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一个豫南小山村，距城区不远。山不高，但连绵起伏，沟壑纵横，溪流淙淙。房屋大都零星点缀在山凹处，多依水而居，门前有池塘或临近河流。只有学校和大队部建在相对宽阔的地带，高高低低的群山俯视着它们，似乎也在给它们避风挡寒。

  自我记事起，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还是大集体，大队近四千人，共分十三个生产队，集体劳作，甚是热闹。大队干部也多，有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会计、出纳、妇女主任等，各生产队也有队长和副队长。大队部有广播站，只有一个叫宋大奎的广播员，负责管理和维修播音设备以及转播，并无播音员的职责。大队和各生产队都有高音喇叭，家家户户还装有有线广播器。广播器很简陋，形如小盘，灰色的，除了底部有些金属，其他部位似乎是纸质的。白天出工时，高音喇叭总是不停地播放着激昂的时代歌曲，以激励大家的干劲，早中晚时，社员大都在家，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便响了，音量较小，内容跟大喇叭播放的差不多，只是夜晚内容丰富些，除了播放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报纸和新闻摘要外，还有歌曲，有时大队干部也讲话，通报一些情况，表扬或批评某些人，提出当下生产要求等等。那时尚未通电，到了夜晚，人们便伴随着广播声早早入眠，早上也在广播声中及时醒来，学生上学，社员出工。山村虽然贫穷且交通不便，但消息并不闭塞。

  我家附近有户姓邹的人家，据说是外来户，男人早亡，女人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儿子抚养大。三个儿子虽都有模有样，但都不是省油的灯。当年，老大未娶时，老二先结了婚，老三刚成年。老大时常埋怨母亲偏心，大麦没黄小麦倒先黄了，母亲说这得讲缘分，更得靠自己努力。老大爱抬杠，也爱打小报告，有时甚至造谣，故而跟社员关系差，没人说他好话，自然难找对象。老二活跃一些，有眼色，会来事，很快就成了亲。老三生性顽劣，不好好上工，时常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自炒炸药炸鱼，自制猎枪打野鸡或兔子，还调戏妇女。那些年，许多人以拥有一顶新军帽为荣，老三因在看露天电影时抢人新军帽被拘留了几天。回来后，老三仍不收敛，愈发猖狂，结识了不少当地和城郊的小混混，成了有名的地痞，并强娶了城郊的菜农之女，后因偷了生产队里的耕牛和茶叶变卖被判了刑。

  有一天，公社领导一行过来检查农业生产，狭窄的山间路上有两头牛在慢慢行走，忽然一头牛撅起尾巴拉了一堆，臭气阵阵，众人掩鼻不前。正在拔秧草的黄忠实赶紧从田坎下爬到路上，不顾两腿泥，迅速用双手将热牛屎捧到稻田里，毫无嫌弃之感。领导们纷纷夸他觉悟高。没几天，他就成了生产队长，不久还入了党。那时他已近四十岁，很会揣摩领导心事，见风使舵，见了领导总是点头哈腰，深得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器重，大家背地里都喊他“黄哈巴”，连小孩都知道。后来他也心知肚明，大家当面这样喊他也答应，习惯成自然，以致于很多人有时猛地想不起他的本名。

  邹老二比黄哈巴小两岁，整天跟在他后面，像他的尾巴一样，大家便叫他“邹尾巴”。他经常殷勤地邀请哈巴到家喝酒，尽管是粗茶淡饭，喝几毛钱一斤的散酒，但他老婆郭燕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郭燕身材苗条，长相甜美，能说会道，黄哈巴很喜欢跟她调侃，有时不请自来。不久，邹尾巴当上了生产队的护林员，郭燕成了记工员，基本都不用下地干活了，生活过得相当滋润。大家看在眼里，也无可奈何。

