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黄永玉【之八】
- 作者: 郭进拴
- 编辑: 王翔
- 来源: 会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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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02-26 16:38:38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八十万字，才写到十二岁，少小离家。怎么有这么多话要说？这么多话怎么说？和谁说？
第一部写的是故乡和童年，这个叫朱雀城的地方，这个叫序子的孩子。写法是，从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从心所欲的前提是，心里得有；黄永玉一九四五年就起意写过这小说，没有写下去，这也好，心里有了这么多年，酝酿发酵了这么多年。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很简单，不就是自由嘛；但要获得这种自由的能力，却是很难，难到没有多少写作的人能达到的程度。二十五年前黄永玉写《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谈起过沈从文的《长河》，说表叔的这部作品“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这才是真知灼见。写小说的人，对“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孜孜以求尚且不及，哪里还想到、并且还敢于“排除”？不仅是人物和情节，还有诸多的文学要素，既是要追求的东西，又是要超越的东西，否则，斤斤于金科玉律，哪来的自由？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不在乎文学“行规”自由地写，习惯了文学“行规”的读者，会接受吗？其实，这只不过是“外人”才会提出来的问题，对黄永玉来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是在谈《长河》时，他说表叔，“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这才是知心的话，知心，所以有分量；这些话用在黄永玉自己身上，用在《无愁河》上，也同样恰当，恰当得有分量。
所以，在黄永玉的心里，与其说这部作品写出来要面对“读者”，不如说是要和故乡人说说故乡。甚至，在现实中，在现在的湘西，有或没有、有多么多或有多么少的故乡人要听他漫长的叙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心目中，存在这样知心的故乡父老子弟。
还有一个说话的对象，是自己。一个老人，他回溯生命的来路，他打量着自己是怎么一点儿一点儿长成的。起笔是两岁多，坐在窗台上，“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醒悟’，他没想过要从窗台上下来自己各处走走”（4页）；结束是他离开朱雀，到了长沙，见到父亲，“原本是想笑的，一下子大哭起来。”（1187页）黄永玉用第三人称来写自己，显见得是拉开了打量的距离；但奇妙的是，这样拉开距离打量自己，反倒和自己更亲近了。
生命不能重新再过一遍，可是写作能够让生命重返起点，让生命从起点开始再走一遍，一直走到现在，走成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写作中重现的生命历程，与生命第一次在世界中展开的过程不一样：写的是一个孩子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情形，可这是一个老人在写他的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童稚时候懵懂的，现在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的，现在意识到了。所以不能说这部作品写的就只是记忆：确实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呈现过去的情形和状态，然而同时也在在隐现着现在的情形，写书人现在的生命状态。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老人与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自己的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在字面上通常是隐蔽的，偶尔也显现一下，不管是显还是隐，从始至终都是存在的。感受到这种存在，才算对得起这部书。
与故乡父老子弟说话，与自己说话，还与几个特殊的人说话。《无愁河》的写作不面对抽象的读者，却面对具体的几个人，几个作者生命中特殊的人。黄永玉说：“我感到周围有朋友在等着看我，有沈从文、有萧乾在盯着我，我们仿佛要对对口径，我每写一章，就在想，要是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在的话，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比如如果萧乾还活着，我估计他看了肯定开心得不得了。表叔如果看到了，他会在旁边写注，注的内容可能比我写的还要多。”（王悦阳：《黄永玉：流不尽的无愁河》，《新民周刊》2013年11月11日）这几个想象中的读者，伴随着写作过程，以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了写作之中。其实还不仅是写作过程，黄永玉写这部书的冲动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素，就是和这些已经逝去的老人谈谈话，让他们“开心”，或者“写注”——没有多少人知道，沈从文一九四四年给自己和父老乡亲谈心的《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倘若他读到《无愁河》，兴起写注，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那简直是一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愁河》也是一部献给几位逝者的书，他们是无可替代的重要读者，他们有不少东西融入了作者的生命。
那么，你会明白，在九十岁老人身上活着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一个生命里，“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一个生命“融合了许多的生命，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这是冯至在《十四行集》里写到的句子。黄永玉和沈从文的合影里有一张特别好，书报刊上多次刊出，那是一九五〇年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在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前照的，摄影者就是冯至。顺便提一下，是因为刊登这张照片时很少注明摄影者，沈从文那时候的邻居。
