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有一双鹰之眼，《平原客》呈现出他对人情世故的运筹帷幄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他有复杂的视野，能够将几条线索并行推进，叙事由乡村延伸至城市，由官场延伸至商场……他始终以人际关作为着眼点，不同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使李德林、张二彩夫妇反目成仇;不同时代处境和价值理念让赫连东山与赫连西楚父子变成仇。中原的地域特性促使李佩甫深思并找到了写作的切入点——“植物与土壤的关系”，抓住“关系”就抓住了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的本质。李佩甫的写作辨识度很高，他深谙中原的植物、风土、人情，而中原正是“乡土中国”的缩影。小说以力见长，美则弱矣。

  2018年4月23日上午，我有幸参加了第六届《奔流》作家研修班，亲自聆听了著名作家李佩甫老师的精彩授课。

  他说，今天我想讲的是如何把现实生活转化为文学作品，也就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1978年，我在《奔流》上发了三个短篇小说之后，成了专门的创作员。那时候，我天天想着如何写出一部好的作品，为什么别人能写好，我就是写不好?就在我天天为写不出好故事苦闷的时候，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以后，给我讲了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说是从街上听来的。我当时觉得故事太好了，真精彩，然后按捺不住喜悦写了下来，并寄给了《上海文学》，稿子寄出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上海故事》上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故事内容和父亲讲给我的那故事一模一样。那时我才发现原来父亲讲给我的故事是别人早已发表过的作品。那时我心里特别忐忑，心想，好家伙，《上海文学》如果采用了我的投稿，我岂不是成了抄袭?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上海文学》并没有采用我的投稿，后来我意识到故事只是故事，如实写下故事本身并不能称为文学创作，生活中的故事必须经过岁月的浸泡，加工，浓缩，修改才有可能转化为文学作品。

  他接着说，最近，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平原客》面世了，这部长篇小说用了我十年的生活积累。十年前，我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长篇报道：一个副省长的杀妻案，我当时就记住了那个故事。有一次，我去找一个在看守所工作的同学玩，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名看守人员在特殊情况下用烟头烫伤了一个犯人的脸，这个故事我也记了下来。有一年，我到新疆采风，在喀纳斯湖，我买了一条白色纯羊绒围巾，围巾非常漂亮，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年，我在省文联的一位朋友的孩子爱上了网络游戏，我和他半夜挨个网吧去寻找孩子。这些事情都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下来，并且都成为了《平原客》中的细节。生活中，自己感受体验的东西，成百上千的个人的生活细节，逐渐融进要思想的方向去，听到的看到的，有意无意的向自己的方向调动的时候，往同一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在日夜的浸泡中，会逐渐朝自己的方向走。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不一定有用，但在某一个契机，经过脑海的浸泡就变成了作品中的细节，对于作家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是白费的，今天没有用上的生活经历，明天会有用，这部作品没有用上的生活细节，另外一部作品会用上，作品不等同于生活，但作品来源于生活。生活面越宽越好，什么时候能用是要看契机的。经过十年生活的积累，我打算开始写一部长篇，之前我写过草，这一次我想写花。我把花卉适合生长的地点选在了我虚构的一个地方-----梅岭，其实也就是许昌的鄢陵。这个是我熟悉的地方，另外，这里也是南花北迁的中转站。在我寻找花匠，花卉经纪人了解养花过程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契机我知道了十年前我看到的那个副省长杀妻案的主人公就是当地人。我当时就想了解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土壤才培养出了那样的人，最后结出了这样的果实。也就是说，我的这部长篇是从一篇新闻报道幻化而来的。确定了写作方向之后，我开始考虑我想使用的语言进行的情绪和语言进行的感觉。有一次染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头发白的时候没有声音，我突然就抓住了语言的感觉：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声音。我把自己十年中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认识，记住的故事，记住的一些人全部砸入了这部作品。一个人的生活储备，生活空间，写作情绪都会影响到作品的风格，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广度，理解，语言进行方式、结构方式。语言行进方式，结构方式代表着你的思维方式，对生活的理解大于生活的本身。我今天把创作《平原客》的过程贡献出来给大家借鉴，总的来说就是作家怎么认识，怎么理解，怎么写作生活中的故事，这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又不是生活本原，是服从于你作品创作旨意的。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己独特的真实的看法，你是怎么看的，需要作家个人来完成。写小说就得一个接一个的讲故事，但是无论多么精彩的故事，它永远是故事。写作的语言十分重要，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语言风格的形成跟一个作家的认知水平有极大的关系，一件事的表达代表着作家本人的认知方式和态度。语言不是写明白的问题，而是写准确的问题，表达出别人不曾表达出来的东西。首先是准确，其次才是精彩。能称为创作的语言必然是独一无二的，语言文字千变万化的排兵布阵形成了作品的独特性，好的文字会烫你的眼睛，好的作品会烫你的眼睛，而文学作品的上限，我认为就是如此。我把我五十年对平原生活的理解砸进了《生命册》。我们谈小说当然绕不开人物的塑造，我认为首先这个人物的选取，首先就是熟悉，熟悉不是认识他，了解他，人物的塑造有一个浸泡过程，是浓缩过得，经作家的手修饰过的，把人物进行浓缩加工，有时候甚至是各个不同的人的经历经过作家长时间的在脑海里的浸泡加工到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不需要的无论多么好都加不上，必须服从于你所需要塑造得人物形象，服务于整篇作品的写作走向。生命册基本上是我五十多年对平原的理解，下功夫最大的，准备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是我对我们平原地区全面的阶段性的认识。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你能表达准确精彩的东西，这很重要。对于作家来说，阅读同生活一样重要，今天也有学员提到了怎么读、读什么的问题。我觉得吃进去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文学要读，外国文学也要读，每一届诺奖出来，我都会去买来读一读。因为，作家必须要了解当代文学的标尺在哪里，诺贝尔文学作品是世界文学阶段性的标尺，人类思考的标尺在那里，不一定要模仿，可以借鉴学习，然后再端出来自己的一本菜。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知道标尺在哪里，潮头在哪里，得诺奖的那些作家们在思考什么。

