其忠恳不如杜工部”，认为“多少抵消和折扣了他的中肯”。此外，对苏东坡随意的文字稍多、王安石去世后一些严厉言论偏于情绪化，张炜亦予以了评点。一个更立体多元的苏东坡，在张炜的讲述中穿透迷雾，走到读者面前。
王水照、崔铭所著《苏轼传》的结尾写道：“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和效仿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影响了无数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从而使他与后代的读者，建立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苏东坡确是一个人人可以亲近的生动个体，苏东坡研究者杨治宜直言“我的诗人苏轼”，并称“与他的对话是我灵感的源泉”。
《斑斓志》是又一次试图抵近苏东坡灵魂的人生解读，是当代作家张炜与宋代文豪苏东坡跨越千年的对话。透过讲座充满感情的文字，可以感受到张炜与苏东坡心灵的互动，时而喜悦，时而无奈，密州的逸兴遄飞、黄州的苦中作乐、儋州的长歌当哭，均有亲身体验的切肤之感。
基于深度苦研的细密解读，让张炜的《斑斓志》从多个维度抵近了苏东坡的灵魂，用心良苦，自当得到读者应有的反响。
密州出猎图
近些年来，写苏轼的作品很多，像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经多年风雨，已被读者奉为了解苏轼的经典著作。坊间各种公众号文章也有大量书写苏轼一生的文章，可以说，苏轼的题材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作家张炜推出的《斑斓志》便瞄准了苏轼，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希望以自己的角度呈现出不一样的苏轼。
苏轼的局限正如作者所说恰来自于苏轼生长的环境中。“三苏”的美誉被后世传颂，然而在这样的世家中，苏轼那种半贵族的生活，注定了他的视野和格局。宋代是平民站上历史舞台的朝代，底层的活跃反向影响了政局的环境，让社会这潭死水流动了起来，同时也给旧官僚们予以了冲击。比如王安石的新法中，限制了官员、贵族的奢靡之风，大大削减了这些人的开支，而作为此阶级的苏轼便在诗文中，对此大发牢骚，难以看透民间的水深火热苦于官僚。
也正因为苏轼一直处于中等官僚的阶级，虽然在履历上看，苏轼一贬再贬，但他距离人性的黑暗还是有距离的。这也是仰仗了他的成长环境和整个北宋积极向上的大环境，他的交际圈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文人墨客，难以接触到民间疾苦。苏轼这个人又心胸豁达，去哪儿都能找到乐趣。苏轼最远被贬到了海南岛，在宋代被贬到两广很多官员就已经沮丧了，我们看历史总是能看到被贬的官员含恨而死。然而苏轼不是这样，他被贬到广东，那真是游山玩水，到处吃好东西。等被贬到海南岛，他依然觉得这是我人生难得的经历，要格外的珍惜。因此有了那句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书中我们看到尽管苏轼的大半生都不太顺，但他这个人并没有因此变得狭隘。在一些写苏轼的作品中，把王安石树立成苏轼的对立面，因此大加贬斥。然而，虽然苏轼受到王安石等新党成员的排挤，但他们之间以文学作为联系，在心中并未觉得要争出个你死我活，而是自然豁达。在苏轼被贬时，王安石常常要问过往官员，苏轼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诗，拿来品鉴品鉴。而当命运翻转，王安石被贬时，苏轼与王安石相会时，没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是下驴弃舟，两人上前促膝长谈。两人在经历了官场的洗礼后，谁也不是胜利者，却彼此沧桑了岁月，因此有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另一事，则是苏轼和章惇本是好友，然而因为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后，章惇当权对苏轼大加贬低，将苏轼贬至偏远岛屿，其实已经是动了杀心了。然而时局万变，新党失势，苏轼重回朝廷。章惇怕苏轼掌权后报复自己，便让儿子给苏轼写信求情。苏轼在回信中说，他与章惇从来都是好友，不要心存顾虑好好养病吧。这句话我们孤立的看，像是官场的虚情假意，然而当我们了解苏轼，了解他的人生后，便发现这其实是出自他的真心，他一直都怀着一颗仁慈之心。
尽管苏轼的人生历经不顺遂，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人生的不幸，当成自己品性下坠的借口。心胸并没有因此而狭隘，他没有活成司马光，也没有活成章惇，他还是那个苏轼。因此我们在苏轼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暖意，一股属于文人浪漫的暖意，而作者张炜，亦或者感到了这份暖意，便有了《斑斓志》这本书。
张炜新作《斑斓志》，书中依苏东坡的生命轨迹，从“不自觉的强势”“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到“从娇客到弃石” “直击沦落客”“异人三视”，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坡”“走不出的迷宫”，全书分七讲，共计一百二十余题。
自宋以降，无论士林民间，苏东坡传奇之多色彩之盛，几乎无有出其右者，庶几等同于现在的“网红”。诗人身居庙堂顾盼山林，躬耕田园遥望宫阙，通常被视作儒释道互补的人物。张炜就此论道：“苏东坡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范于成说的人，他既能坚执，同时又是一个博采广纳的人。他对三大学术流派由向往到终生不渝地信仰者，唯有儒家一途。”（《个人的儒释道》 ）论说诗人的政治立场：“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一个求真派和务实派。那个意气风发、同时又有点意气用事的苏东坡，已经成为过去。”（《浪漫的枝丫下》 ）《斑斓志》内页
《斑斓志》内页
