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作家柳青
- 作者: 郭进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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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01-25 09:09:13
近日重读《创业史》，心灵又一次被震撼，我深深感到：在我们进行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更多的梁生宝这样的典型人物，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共同创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创业史》中塑造的一大批源自于现实的优秀基层党团员干部形象，十分动人，尤其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学习。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出：赢得民意不仅仅是搞好工作的力量源泉，更是对工作最好的馈赠。犹如中央级媒体组团重访焦裕禄生前奋斗过的兰考、追忆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时评价的那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而赢得民意、汲取力量最原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社会创造初启的重要时刻，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柳青决意离开北京，落户长安县皇甫村，遂开启了他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长安十四年”。被文学史家认为具有“十七年”文学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创业史》，便是他这一时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成果。柳青也由此走出了一条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之中，与人民一道前进，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这一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选择，无疑与柳青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深入理解有着直接关系：“新的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而“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惟一的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不仅如此，“米脂三年”深入生活所获得的写作与正在行进中的宏阔的社会现实交相互动的经验，也使得柳青更为充分地意识到《讲话》精神之于个人写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是为张旭东所论的“新人”和“新世界”交互成就的题中之义，也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创业史》的题旨、笔法，以及其可能具有的现实功能和实践意义——在正在行进中的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火热的实践中，描写新的人物和新世界的交互创造，自有50年代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涵。
《创业史》中，讨饭娃出身的梁生宝等青年人，一心爱党爱社会主义新生活，尽管贫穷，但“精神总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样正直、白净”。看着困难户挨饿，心里头刀绞似的。他们把领着贫农渡春荒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才有了梁生宝换稻种，带领群众进山割竹子，运扫把、邀请省上专家培育“扁浦秧”、开展互助合作等举措，实现了让梁三老汉那样的贫苦人“第一次把大米当主饭吃”的一系列变化。然而，梁生宝的成长不是天然的，应对层层的阻力，他坚定的信念，准确睿智的确定都来自于乡、区、县等各级党员干部的正确引导。一有难题，他都会得到乡支书卢明昌、黄堡区王佐民副书记、中共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等人的鼓励、帮忙和指导，这一切给了这个青年人莫大鼓舞，竟使他为了团体的事忘了自我的婚事!正如他感慨的“就有这样一些干部，穿上了制服、毛呢料子衣服，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会装腔作势。他们联系着不知其数的群众”。
正因为有了这些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才使梁生宝这样觉悟高、品德好的“苗苗”得以成长，党的政策才能够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根基才能扎牢。听了不了解实情的干部的汇报，在没去过蛤蟆滩的领导眼里，生宝成了一个“解放初期作风有问题”的下作人。庆幸的是脚踏实地，常往基层跑的杨副书记，遇到问题后，认真调研，才弄清了真相。他全力支持给群众换稻种时，喝五分钱一碗的面汤、一分钱一碗的开水、吃他妈烙的已风干的馍、睡车站免费“地板床”、应对着嘲笑心里却甜滋滋的梁生宝这样为党的事业拼命的人。否则，凤落沙滩遭鸡戏，正直的生宝不知会被落后势力玷污到怎样不堪的境地!
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的群众工作，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依然面临很大的威胁!心里恨共产党剥夺了他“和告债人谈话这种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享受”，但表面上又摆酒筵拉拢农会干部的富农姚士杰;对党的粮食统购政策阳奉阴违、在黑市抬高粮价卖余粮、时时想见风使舵的郭世富;在群众中有必须基础，但面临新形势逐渐研究自我的利益多了的党员郭振山;在清朝被损毁了灵魂、坚信“天官赐福”、善恶不分的王二瞎子等，这些都是阻挠新生事物的种种不容忽视的顽固势力，他们各怀心思，一旦正不压邪，就会龌龊结合，兴风作浪。
然而，在每一关键时刻，每个共产党员就像一面旗帜，总会飘扬在群众看得到的地方，他们用实际行动去带动群众、关心群众，使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思想无可乘之机!农技员韩培生在少数人欢迎，部分人旁观，一些人等着看热闹的氛围中稳步实施推广新科技，就连固执的梁三老汉也竖起拇指，连呼“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以表达他质朴的赞扬;团县委干部王亚梅在街上遇到徐改霞的一番话，使改霞产生了把团员资格作为优先进城条件是对入团动机亵渎的羞耻感，增添了农村青年的社会职责感、使命感。作为县委书记的爱人，王亚梅不搞任何特殊，担任工作组成员，下乡驻村，定期组织召开妇女学习小组会，她对有着非议的素芳不嫌弃，手拉着手，用好听的话语宽慰她，使素芳动容，使我们感慨!正因为这种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使百姓把心交给了党。梁三老汉是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他继承父辈遗愿，创造家业，租种田地，拼命苦干十年，结果一身重病，创业失败;后与渐渐长大的养子梁生宝共同创业，但因地租沉重，兵荒马乱，他创业的幻想再次宣告破灭;解放后，梁家分得土地和农具，梁三老汉猛地挺直弯曲多年的腰杆，与梁生宝重新点燃了创业之火。对于梁三老汉来说，所谓创业的成功标准，或者说他创业的最终目标就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仅此而已。这就将一个背负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的个人意识和局限性暴露无疑;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品质;当梁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群众事业，但土地的获得、创业失败的痛苦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梁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梁三老汉精神上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从他身上，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的本质性格特征。
与梁三老汉不一样的是，梁生宝是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业者。作为世代贫穷的农民子弟，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与苦难命运抗争的进取精神，而父辈们惨败的事实和个人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意识到理解党的教育的紧迫性。历史不是文学，但可以在文学中存留；同样文学不是历史，但却可以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发展道路。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有被遗忘的人和事，但存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历史印记，是不会被遗忘的，会长留在文学中，这种历史和文学的互动关系，既会加深人们对历史的沉思和默想，也会发现文学中潜藏不息的光芒。《创业史》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就在于此。早在四十多年前，柳青就在《创业史》中写了党允许姚士杰、郭世富这些只顾自己的人先富起来，但共产党和互助合作的领头人梁生宝却把屁股坚决的坐在弱者一边，组织高增福、欢喜、任老四等饥肠辘辘的八户穷苦农民走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和姚士杰、郭世富开展一场增产粮食、增加收入的“战争”。梁生宝选购高产的“百日黄”稻谷，率领互助组成员进山割竹子、扎扫帚，正是反映当时农民中新一代的改革者——梁生宝为增产增收，拓宽农业生产发展道路的一种可贵的思维和刚刚诞生的新事物雏形。柳青在写«创业史»时，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他在书中说的：如今靠打仗的战争年代过去了，谁能多打粮食的战争开始了。谁来领导这场让鸡毛飞上天的多打粮食的战争呢？是共产党，是梁生宝。只有梁生宝这样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怜贫恤孤的干部，才能成为农业合作化的栋梁人才，才能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率领贫苦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增产增收，过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柳青把梁生宝塑造成一个踏踏实实、不显山、不露水、一心一意做着对贫苦农民最有益的事情，最得人心的新舞台的主人，新生一代的基层代表人物。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批制小脚女人、右倾思想，不把十五年完成互助合作的行程，在一夜之间就进入高级社、人民公社……梁生宝领导的这场多打粮食的“战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柳青是不赞成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用经济手段领导农民进行这场多打粮食的“战争”的。