  随着邹老二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兄弟三人也分了家，沒什么家底，几间破草房分分、另起炉灶而已。老大未娶，母亲便跟老大生活，住在三间正房。老二一家住在东边三间茅屋。老三媳妇守着两间西边独立的草房，夹着尾巴做人，默默等待丈夫刑满归来。那两间草房以前是牛棚，质量较差，得闲时她自己便拾掇拾掇。

  郭燕好吃懒做，总想着吃好的穿好的，邹尾巴满足不了他，动辄骂他。婆婆听到后就劝她，她就跟她吵，致使婆媳关系逐步恶化，经常恶语相向。邹尾巴不让别人砍树，逮住了还罚款，可他家里经常请木匠打家具，用的都是好木料。郭燕有时还撺掇邹老二半夜出去偷东西，一筐一筐往回掂。婆婆一生气，便把老二和她背地的所作所为编成歌谣唱出来：

  白天去踩点儿呦，晚上用筐儿掂，

  家里不再缺油盐。

  生产队里，我吃吃喝喝，偷偷摸摸，快话似神仙。

  你说要脸不要脸?真是不要脸!

  没有钱，用米换，给女人扯个花布衫。

  你说好看不好看?好看个驴屎蛋!

  ……

  那时我还没上小学，他们一吵架，就喜欢和几个孩子去看热闹。我们觉得婆婆能编会唱，一定很有文化，但奶奶却说她大字不识一个。她的唱词虽然每次略有变化，但我还依稀记得。她口齿清楚，声音洪亮，唱得激奋高亢，而且很压韵，浅显易懂，我们很容易就记住了。我们几个小孩有时候也学着哼哼，郭燕听到了便向我们翻白眼，做出要打人的动作，我们便一哄而散。

  有一次，婆婆撞见她和黄哈巴在家勾勾搭搭，忍不住又开骂了，并说要告诉老二。邹尾巴当护林员很尽心，白天很少愉懒回家，黄哈巴安排社员上工后，经常借故溜到郭燕家行苟且之事。那郭燕本就生性风流，与哈巴一拍即合，据说因名声不好才嫁到几十里外的邹尾巴家，想掩盖过往。郭燕害怕丑事败露，便给婆婆说好话，哪知婆婆不依不饶，不停地骂，惹得郭燕火起，便扇了她几耳光，接着搂起袖子要揍她。婆婆六十七岁了，身单力薄，自知不敌，便往我们家这边跑，希望人帮她。然而大人们都被黄哈巴安排到较远的田地干活去了，哪有大人的影子呀?只有几个围观的孩子罢了。既使有大人，也是闭门不出的老人，耳聋眼瞎的，管不着这些闲事。婆婆跑到我们家前的大池塘边时，被郭燕追上了，一番扭打，婆婆倒地。郭燕得势骑在婆婆身上，一边抽打一边怒问，还胡唱不?还乱说不?婆婆不示弱，仍不停地骂。郭燕恶中胆边生，将婆婆往水里摁，折腾的婆婆半死不活，没有了反抗之力。也许是怕闹出人命，她又把婆婆拽上岸，但婆婆依然骂个不休，只是声音显得微弱。郭燕又一下子骑在婆婆身上，冷不防把右手食指和中指插进婆婆嘴里，使劲抠住了她的腮帮子，大声说，我叫你骂!我叫你还骂!我非撕烂你的臭嘴不可!我清楚地看到那指尖从婆婆腮帮子中间尖锐地顶出来，几乎抠穿，只隔一层皮罢了。婆婆已骂不出声，鲜血从她嘴里不断地流出来。看到这番情景，我们几个孩童都心惊胆颤，不知所措。后来还是大队会计，碰巧路过时急忙拉开了，说了一番，要尊老爱幼以及家庭和睦之类的话后愤愤地走了。