千年来，众多言说苏东坡的文字中常有泛道德化的倾向，如对那句“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更有死敌章落难时诗人送去的殷殷关切，都被作为最宽容最仁慈的范例。而张炜认为：“实际上苏东坡一生最主要的交往者和陪伴者，也还是达官贵人与文人，更多的还有一些趣人。他与平民的交往是被大大渲染过的，而且许多时候都是在人生的困境中才发生。所以这样的‘双陪’说、这样的至高境界，说到底苏东坡是难以抵达的，不过是有强烈的愿望而已。”（《双陪之说》 ）
而在《眼中无一坏人》一文中，张炜提出：“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一种彻底绝望中的人性，似乎也就失去了简单评判的兴趣：人性被利害所辖以至如此黑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怎么就一个’坏’字可以了结？人性自古以来也就那样，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演变成如此可怖的状态，倒是需要我们一直盯住、一直质问下去的。生命是渺小的、矛盾的、多解的，更是可怜的。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超越时代的局限是最难的。面对一位偶像级的古典诗人，须持平心正气之论。张炜认为，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张炜说。《斑斓志》内页
《斑斓志》部分选段：
《最大的虚妄与神秘》
封建宫廷不过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它曲折隐晦，难以为外人所知；它的晦涩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个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这个阔大、伟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让人瞩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镶了一道金边。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苍眼里不过是一处“蜂巢”而已，是微尘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还是天籁自然，是万里长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间对于皇家宫廷的好奇心是无法泯灭的，这是一个传统，是人类积习。有时人们会根据一些传说，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测，其实一切都是幻觉。
苏东坡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们革除旧弊，开拓新局，史称“庆历新政”。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东坡读到这首诗时刚刚八岁，那时就读于乡校，有人把这首诗带给老师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不了解诗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询问，老师说：你一个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东坡喊道：难道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幼年苏东坡是何等倔强何等向往，自小驻入胸间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传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宫廷，服务于朝廷，声名远播，事迹动人。这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读书少年而言，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此，榜样的力量显现出来。一棵茁壮成长的、将要成为巨材的小树，在那种难得的时代风气里英姿勃发、绿色葱茏。
民间有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苏轼即将北上，随父远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个人的前程与国家的前程合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在他的脚下化为金光闪闪的道路铺展开来。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标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总有一束强光在前头引导，让他们跋涉不停，让他们追赶。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偿。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并为皇帝与名臣欣赏，尽管后来仕途蹭蹬，还险些丧命，但五十一岁的时候即侍立迩英阁，弟弟苏辙紧随其后。兄弟二人获此殊荣，成为元政坛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迩英阁古槐参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连，可谓风光无限。苏洵将耕读传家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眉山苏氏就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缩影，其儒家情怀，苏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难以超越。在宫廷中，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他们也只能在隐隐的不安中质疑。这质疑之声回应了更遥远更恒久的召唤，矛盾重重：有时欣然释怀，有时痛楚不安，有时迷茫无绪。