柳青的认识是正确的，最终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不是以三年大饥荒，“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以农业生产全面大滑坡而告终吗？我们可以指责当年政策中的“左”的现象，却不能指责梁生宝和梁生宝式的这一大批把自己的命运和贫苦农民的命运绑在一起，坚决走互助合作化道路的干部。当今享誉中国和海外的集农、工、商、贸、旅游于一体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不就证明这一点吗？1950年华西村也是当地最穷的村子，有着与梁生宝几乎同样的命运和经历的吴仁宝，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后，他便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在1952年互助组成立那一年，他和梁生宝一样，领着华西村最穷的13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组。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从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吴仁宝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难和检验后，华西村终于成为一面不倒的红旗，让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的吴仁宝，终于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突现了出来，成为中国当今社会认同的农民顶尖的代表人物。吴仁宝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这五十年的道路时，说了两句至理名言：“集体主义救华西，共产党救中国”。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的可能，如果柳青和《创业史》能够顺顺当当的发展下去，很可能在蛤蟆滩上诞生另一个华西村，另一个“吴仁宝式”的梁生宝。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今天已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全民富裕；由民富论，走到国富论。这个根本目标的变化，让我们认识到，八十年代初曾经使农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的一家一户单独经营的模式和分配方式已经滞后了，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暴露出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制约性，而超家庭联合的趋势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优势和强势。尤其是在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融资引资、应对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挑战，率领农民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时，人们就发现当今社会太需要梁生宝这样为农民信的过，公正、公道、无私、能干的带头人了！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塑造的这个坚决走集体化道路的梁生宝存在的价值！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人们发出了“寻找梁生宝”，“重读«创业史»”，“柳青魂兮归来”的呼唤！
今天，解决好“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民又是“三农”的重中之重，农民是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人们不由得再次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切肤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也许早已对柳青知之不详，也许对《创业史》感到陌生，也许觉得当今的农村和过去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只要天下的“蛤蟆滩”还等着人们去建设，“梁生宝”的灵魂便会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徘徊。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人物及其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以为“情节发展、人物心理和周围环境，必须做到三者自然融合”。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作者就要站在人物的地位观察周围世界，而不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叙述故事”。在前两部中，他几乎是“贴”着人物写，写投入互助组的梁生宝的心理，他如何在现实的磨砺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写徐改霞人生道路和情感纠缠之际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写姚士杰对互助组的仇视心理，写郭世富与姚士杰大致相同的心思；写梁三老汉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人物和他们细微复杂的心理，共通交织在蛤蟆滩互助合作的历史进程之中，充分说明从事人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感的建设之于社会整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真正的进步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已然成为一种特定阶段的历史记忆，但如梁生宝般的“新人”所秉有的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精神却并未过时。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合作化”的尝试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试错”的阶段，也并非没有意义。新时代也在召唤如梁生宝般秉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新人”，共同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2020年，在距离梁生宝生活过的下堡乡蛤蟆滩不远处的陕北延安索洛湾，一位名叫柯小海的党员领导索洛湾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经验逐渐为人所知。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柯小海的努力与梁生宝的追求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打破“贫”“富”交替的历史弊端，完成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也成为新时代赋予新一代创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具有史诗品质的宏大的艺术创造，来表现新时代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局面，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而厚重的艺术记录。
探索一条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能吃饱饭，农民却不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短板就没有补齐。同样，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市场化的汹涌波涛中，那么现代化、工业化就不可能成功。
梁生宝是有文化的。他的文化，不是书房里摆的琴棋书画，也不是电视上演的爱恨情仇，而是从土地里顽强生长出来的、渴望改变命运而又高度务实的劲头与信念。他明白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他懂得靠互助合作可以让一群弱者变得强大，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志向和事业安放在蛤蟆滩这个也许渺小然而又确乎宏阔的一方天地。如果说，梁生宝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思考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了他所面临的时代和实际中。今天的农村，难道不是更需要像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吗?不是更需要这样风雨兼程、敢闯敢干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吗?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中华大地上无数的梁生宝就是“火车头”。组织起来，走共同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农业产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道路多么艰险崎岖，我们的前人不正是步履蹒跚、披荆斩棘，这样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当年的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讥笑他?是为他的“重生”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逝去”感伤怀旧甚至兴高采烈?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为“鸡毛上天”尽一把绵薄之力?而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当前，我们正行进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找回失落的梁生宝”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也是我们当下重读柳青和《创业史》的意义所在。
陕西省著名文学评论家邢小利是柳青研究专家，先后担任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会长，并和女儿邢之美一起完成了《柳青年谱》的写作。
“《在旷野里》是柳青的一部长篇小说佚作，我考证，写作时间是1953年3月初至10月7日，写作地点是陕西省长安县（现为西安市长安区）当年的干部疗养院常宁宫。这部作品未写完，也从未面世，至近期《人民文学》刊出，珍藏了70年。”22日，邢小利向记者讲述了《在旷野里》刊发的始末。
邢小利透露说，当初是柳青先生的大女儿刘可风把这部长篇小说佚作手稿交给他的，“我在柳青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陕西省作协工作；刘可风著的《柳青传》以及我和女儿邢之美合编的《柳青年谱》，2016年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研究柳青以及筹拍《柳青》纪录片、电影等原因，我与刘可风多有来往，她信任我。大约是2018年上半年，她把这部手稿原稿交给我，让我研究，同时也想听听我的读后意见。为了研究方便，我把柳青这部佚作手稿扫描了一份，又复印了一份，原稿送还刘可风。”