  李佩甫老师最后说，如果站在写作的角度来谈阅读，那就看看《当代》《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等这些国内大刊的头题，看看你与这些头题文章的差别，如果你觉得你也能写出来这样的文章，甚至能写的更好，那尽管去投稿。其他的书，你喜欢的话，无论是什么内容，都要看。好的文字就是灯，可以使人少犯错误。

  值得庆幸的是，李佩甫老师在课间亲笔将我带去的《平原客》《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四本书签上了他那力透纸背的字。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佩甫继“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之后,又推出了以平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新作《平原客》,如果说之前李佩甫关注的多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这一次他将笔触对准了当代官场生活,他说是对这块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种关照。

  从《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到《平原客》,李佩甫的小说经历了一系列不动声色的内在变化,《平原客》既是他抒写“平原”的续篇,也是他对“平原”精神生态嬗变的一种研究。“过去,我写底层人物比较多,关注的多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而《平原客》应该说是对这块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种关照”。李佩甫说,之所以对一批“潮头人物”发生兴趣并进行研究,因为这些人大多也是从社会生活的底层冲杀出来的,时代给了“机遇”,他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成了官场人物、亿万富豪,还有号称“天下第一审”的破案高手、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等,“我经常说把人物当成植物来写,我想说的是:‘植物’在发芽的时候,都是向着阳光的,可长起来就不一样了,它们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

  李佩甫说,《平原客》的故事是在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里“拾”来的,当时他跟友人在村长家吃饭,说起来这个故事。后来这个线头就一直在他脑海里泡着,泡了整整十年。李佩甫一直在等待一个契机,或者说是切入的方式。多年后,他在研究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尤其是多元化时期人们的精神嬗变过程中,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生活素材,直到三年前,他才找到了“花客”这个“切口”,开始《平原客》的写作。

  李佩甫透露,为起书名他考虑了一年,并有过多次反复。说到“平原客”,它典出于战国时期,平原君门客三千,现在,“精英”们至少不应该再是传统的“鸡鸣狗盗”之徒了吧?而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人海茫茫,车流滚滚,人们被各种欲望挟裹着,谁又不是‘客’呢?”