苏东坡的局限也属于很多读书人。一个生命置身于体制之中，很难有一个例外。
《不自觉的强势》
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一起，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他在《文说》中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是怎样的豪迈，这里有自许自足、夸耀和自豪。虽然说的是实情，是一种真实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说出岂不更好。
苏东坡的“强势”实际上根源颇深。早在宋仁宗时期，两兄弟同为进士的时候，皇帝就对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话不会止于后宫，而必定远传，于是也将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东坡盛赞之至，他的一句褒贬即关乎青年士子一生的荣辱。从处世的智谋来看，苏东坡有了这样的声望和期许之后，自当安于谦卑，谨慎从事，这是东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却鬼使神差地忘却了。总之各种缘由综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个宿命般的结局：众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发言都被记录、观测和挑剔，于是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袭，化为陌生之物将他包裹起来，最后使他举步维艰，受尽折磨和屈辱。
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种文化的不幸，从古至今大致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循环与强大的合力中，没有人能够将受难者牵拉出来，将其引上洒满阳光的人生坦途。
写苏东坡的书，实在太多，角度各有不同。《斑斓志》既不是传记写法，也不走学术之路，而是以专题讲座的形式，由苏东坡颠簸流离的一生提炼出七个主题词，每个主题词之下是若干生命细节的观照，如同长满绿叶的枝干，展现出一棵大树绿意盎然的活泼气象，又如北斗七星，理路清晰地排布在天际，供人仰望瞻拜。
这次讲座有点“散”。且看七讲的题目：出眉山、不系之舟、一生功业、深爱与沉迷、世间恩怨、斑斓志、迷宫，聚焦不同的主题，并非一条走向清晰的河流。但“形散神不散”，斑斓，是苏东坡人生的外在表现，其内核则是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灵魂，正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对苏轼的评价：“无论动荡不宁的一生中所处的环境如何严苛，他超然面对自己境遇的能力，成为诗人痛苦悲伤的解毒剂。”对诗人灵魂的深入解读贯穿《斑斓志》始终。
台静农在《中国文学史》中写道：“轼的思想，以儒学的根底，而杂以佛、老，故冲和简淡，襟怀高旷，既不像司马光、王安石之偏执，更不像道学家的拘谨，随时都表现出一种宽博自然的气象。”在苏东坡与他人比较论述时，张炜设定坐标的视野更加开阔，除了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少不了苏东坡视为“前身”的陶渊明，更引入了毕加索、雨果、陀斯妥也夫斯基、玻利瓦尔等，铺展出更宏大的背景，从文学、艺术、政治、人情多个角度给予评点。
元代赵孟頫《苏轼小像》
《斑斓志》中，张炜对苏东坡的喜爱溢于言表，但作者没有任由感情泛滥，而是努力抽身，站到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冷静而深入地解读已经概念化的苏东坡。这里面有对误解的反驳。比如《世间恩怨》一讲中，对前期全力反对新法到后期部分肯定新法一事，有人视苏东坡为出尔反尔的投机主义者，张炜直指此说“荒谬”，于苏东坡恰恰“充分表现了理性和求真的力量”。更多的，则是对苏东坡一些坊间定论的再阐发。在《迷宫》一讲中，对于苏东坡“乐天派”的形象，张炜指出：“其实这些文字有一大部分是正话反说。对于他而言，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引导，是强调和鼓励，以求得解脱。”“乐天，许多时候正是苦极的一种表达，是对付绝望之方。”对于“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豪言，张炜认为“这是人生的大言，大言可以不惭，也只有苏东坡可以做得到”，不必当真。对于苏东坡纵横家雄辩的文风，张炜引钱穆“其忠恳不如杜工部”，认为“多少抵消和折扣了他的中肯”。此外，对苏东坡随意的文字稍多、王安石去世后一些严厉言论偏于情绪化，张炜亦予以了评点。一个更立体多元的苏东坡，在张炜的讲述中穿透迷雾，走到读者面前。
王水照、崔铭所著《苏轼传》的结尾写道：“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和效仿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影响了无数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从而使他与后代的读者，建立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苏东坡确是一个人人可以亲近的生动个体，苏东坡研究者杨治宜直言“我的诗人苏轼”，并称“与他的对话是我灵感的源泉”。
《斑斓志》是又一次试图抵近苏东坡灵魂的人生解读，是当代作家张炜与宋代文豪苏东坡跨越千年的对话。透过讲座充满感情的文字，可以感受到张炜与苏东坡心灵的互动，时而喜悦，时而无奈，密州的逸兴遄飞、黄州的苦中作乐、儋州的长歌当哭，均有亲身体验的切肤之感。
基于深度苦研的细密解读，让张炜的《斑斓志》从多个维度抵近了苏东坡的灵魂，用心良苦，自当得到读者应有的反响。
密州出猎图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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