202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著名的陕籍评论家李建军会同有关单位拟编《柳青全集》，邀请邢小利做编委，邢小利把柳青的这部未刊长篇小说的电子版发给李建军，李建军看后大加赞赏，推荐给了《人民文学》杂志。邢小利、李建军两位学者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共同努力，从手迹、行文、内容等方面，对手稿认真研读、仔细辨认，确定这部未被作家命名的长篇小说手稿为柳青所作。
2024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推出了7万余字小说全文，同期还配有邢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李建军《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他》两篇文章。
很希望这部凝结着父亲心血的作品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刘可风给邢小利发来微信，“能出版面世，给研究者提供片段的资料，实在是幸莫大焉！”
邢小利告诉记者，“柳青原手稿没有给作品起名字，‘在旷野里’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短语，也是一个意象，有象征性，蕴含丰富，意味深长，有小说所写年代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也有相当的现代性。《人民文学》刊出作品前，李建军会同施战军主编和我商讨，提议用‘在旷野里’作为小说的名字，我们研究后赞同，遂定下此名。”
《创业史》与《在旷野里》
一脉相承
据介绍，刘可风交来的手稿由棉线装订成册，泛黄而且沉甸甸，总共188页，小说末尾标明“未完”，未署名，仅题写了“1953年10月7日”字样。
“《在旷野里》写在《创业史》之前，虽是未完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施战军告诉记者，“作品的时间背景是1951年7月初的盛夏时节，地点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故事围绕正在发生的棉蚜虫害这一核心情节展开。刚刚到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是主要典型人物，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团委青年干部、公安局局长和群众中的生产能手等都性格鲜明，各自带着时代与经历的烙印。在生动的细节中，格局视野、思想观念、工作方式、队伍团结，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心理、情感、家庭等一系列难题的破解上，都实事求是、血肉丰满，有根有据地生长着互相关联的大故事，令人过目难忘。作品对方言的适量自如运用和对情境的出色描写，使个人与家国、本地与大地浑然一体，把乡村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情物理活色生香、准确优美地演绎了出来。”
施战军认为没有《在旷野里》全新的发现式创作，就没有《创业史》的全新的纵深式叙写，“柳青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在旷野里》堪称将人民立场、理想信念文学化、时代化的艺术榜样。这方面，《创业史》与《在旷野里》是一脉相承的。”
文学史会记载和评述
这部《在旷野里》
施战军指出，“柳青的作品中，《在旷野里》整体的调子是清朗客观的，但抒情成分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似乎重了一些，也就是说，柳青没有为了小说的结构和叙述过多考虑抑控情绪的表达，柳青心里有农民、有土地、有使命，他的情感、情怀有着与时代环境相对称的程度。”
邢小利也表示，“可以明显感到，这部未竟之作，与柳青另外三部长篇《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比较，有着更多柳青自己的影子。细读之下，如果熟悉柳青，则可以看到，柳青的某些经历、工作经验乃至生命体验都熔铸在其中。”
邢小利向记者透露，“柳青最初写这部长篇小说时，是满怀信心并且充满激情的。因为，这是柳青长远打算、精心准备，于1952年5月底从北京回到陕西后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长篇小说。柳青在各方面的准备包括艺术构思显然绝非一日之功。写到近十万字（按稿纸页数计），小说的情节已充分展开，然而，小说的高潮似乎还没有出现，就被搁了下来，然后存起来。一直到了晚年，柳青卧病在床，自知来日无多，又让大女儿刘可风把这部手稿取出来，郑重托付给她。由此可见，柳青对这部作品的心心念念之情。”他认为这部作品对研究柳青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艺术上来说，比《种谷记》和《铜墙铁壁》更成熟，人物更为丰富饱满，他写得也更加从容，这部作品丰富了柳青的文学世界。”
施战军认为，“身到田野一线，心入百姓生活，情融人民向往。这也是柳青那么珍爱乡村之美、能够那么自然地写出大地生机的来由。在写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卷首语时，我有些激动，说‘文学史会记载、评述这部《在旷野里》’，又说‘新时代会欢迎、研思这部《在旷野里》’。”
柳青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业史》和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柳传青》的作者是柳青长女从1970年到1978年陪伴柳青走完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后、又走访历史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该书呈现了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书中附有柳青晚年和女儿的谈话，涉及《创业史》未完成部分的构思以及作家对时代的沉思。
在柳青逝世将近四十年之后，晚年一直陪伴他的女儿刘可风，在二○○○年由出版社编辑岗位退休后全力以赴、全身投入，努力完成了一部三十八万字的厚重之作——《柳青传》。这本书既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又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读它，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柳青，一个可亲可敬而丰富的柳青。
柳青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热诚地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一四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柳青时，深情地说：“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一九五二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十四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农村，同农民打成一片。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离开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虽然他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韦曲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他在村里的住房是利用村头一座叫中宫寺的旧庙宇修补而成的，柳青自己又在院里种植了些花草树木，铺了一条石子路，别有一番田园风味。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做知心人、当做自家人。村里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总也要先奔村头来告诉柳青；队上的牲口病了急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柳青，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有时他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发和帮助。
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队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来请柳青评议、调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也诚恳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柳青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柳青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农村的集市最为热闹。逢集的日子柳青总是身着不变的对襟褂子，头戴瓜皮帽，手拿长杆旱烟袋，同农民一样提上个筐，高高兴兴地去赶集，因为在赶集的路上和热闹的集市中他能听到农民真实的心声。
柳青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创作出如此卓越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他坚持不懈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也正是由于他如此深入生活，接近群众、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曲折引人，生活丰富多彩，为我们呈现的是农村历史的画卷。他的创作态度也是极为认真、严肃。
不幸的是柳青积劳成疾，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这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在他患病期间，一九七二年五月，当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后，立即指示卫生部门为柳青积极治疗，指示陕西省委要对柳青妥善安排，并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使柳青深为感动，他增强了要加快步伐完成四部《创业史》的信心和力量。于是他在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病症没有痊愈，他却于一九七三年怀着兴奋的心情，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坚持把《创业史》第一部修改了一遍，之后又开始动手继续写第二部。粉碎“四人帮”后，柳青也彻底得到了解放！他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在病床上坚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完成了第二部的修订工作。
《创业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很多，主要有梁三、梁生宝、郭振山、郭世富、改霞、素芳、姚士杰、杨国华等，还有不少虽笔墨不多，但性格鲜明分量也不轻的人物。歌德曾经说过：“在伟大作家的笔下，人人都是主要人物。”这话无疑是对的，为读者理解作品，拓宽了思路，开阔了眼界。但任何一部长篇著作，也必定都有几个核心人物来构成矛盾冲突，反映时代背景，阐述主题思想。《创业史》的核心人物主要是梁三老汉和他的继子梁生宝。
上世纪二十年代，陕西有过一次特大旱灾，受灾人口多达六七百万。梁三在逃难的人群里，遇见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自己的婆姨和继子。他们一起挣扎着生存下来，并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创业”之路。但是父子两个人的创业目标和创业途径却不相同。梁三老汉一心想的是能盖起一座像富裕中农郭世富家那样的一所漂亮砖砌院落。他的创业，靠的是自己起早贪黑，勤劳刻苦，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等贫苦农民本分的辛劳。而梁生宝在经受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以后，逐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农民创业的光明之路。于是，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组建农业互助组，这种在中国还亘古未有的艰巨而坎坷的集体创业之中。