  谈到自己擅长的“平原”小说,李佩甫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准确呈现和表达的,都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比如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那块“邮票般大的地方”,作家马尔克斯拿出的也是他最熟悉的拉丁美洲土地上的生活。对李佩甫来说,“‘平原’就是我的写作领地”。

  很多人说李佩甫有农民情结,他之前的小说一直关注着平原上的农民,李佩甫透露,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平原上的小城市里长大。童年的他在姥姥的村庄里住了很久,后来也下乡当过知青……可以说跟乡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李佩甫记忆犹新的是,在他七岁时,有一天傍晚,家里来了几个乡下的亲戚,他们进门来,手里举着两串用毛草串着的蚂蚱,对母亲说:“姑,没啥拿。”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直到现在,李佩甫每年都会到平原上走一走,具体说来,也就是十来个县,但这就是他心中的“平原”,“说实话,我并不为了写哪部作品才去的,只是为了一次次地重新熟悉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重新认知我早年所熟悉的声、光、色、味”。当然,每每在写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下来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绪,“也顺手拾一点什么,不着意”。

  李佩甫的书中,雕刻了一个个中原人物的画像,《平原客》中,李佩甫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对此,他说,自己并非刻意要写官场,只是当下很多人吹捧的目标是商界精英或是“什么人的儿子”……“应该说,腐烂早就开始了,不是一天,不是一年,也不仅仅是官场,所以,《平原客》应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

  《平原客》中也描写了乡村与城市生活的思维方式,也有人物关系的冲撞,李佩甫说,在城市化巨大洪流的挟裹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乡村正在凋敝,“记得十多年前,我到乡下去,九点钟围着一个大村子转了一圈,只碰上了一条狗,它很孤独地望着我”。

  在平原,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徙中的一个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们或个体、或家族、或群体,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挟裹着朝东、西、南、北四处奔突,从方方面面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他们过的是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族带一村,以村为群体的、先漂泊后定居的“复制、印染式”的生活方式。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憬并存的一种生活。在茫茫人海中,这又是一种前无方向,后无退路的漂泊人生。

  对于《平原客》的故事情节,李佩甫也做了许多匠心设定,比如花匠刘全有经过十八年的精心培育,终于养出了一株极品“梅王”。可“梅王”一旦成为送人的“礼品”,却受到百般揉躏,为延长花期在冰库里几冻几消……及至送至京城,却成了一堆废柴。《平原客》带有一定的反腐意味,但李佩甫生怕写成一部纯破案的小说,所以着意从人物的轨迹入手,以“缓”入笔。正如此作的题记: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李佩甫的作品总能用一些小人物来反映大时代的变迁,在写底层人物时,李佩甫大多写他们善良与朴实,而在《平原客》里,他却着意写了一些小人物身上的“恶”。书中的人物,很多都有原型,“但要说最触动我的,应该是徐二彩了。一个小保姆,自从她成了省长夫人、更名为“徐亚男”后,她的命运就进入了倒计时……这是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平原客》中的主要人物,似乎都不关心生存的终极价值问题,李佩甫认为,从文学意义上说,小说都是虚构的,它只是有现实生活的影子,也可以说是现实生活的“沙盘”,它是有参照系的。同时,文学不是为了寻找答案,它是一种浸润和启发,是给人以思考的“沙盘”。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继继《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后全新力作，抒写时代蜕变与人性浮沉!

  刘金鼎是豫中平原上一个老实巴交的花匠的儿子，花客谢之长利用刘金鼎父亲手中的一盆盆腊梅，帮助刘金鼎敲开了一扇又一扇的求学之门，刘金鼎的命运从此扭转。在这一过程中，刘金鼎自幼便深深明白“人际关系”的含义。自从认识“老师”李德林之后，刘金鼎更是在“权力场”中的游刃有余，屡屡获益，官至黄淮市副市长。当既是恩人又是老师、同乡，并且仕途如日中天的李德林陷入家庭危机时，刘金鼎是如何抉择呢?

  李德林曾经是“农科大”最吃苦的学生，大三便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文章，留美攻读博士回国后仕途一番风顺，接连升任任“农科大”副校长、副省长，被赋予“草帽省长”之美誉。然而，无论头顶多少光环，李德林思想中的痼疾让其始终无法脱离土地、故乡的束缚与缠绕。他试图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组建家庭，教养、思维方式等差异让他吃尽苦头;而当他再次选择时，选择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子结合，更为巨大的差异让他感到无所适从……而此时，他似乎又遇到了真正的爱情，在悔恨、犹豫、焦虑中煎熬的他是如何抉择的呢?

  副省长夫人失踪案，这是赫连东山刑侦生涯中的最后一案。案件并不复杂，但是案件背后扭曲的欲望和灵魂，却耐人寻味……

  李佩甫笔下的人物如同一棵棵平原上的植物，植物扎根土壤多深，人物的刻画就有多深。 而人物与土地的关系，正如植物与土壤的关系。时代在变化中得以永恒，无论社会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始终是李佩甫所深切关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