黄永玉万分惋惜和感慨《长河》没有写完，他说那应该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厚的大书。长长的《无愁河》，会弥补这个巨大的遗憾，为表叔，为自己。
第一部写的是故乡和童年，这个叫朱雀城的地方，这个叫序子的孩子。写法是，从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从心所欲的前提是，心里得有；黄永玉一九四五年就起意写过这小说，没有写下去，这也好，心里有了这么多年，酝酿发酵了这么多年。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很简单，不就是自由嘛；但要获得这种自由的能力，却是很难，难到没有多少写作的人能达到的程度。二十五年前黄永玉写《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谈起过沈从文的《长河》，说表叔的这部作品“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这才是真知灼见。写小说的人，对“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孜孜以求尚且不及，哪里还想到、并且还敢于“排除”？不仅是人物和情节，还有诸多的文学要素，既是要追求的东西，又是要超越的东西，否则，斤斤于金科玉律，哪来的自由？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不在乎文学“行规”自由地写，习惯了文学“行规”的读者，会接受吗？其实，这只不过是“外人”才会提出来的问题，对黄永玉来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是在谈《长河》时，他说表叔，“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这才是知心的话，知心，所以有分量；这些话用在黄永玉自己身上，用在《无愁河》上，也同样恰当，恰当得有分量。
所以，在黄永玉的心里，与其说这部作品写出来要面对“读者”，不如说是要和故乡人说说故乡。甚至，在现实中，在现在的湘西，有或没有、有多么多或有多么少的故乡人要听他漫长的叙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心目中，存在这样知心的故乡父老子弟。
还有一个说话的对象，是自己。一个老人，他回溯生命的来路，他打量着自己是怎么一点儿一点儿长成的。起笔是两岁多，坐在窗台上，“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醒悟’，他没想过要从窗台上下来自己各处走走”（4页）；结束是他离开朱雀，到了长沙，见到父亲，“原本是想笑的，一下子大哭起来。”（1187页）黄永玉用第三人称来写自己，显见得是拉开了打量的距离；但奇妙的是，这样拉开距离打量自己，反倒和自己更亲近了。
生命不能重新再过一遍，可是写作能够让生命重返起点，让生命从起点开始再走一遍，一直走到现在，走成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写作中重现的生命历程，与生命第一次在世界中展开的过程不一样：写的是一个孩子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情形，可这是一个老人在写他的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童稚时候懵懂的，现在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的，现在意识到了。所以不能说这部作品写的就只是记忆：确实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呈现过去的情形和状态，然而同时也在在隐现着现在的情形，写书人现在的生命状态。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老人与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自己的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在字面上通常是隐蔽的，偶尔也显现一下，不管是显还是隐，从始至终都是存在的。感受到这种存在，才算对得起这部书。
与故乡父老子弟说话，与自己说话，还与几个特殊的人说话。《无愁河》的写作不面对抽象的读者，却面对具体的几个人，几个作者生命中特殊的人。黄永玉说：“我感到周围有朋友在等着看我，有沈从文、有萧乾在盯着我，我们仿佛要对对口径，我每写一章，就在想，要是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在的话，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比如如果萧乾还活着，我估计他看了肯定开心得不得了。表叔如果看到了，他会在旁边写注，注的内容可能比我写的还要多。”（王悦阳：《黄永玉：流不尽的无愁河》，《新民周刊》2013年11月11日）这几个想象中的读者，伴随着写作过程，以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了写作之中。其实还不仅是写作过程，黄永玉写这部书的冲动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素，就是和这些已经逝去的老人谈谈话，让他们“开心”，或者“写注”——没有多少人知道，沈从文一九四四年给自己和父老乡亲谈心的《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倘若他读到《无愁河》，兴起写注，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那简直是一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愁河》也是一部献给几位逝者的书，他们是无可替代的重要读者，他们有不少东西融入了作者的生命。
那么，你会明白，在九十岁老人身上活着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一个生命里，“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一个生命“融合了许多的生命，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这是冯至在《十四行集》里写到的句子。黄永玉和沈从文的合影里有一张特别好，书报刊上多次刊出，那是一九五〇年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在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前照的，摄影者就是冯至。顺便提一下，是因为刊登这张照片时很少注明摄影者，沈从文那时候的邻居。
黄永玉万分惋惜和感慨《长河》没有写完，他说那应该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厚的大书。长长的《无愁河》，会弥补这个巨大的遗憾，为表叔，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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