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五十年前，当我坐在乡村学校四面透风的土屋教室里，听我的语文老师——“老三届”学生冯长彬绘声绘色地讲这篇题目叫《梁生宝买稻种》的课文时，我被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一个年轻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搏抱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一个破席棚底下。”这就是梁生宝的形象。他是要帮助村里刚刚成立的“互助组”买稻种的，不料在夜里被列车撩到了这个小站上，他不愿意进旅馆，因为他问过的几家旅馆，住一宿都要几角钱——有的要五角，有的要四角，睡大炕也要两角。他舍不得花这两角钱!“他从汤河上的家乡起身的时候，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他想：走到哪里黑了，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天时地势，就把他搁在这个车站上了。他站在破席棚底下，并不十分着急地思量着：“把它的!这到哪里过一夜呢？” ”他想着：“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该是多么困难啊!庄稼人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唤。他起身时收集稻种钱，可不容易来着!有些外互助组的庄稼人，一再表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是他组长垫着。要是他不垫，嘿，就很本没可能全组实现换稻种的计划。”最后，他在一个小饭铺里要了五分钱一碗的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选择了睡在车站票房的地上。“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但是，也许是过分的兴奋，也许是异乡的情调，这个远离家乡的庄稼人，睡不着觉。
直到如今，每每想起上这一课的情景，我都禁不住心里涌起一股潮气，禁不住想哭……这是多么质朴，多么钻心的语言啊！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刚刚成立的“互助组”的带头人为了集体的利益，宁肯自己受吃亏睡地铺，也不愿意多花大家一分钱去住旅馆。我想到了我身边的父老乡亲……
冯长彬老师说这篇课文节选自一部叫做《创业史》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作者叫柳青，他为了写作《创业史》主动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干就是十四年。从此，柳青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多么受人尊敬的人物啊！从此，我一个农村孩子也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在柳青逝世将近四十年之后，晚年一直陪伴他的长女刘可风，在二○○○年由出版社编辑岗位退休后全力以赴、全身投入，努力完成了一部三十八万字的厚重之作——《柳青传》。从这本书里我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柳青，一个可亲可敬而丰富的柳青。
柳青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热诚地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农村，同农民打成一片。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离开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虽然他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韦曲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做知心人、当做自家人。村里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总也要先奔村头来告诉柳青；队上的牲口病了急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柳青，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有时他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发和帮助。
柳青吃住在群众中间，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队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来请柳青评议、调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也诚恳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柳青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问题。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柳青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农村的集市最为热闹。逢集的日子柳青总是身着不变的对襟褂子，头戴瓜皮帽，手拿长杆旱烟袋，同农民一样提上个筐，高高兴兴地去赶集，因为在赶集的路上和热闹的集市中他能听到农民真实的心声。
柳青不仅是一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更是深知老百姓疾苦的贴心人。1960年他把《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当地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又向出版社预借了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线和电杆的费用。
正是这赤子般的拳拳之心，让柳青无时无刻不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扎根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不仅创作了《创业史》、《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狠透铁》、《王家父子》、《邻居琐事》等文学作品，还写了一些关于耕畜饲养的经验总结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文章，比如《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等等。柳青用自己的行动印证，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人民才是创作的根本。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柳青传》中写到他在创作上最艰难的日子：1956年由于他对《创业史》第二稿不满意，正准备开始第三稿的创作时，他的处境越来越窘迫。几年没拿出作品，有人对他逐渐露出鄙夷的目光：“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
说这些话的并不是等闲之辈，在全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点名批评他在黄甫村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并且预言他将失败。当有人把这些话转达给柳青时，他平静地对传话人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
有朋友看望他，提起：“省委领导让我传话给你，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了，可以学学鲁迅写点杂文，也可以像其他作家一样，到处跑跑，收集些资料，写点小东西。”
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待下去了：“要跟上形势，看来X X X的道路是正确的,跟上铁路跑,写些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文章。”
柳青说：“每个人对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看法也许不同，所以道路也不尽相同。我的道路是我根据我对艺术的看法确定的，无论成功或失败，这条路我就是要坚持走下去，我用我的失败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文学的贡献。”
柳青心里不服，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要克服一切困难，抵达自己的理想家园。他并不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也从不去趋时取巧、寻求方便的法门。他只以对事业的忠诚与高度责任感，采取“笨”办法，肯下“笨”功夫。
这就是柳青，他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精神创作出了《创业史》这种当代文学高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柳青和《创业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遗产。柳青是中国文学、更是陕西文学教父式人物，他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产生过重要而深厚的影响。
路遥生前曾多次动情地说：“柳青是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真正教父，很难忘在长安县皇甫村与柳青讨教文学创作的美好时光。1991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隔不久，路遥一个人来到皇甫村柳青墓前，跪着向恩师汇报自己的文学成果，并且满含着泪水，向柳青墓连叩六个头，他以这种方式深深地缅怀把自己带上文学道路的恩师柳青。
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说：“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这个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阅读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贾平凹说：“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作家要拿出好作品来回报人民，柳青正是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了《创业史》等一批作品，而这也是产生一部好作品的必经之路。”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柳青时，深情地说：“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一九五二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十四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 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其实我们现在谈论柳青也不过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的：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浮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更有必要向柳青学习！
《创业史》中塑造的一大批源自于现实的优秀基层党团员干部形象，十分动人，尤其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学习。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出：赢得民意不仅仅是搞好工作的力量源泉，更是对工作最好的馈赠。犹如中央级媒体组团重访焦裕禄生前奋斗过的兰考、追忆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时评价的那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群众中汲取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而赢得民意、汲取力量最原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社会创造初启的重要时刻，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柳青决意离开北京，落户长安县皇甫村，遂开启了他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长安十四年”。被文学史家认为具有“十七年”文学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创业史》，便是他这一时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成果。柳青也由此走出了一条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之中，与人民一道前进，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这一生活和创作道路的选择，无疑与柳青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深入理解有着直接关系：“新的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而“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惟一的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不仅如此，“米脂三年”深入生活所获得的写作与正在行进中的宏阔的社会现实交相互动的经验，也使得柳青更为充分地意识到《讲话》精神之于个人写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是为张旭东所论的“新人”和“新世界”交互成就的题中之义，也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创业史》的题旨、笔法，以及其可能具有的现实功能和实践意义——在正在行进中的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火热的实践中，描写新的人物和新世界的交互创造，自有50年代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涵。
《创业史》中，讨饭娃出身的梁生宝等青年人，一心爱党爱社会主义新生活，尽管贫穷，但“精神总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样正直、白净”。看着困难户挨饿，心里头刀绞似的。他们把领着贫农渡春荒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才有了梁生宝换稻种，带领群众进山割竹子，运扫把、邀请省上专家培育“扁浦秧”、开展互助合作等举措，实现了让梁三老汉那样的贫苦人“第一次把大米当主饭吃”的一系列变化。然而，梁生宝的成长不是天然的，应对层层的阻力，他坚定的信念，准确睿智的确定都来自于乡、区、县等各级党员干部的正确引导。一有难题，他都会得到乡支书卢明昌、黄堡区王佐民副书记、中共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等人的鼓励、帮忙和指导，这一切给了这个青年人莫大鼓舞，竟使他为了团体的事忘了自我的婚事!正如他感慨的“就有这样一些干部，穿上了制服、毛呢料子衣服，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会装腔作势。他们联系着不知其数的群众”。
正因为有了这些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才使梁生宝这样觉悟高、品德好的“苗苗”得以成长，党的政策才能够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根基才能扎牢。听了不了解实情的干部的汇报，在没去过蛤蟆滩的领导眼里，生宝成了一个“解放初期作风有问题”的下作人。庆幸的是脚踏实地，常往基层跑的杨副书记，遇到问题后，认真调研，才弄清了真相。他全力支持给群众换稻种时，喝五分钱一碗的面汤、一分钱一碗的开水、吃他妈烙的已风干的馍、睡车站免费“地板床”、应对着嘲笑心里却甜滋滋的梁生宝这样为党的事业拼命的人。否则，凤落沙滩遭鸡戏，正直的生宝不知会被落后势力玷污到怎样不堪的境地!
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的群众工作，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依然面临很大的威胁!心里恨共产党剥夺了他“和告债人谈话这种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享受”，但表面上又摆酒筵拉拢农会干部的富农姚士杰;对党的粮食统购政策阳奉阴违、在黑市抬高粮价卖余粮、时时想见风使舵的郭世富;在群众中有必须基础，但面临新形势逐渐研究自我的利益多了的党员郭振山;在清朝被损毁了灵魂、坚信“天官赐福”、善恶不分的王二瞎子等，这些都是阻挠新生事物的种种不容忽视的顽固势力，他们各怀心思，一旦正不压邪，就会龌龊结合，兴风作浪。
然而，在每一关键时刻，每个共产党员就像一面旗帜，总会飘扬在群众看得到的地方，他们用实际行动去带动群众、关心群众，使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思想无可乘之机!农技员韩培生在少数人欢迎，部分人旁观，一些人等着看热闹的氛围中稳步实施推广新科技，就连固执的梁三老汉也竖起拇指，连呼“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以表达他质朴的赞扬;团县委干部王亚梅在街上遇到徐改霞的一番话，使改霞产生了把团员资格作为优先进城条件是对入团动机亵渎的羞耻感，增添了农村青年的社会职责感、使命感。作为县委书记的爱人，王亚梅不搞任何特殊，担任工作组成员，下乡驻村，定期组织召开妇女学习小组会，她对有着非议的素芳不嫌弃，手拉着手，用好听的话语宽慰她，使素芳动容，使我们感慨!正因为这种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使百姓把心交给了党。梁三老汉是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他继承父辈遗愿，创造家业，租种田地，拼命苦干十年，结果一身重病，创业失败;后与渐渐长大的养子梁生宝共同创业，但因地租沉重，兵荒马乱，他创业的幻想再次宣告破灭;解放后，梁家分得土地和农具，梁三老汉猛地挺直弯曲多年的腰杆，与梁生宝重新点燃了创业之火。对于梁三老汉来说，所谓创业的成功标准，或者说他创业的最终目标就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仅此而已。这就将一个背负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的个人意识和局限性暴露无疑;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品质;当梁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群众事业，但土地的获得、创业失败的痛苦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梁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梁三老汉精神上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从他身上，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的本质性格特征。
与梁三老汉不一样的是，梁生宝是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业者。作为世代贫穷的农民子弟，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与苦难命运抗争的进取精神，而父辈们惨败的事实和个人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意识到理解党的教育的紧迫性。历史不是文学，但可以在文学中存留；同样文学不是历史，但却可以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发展道路。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有被遗忘的人和事，但存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历史印记，是不会被遗忘的，会长留在文学中，这种历史和文学的互动关系，既会加深人们对历史的沉思和默想，也会发现文学中潜藏不息的光芒。《创业史》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就在于此。早在四十多年前，柳青就在《创业史》中写了党允许姚士杰、郭世富这些只顾自己的人先富起来，但共产党和互助合作的领头人梁生宝却把屁股坚决的坐在弱者一边，组织高增福、欢喜、任老四等饥肠辘辘的八户穷苦农民走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和姚士杰、郭世富开展一场增产粮食、增加收入的“战争”。梁生宝选购高产的“百日黄”稻谷，率领互助组成员进山割竹子、扎扫帚，正是反映当时农民中新一代的改革者——梁生宝为增产增收，拓宽农业生产发展道路的一种可贵的思维和刚刚诞生的新事物雏形。柳青在写«创业史»时，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他在书中说的：如今靠打仗的战争年代过去了，谁能多打粮食的战争开始了。谁来领导这场让鸡毛飞上天的多打粮食的战争呢？是共产党，是梁生宝。只有梁生宝这样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怜贫恤孤的干部，才能成为农业合作化的栋梁人才，才能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率领贫苦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增产增收，过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柳青把梁生宝塑造成一个踏踏实实、不显山、不露水、一心一意做着对贫苦农民最有益的事情，最得人心的新舞台的主人，新生一代的基层代表人物。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批制小脚女人、右倾思想，不把十五年完成互助合作的行程，在一夜之间就进入高级社、人民公社……梁生宝领导的这场多打粮食的“战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柳青是不赞成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用经济手段领导农民进行这场多打粮食的“战争”的。柳青的认识是正确的，最终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不是以三年大饥荒，“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以农业生产全面大滑坡而告终吗？我们可以指责当年政策中的“左”的现象，却不能指责梁生宝和梁生宝式的这一大批把自己的命运和贫苦农民的命运绑在一起，坚决走互助合作化道路的干部。当今享誉中国和海外的集农、工、商、贸、旅游于一体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不就证明这一点吗？1950年华西村也是当地最穷的村子，有着与梁生宝几乎同样的命运和经历的吴仁宝，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后，他便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在1952年互助组成立那一年，他和梁生宝一样，领着华西村最穷的13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组。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从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吴仁宝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难和检验后，华西村终于成为一面不倒的红旗，让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的吴仁宝，终于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突现了出来，成为中国当今社会认同的农民顶尖的代表人物。吴仁宝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这五十年的道路时，说了两句至理名言：“集体主义救华西，共产党救中国”。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的可能，如果柳青和《创业史》能够顺顺当当的发展下去，很可能在蛤蟆滩上诞生另一个华西村，另一个“吴仁宝式”的梁生宝。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今天已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全民富裕；由民富论，走到国富论。这个根本目标的变化，让我们认识到，八十年代初曾经使农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的一家一户单独经营的模式和分配方式已经滞后了，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暴露出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制约性，而超家庭联合的趋势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优势和强势。尤其是在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融资引资、应对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挑战，率领农民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时，人们就发现当今社会太需要梁生宝这样为农民信的过，公正、公道、无私、能干的带头人了！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塑造的这个坚决走集体化道路的梁生宝存在的价值！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人们发出了“寻找梁生宝”，“重读«创业史»”，“柳青魂兮归来”的呼唤！
今天，解决好“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民又是“三农”的重中之重，农民是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人们不由得再次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切肤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也许早已对柳青知之不详，也许对《创业史》感到陌生，也许觉得当今的农村和过去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只要天下的“蛤蟆滩”还等着人们去建设，“梁生宝”的灵魂便会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徘徊。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人物及其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以为“情节发展、人物心理和周围环境，必须做到三者自然融合”。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作者就要站在人物的地位观察周围世界，而不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叙述故事”。在前两部中，他几乎是“贴”着人物写，写投入互助组的梁生宝的心理，他如何在现实的磨砺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写徐改霞人生道路和情感纠缠之际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写姚士杰对互助组的仇视心理，写郭世富与姚士杰大致相同的心思；写梁三老汉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人物和他们细微复杂的心理，共通交织在蛤蟆滩互助合作的历史进程之中，充分说明从事人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感的建设之于社会整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真正的进步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已然成为一种特定阶段的历史记忆，但如梁生宝般的“新人”所秉有的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精神却并未过时。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合作化”的尝试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试错”的阶段，也并非没有意义。新时代也在召唤如梁生宝般秉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新人”，共同推动时代前进的步伐。2020年，在距离梁生宝生活过的下堡乡蛤蟆滩不远处的陕北延安索洛湾，一位名叫柯小海的党员领导索洛湾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经验逐渐为人所知。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柯小海的努力与梁生宝的追求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打破“贫”“富”交替的历史弊端，完成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也成为新时代赋予新一代创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以具有史诗品质的宏大的艺术创造，来表现新时代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局面，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而厚重的艺术记录。
探索一条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能吃饱饭，农民却不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短板就没有补齐。同样，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市场化的汹涌波涛中，那么现代化、工业化就不可能成功。
梁生宝是有文化的。他的文化，不是书房里摆的琴棋书画，也不是电视上演的爱恨情仇，而是从土地里顽强生长出来的、渴望改变命运而又高度务实的劲头与信念。他明白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他懂得靠互助合作可以让一群弱者变得强大，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志向和事业安放在蛤蟆滩这个也许渺小然而又确乎宏阔的一方天地。如果说，梁生宝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思考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了他所面临的时代和实际中。今天的农村，难道不是更需要像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吗?不是更需要这样风雨兼程、敢闯敢干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吗?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中华大地上无数的梁生宝就是“火车头”。组织起来，走共同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农业产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道路多么艰险崎岖，我们的前人不正是步履蹒跚、披荆斩棘，这样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当年的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讥笑他?是为他的“重生”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逝去”感伤怀旧甚至兴高采烈?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为“鸡毛上天”尽一把绵薄之力?而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当前，我们正行进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找回失落的梁生宝”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也是我们当下重读柳青和《创业史》的意义所在。
陕西省著名文学评论家邢小利是柳青研究专家，先后担任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会长，并和女儿邢之美一起完成了《柳青年谱》的写作。
“《在旷野里》是柳青的一部长篇小说佚作，我考证，写作时间是1953年3月初至10月7日，写作地点是陕西省长安县（现为西安市长安区）当年的干部疗养院常宁宫。这部作品未写完，也从未面世，至近期《人民文学》刊出，珍藏了70年。”22日，邢小利向记者讲述了《在旷野里》刊发的始末。
邢小利透露说，当初是柳青先生的大女儿刘可风把这部长篇小说佚作手稿交给他的，“我在柳青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陕西省作协工作；刘可风著的《柳青传》以及我和女儿邢之美合编的《柳青年谱》，2016年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研究柳青以及筹拍《柳青》纪录片、电影等原因，我与刘可风多有来往，她信任我。大约是2018年上半年，她把这部手稿原稿交给我，让我研究，同时也想听听我的读后意见。为了研究方便，我把柳青这部佚作手稿扫描了一份，又复印了一份，原稿送还刘可风。”
202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著名的陕籍评论家李建军会同有关单位拟编《柳青全集》，邀请邢小利做编委，邢小利把柳青的这部未刊长篇小说的电子版发给李建军，李建军看后大加赞赏，推荐给了《人民文学》杂志。邢小利、李建军两位学者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共同努力，从手迹、行文、内容等方面，对手稿认真研读、仔细辨认，确定这部未被作家命名的长篇小说手稿为柳青所作。
2024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推出了7万余字小说全文，同期还配有邢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李建军《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他》两篇文章。
很希望这部凝结着父亲心血的作品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刘可风给邢小利发来微信，“能出版面世，给研究者提供片段的资料，实在是幸莫大焉！”
邢小利告诉记者，“柳青原手稿没有给作品起名字，‘在旷野里’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短语，也是一个意象，有象征性，蕴含丰富，意味深长，有小说所写年代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也有相当的现代性。《人民文学》刊出作品前，李建军会同施战军主编和我商讨，提议用‘在旷野里’作为小说的名字，我们研究后赞同，遂定下此名。”
《创业史》与《在旷野里》
一脉相承
据介绍，刘可风交来的手稿由棉线装订成册，泛黄而且沉甸甸，总共188页，小说末尾标明“未完”，未署名，仅题写了“1953年10月7日”字样。
“《在旷野里》写在《创业史》之前，虽是未完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施战军告诉记者，“作品的时间背景是1951年7月初的盛夏时节，地点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故事围绕正在发生的棉蚜虫害这一核心情节展开。刚刚到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是主要典型人物，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团委青年干部、公安局局长和群众中的生产能手等都性格鲜明，各自带着时代与经历的烙印。在生动的细节中，格局视野、思想观念、工作方式、队伍团结，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心理、情感、家庭等一系列难题的破解上，都实事求是、血肉丰满，有根有据地生长着互相关联的大故事，令人过目难忘。作品对方言的适量自如运用和对情境的出色描写，使个人与家国、本地与大地浑然一体，把乡村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情物理活色生香、准确优美地演绎了出来。”
施战军认为没有《在旷野里》全新的发现式创作，就没有《创业史》的全新的纵深式叙写，“柳青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在旷野里》堪称将人民立场、理想信念文学化、时代化的艺术榜样。这方面，《创业史》与《在旷野里》是一脉相承的。”
文学史会记载和评述
这部《在旷野里》
施战军指出，“柳青的作品中，《在旷野里》整体的调子是清朗客观的，但抒情成分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似乎重了一些，也就是说，柳青没有为了小说的结构和叙述过多考虑抑控情绪的表达，柳青心里有农民、有土地、有使命，他的情感、情怀有着与时代环境相对称的程度。”
邢小利也表示，“可以明显感到，这部未竟之作，与柳青另外三部长篇《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比较，有着更多柳青自己的影子。细读之下，如果熟悉柳青，则可以看到，柳青的某些经历、工作经验乃至生命体验都熔铸在其中。”
邢小利向记者透露，“柳青最初写这部长篇小说时，是满怀信心并且充满激情的。因为，这是柳青长远打算、精心准备，于1952年5月底从北京回到陕西后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长篇小说。柳青在各方面的准备包括艺术构思显然绝非一日之功。写到近十万字（按稿纸页数计），小说的情节已充分展开，然而，小说的高潮似乎还没有出现，就被搁了下来，然后存起来。一直到了晚年，柳青卧病在床，自知来日无多，又让大女儿刘可风把这部手稿取出来，郑重托付给她。由此可见，柳青对这部作品的心心念念之情。”他认为这部作品对研究柳青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艺术上来说，比《种谷记》和《铜墙铁壁》更成熟，人物更为丰富饱满，他写得也更加从容，这部作品丰富了柳青的文学世界。”
施战军认为，“身到田野一线，心入百姓生活，情融人民向往。这也是柳青那么珍爱乡村之美、能够那么自然地写出大地生机的来由。在写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卷首语时，我有些激动，说‘文学史会记载、评述这部《在旷野里》’，又说‘新时代会欢迎、研思这部《在旷野里》’。”
柳青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业史》和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柳传青》的作者是柳青长女从1970年到1978年陪伴柳青走完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后、又走访历史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该书呈现了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书中附有柳青晚年和女儿的谈话，涉及《创业史》未完成部分的构思以及作家对时代的沉思。
在柳青逝世将近四十年之后，晚年一直陪伴他的女儿刘可风，在二○○○年由出版社编辑岗位退休后全力以赴、全身投入，努力完成了一部三十八万字的厚重之作——《柳青传》。这本书既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又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读它，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柳青，一个可亲可敬而丰富的柳青。
柳青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热诚地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一四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柳青时，深情地说：“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一九五二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十四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农村，同农民打成一片。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离开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虽然他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韦曲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他在村里的住房是利用村头一座叫中宫寺的旧庙宇修补而成的，柳青自己又在院里种植了些花草树木，铺了一条石子路，别有一番田园风味。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做知心人、当做自家人。村里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总也要先奔村头来告诉柳青；队上的牲口病了急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柳青，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有时他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发和帮助。
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队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来请柳青评议、调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也诚恳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柳青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柳青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农村的集市最为热闹。逢集的日子柳青总是身着不变的对襟褂子，头戴瓜皮帽，手拿长杆旱烟袋，同农民一样提上个筐，高高兴兴地去赶集，因为在赶集的路上和热闹的集市中他能听到农民真实的心声。
柳青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创作出如此卓越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他坚持不懈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也正是由于他如此深入生活，接近群众、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情节曲折引人，生活丰富多彩，为我们呈现的是农村历史的画卷。他的创作态度也是极为认真、严肃。
不幸的是柳青积劳成疾，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这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在他患病期间，一九七二年五月，当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后，立即指示卫生部门为柳青积极治疗，指示陕西省委要对柳青妥善安排，并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使柳青深为感动，他增强了要加快步伐完成四部《创业史》的信心和力量。于是他在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病症没有痊愈，他却于一九七三年怀着兴奋的心情，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坚持把《创业史》第一部修改了一遍，之后又开始动手继续写第二部。粉碎“四人帮”后，柳青也彻底得到了解放！他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在病床上坚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完成了第二部的修订工作。
《创业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很多，主要有梁三、梁生宝、郭振山、郭世富、改霞、素芳、姚士杰、杨国华等，还有不少虽笔墨不多，但性格鲜明分量也不轻的人物。歌德曾经说过：“在伟大作家的笔下，人人都是主要人物。”这话无疑是对的，为读者理解作品，拓宽了思路，开阔了眼界。但任何一部长篇著作，也必定都有几个核心人物来构成矛盾冲突，反映时代背景，阐述主题思想。《创业史》的核心人物主要是梁三老汉和他的继子梁生宝。
上世纪二十年代，陕西有过一次特大旱灾，受灾人口多达六七百万。梁三在逃难的人群里，遇见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自己的婆姨和继子。他们一起挣扎着生存下来，并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创业”之路。但是父子两个人的创业目标和创业途径却不相同。梁三老汉一心想的是能盖起一座像富裕中农郭世富家那样的一所漂亮砖砌院落。他的创业，靠的是自己起早贪黑，勤劳刻苦，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等贫苦农民本分的辛劳。而梁生宝在经受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以后，逐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农民创业的光明之路。于是，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组建农业互助组，这种在中国还亘古未有的艰巨而坎坷的集体创业之中。
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五十年前，当我坐在乡村学校四面透风的土屋教室里，听我的语文老师——“老三届”学生冯长彬绘声绘色地讲这篇题目叫《梁生宝买稻种》的课文时，我被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一个年轻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搏抱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一个破席棚底下。”这就是梁生宝的形象。他是要帮助村里刚刚成立的“互助组”买稻种的，不料在夜里被列车撩到了这个小站上，他不愿意进旅馆，因为他问过的几家旅馆，住一宿都要几角钱——有的要五角，有的要四角，睡大炕也要两角。他舍不得花这两角钱!“他从汤河上的家乡起身的时候，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他想：走到哪里黑了，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天时地势，就把他搁在这个车站上了。他站在破席棚底下，并不十分着急地思量着：“把它的!这到哪里过一夜呢？” ”他想着：“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该是多么困难啊!庄稼人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唤。他起身时收集稻种钱，可不容易来着!有些外互助组的庄稼人，一再表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是他组长垫着。要是他不垫，嘿，就很本没可能全组实现换稻种的计划。”最后，他在一个小饭铺里要了五分钱一碗的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选择了睡在车站票房的地上。“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但是，也许是过分的兴奋，也许是异乡的情调，这个远离家乡的庄稼人，睡不着觉。
直到如今，每每想起上这一课的情景，我都禁不住心里涌起一股潮气，禁不住想哭……这是多么质朴，多么钻心的语言啊！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刚刚成立的“互助组”的带头人为了集体的利益，宁肯自己受吃亏睡地铺，也不愿意多花大家一分钱去住旅馆。我想到了我身边的父老乡亲……
冯长彬老师说这篇课文节选自一部叫做《创业史》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作者叫柳青，他为了写作《创业史》主动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干就是十四年。从此，柳青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多么受人尊敬的人物啊！从此，我一个农村孩子也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在柳青逝世将近四十年之后，晚年一直陪伴他的长女刘可风，在二○○○年由出版社编辑岗位退休后全力以赴、全身投入，努力完成了一部三十八万字的厚重之作——《柳青传》。从这本书里我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柳青，一个可亲可敬而丰富的柳青。
柳青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巨大变革。他热诚地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道路，对新中国的作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农村，同农民打成一片。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离开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虽然他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韦曲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做知心人、当做自家人。村里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总也要先奔村头来告诉柳青；队上的牲口病了急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柳青，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有时他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发和帮助。
柳青吃住在群众中间，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队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来请柳青评议、调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也诚恳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柳青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问题。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柳青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农村的集市最为热闹。逢集的日子柳青总是身着不变的对襟褂子，头戴瓜皮帽，手拿长杆旱烟袋，同农民一样提上个筐，高高兴兴地去赶集，因为在赶集的路上和热闹的集市中他能听到农民真实的心声。
柳青不仅是一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更是深知老百姓疾苦的贴心人。1960年他把《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当地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又向出版社预借了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线和电杆的费用。
正是这赤子般的拳拳之心，让柳青无时无刻不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扎根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不仅创作了《创业史》、《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狠透铁》、《王家父子》、《邻居琐事》等文学作品，还写了一些关于耕畜饲养的经验总结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文章，比如《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等等。柳青用自己的行动印证，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人民才是创作的根本。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柳青传》中写到他在创作上最艰难的日子：1956年由于他对《创业史》第二稿不满意，正准备开始第三稿的创作时，他的处境越来越窘迫。几年没拿出作品，有人对他逐渐露出鄙夷的目光：“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
说这些话的并不是等闲之辈，在全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点名批评他在黄甫村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并且预言他将失败。当有人把这些话转达给柳青时，他平静地对传话人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
有朋友看望他，提起：“省委领导让我传话给你，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了，可以学学鲁迅写点杂文，也可以像其他作家一样，到处跑跑，收集些资料，写点小东西。”
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待下去了：“要跟上形势，看来X X X的道路是正确的,跟上铁路跑,写些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文章。”
柳青说：“每个人对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看法也许不同，所以道路也不尽相同。我的道路是我根据我对艺术的看法确定的，无论成功或失败，这条路我就是要坚持走下去，我用我的失败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文学的贡献。”
柳青心里不服，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要克服一切困难，抵达自己的理想家园。他并不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也从不去趋时取巧、寻求方便的法门。他只以对事业的忠诚与高度责任感，采取“笨”办法，肯下“笨”功夫。
这就是柳青，他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精神创作出了《创业史》这种当代文学高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柳青和《创业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遗产。柳青是中国文学、更是陕西文学教父式人物，他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产生过重要而深厚的影响。
路遥生前曾多次动情地说：“柳青是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真正教父，很难忘在长安县皇甫村与柳青讨教文学创作的美好时光。1991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隔不久，路遥一个人来到皇甫村柳青墓前，跪着向恩师汇报自己的文学成果，并且满含着泪水，向柳青墓连叩六个头，他以这种方式深深地缅怀把自己带上文学道路的恩师柳青。
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说：“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这个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阅读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贾平凹说：“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作家要拿出好作品来回报人民，柳青正是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了《创业史》等一批作品，而这也是产生一部好作品的必经之路。”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柳青时，深情地说：“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一九五二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十四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 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其实我们现在谈论柳青也不过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的：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浮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更有必要向柳青学习！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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