  放工后，得知情况的邹老大气不过，便找郭燕讨个说法。哪知郭燕倒打一耙，跑到路边大喊大叫，说老大进她屋欲行非礼。刚放工走在路上的一些人不明就里，站在远处观看，也胡乱猜测。老大觉得自己有些鲁莽，惹了一身骚，有理说不清，也有苦难言，更没想到弟媳妇竟然如此下作。老大一直未婚，不想因此坏了名声，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想家丑外扬，只好忍气吞声，回家安慰母亲，并到赤脚医生那里拿了一些药。邹尾巴回来后，郭燕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说婆婆无中生有，胡乱骂人，大哥也在无理取闹。邹尾巴半信半疑，和个稀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当晚，大队支书就在广播里通报了此事，严厉地批评了郭燕的行为，教育社员们引以为戒。

  一天下午，邹尾巴巡山时感到无聊，便用石头砸树上的马蜂窝。谁知被马蜂蛰得鼻青脸肿，头晕脑胀，慌忙往家跑，却将黄哈巴和郭燕两个逮个正着。他俩作了一番信誓旦旦的保证后，黄哈巴又承诺了邹尾巴许多好处，邹尾巴只好忍气吞声。其实，邹尾巴并不愿得罪黄哈巴，还想背靠这棵大树乘凉。但自此以后，邹尾巴就严加防范，也提醒母亲和大哥多留心。黄哈巴和郭燕虽然表面上收敛了许多，但暗地里依然我行我素，只是邹尾巴不知道罢了。

  大队部附近一座山坡下住着王辉一家，单门独户。王辉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二，因老宅狭窄屋少，分家后就在这里挖出一块平地建房安了家。王辉和妻子罗小红生有一对儿女，年龄尚幼。在生产队抢收水稻时，王辉在挑稻捆子上垛时摔坏了腿和腰，身体一直不好，干不得重活了。为照顾他，生产队就安排他干些看场之类的轻松活，通常夜晚不回家。王辉罗小红颇有几分姿色，广播员宋大奎自称和她有拐弯亲戚，便隔三差五地到她家坐坐，不久也成就了好事。王辉有所察觉，多次警告罗小红，可她死活不认账，王辉只好暗地观察，想给她教训。

  有一晚，大队放映露天电影，开始不久，王辉就喊他哥悄悄地摸回了家，把宋大奎和罗小红双双按在了床上。宋大奎跪地求饶，而罗小红却露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摸样，反而要和王辉离婚。兄弟俩怒不可遏，操棍把大奎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拔下耙齿钉把罗小红的下体戳了两个窟窿，用大铁锁锁上了，并把钥匙扔进了附近的河里，头也不回地走了。罗小红撕心裂肺地惨叫着，鲜血从身上不停地嘀嗒，一会儿地上就是一片，疼得死去活来。那时也没有什么工具，据说宋大奎找来锯条锯了大半夜才把大铁锁拿掉。第二天这事就传遍了十里八乡，成了奇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事并没人过多追究，只是大队干部分别给他们象征性地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没有在广播里通报。没几天，王辉和罗小红离了婚。那个年月，离婚算是一大丑事，再婚就难，罗小红只好哭兮兮地撇下两个孩子回到了外乡娘家。宋大奎的广播员也被撤了，老老实实地回家当起了社员。

  这件事无形中给黄哈巴和郭燕敲响了警钟，他俩老实了许多，尤其是邹老三不久就刑满释放了，吓得黄哈巴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在老三面前竟也露出了哈巴狗的嘴脸。郭燕深知，邹老三做事比王辉兄弟俩更狠，在邹家人面前再也不敢胡乱呲牙。

  日子变得平静起来。社员们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孩子们书声琅琅。

  又过了一年，邹家婆婆额头右边长了脓疮。那时医疗条件差，赤脚医生也无能为力，渐渐地，边流脓边生蛆，之后成了洞，隐隐地露出头骨。很多人嫌弃她，她就用一条破毛巾盖着。兄弟三人都说没钱带他到医院治疗，任由着老人受着。老人不堪痛苦，几次跳河轻生都被人拉了回来。后来，邹老大就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出来，饥一顿饱一顿的。两个儿媳妇更是不闻不问。我多次看见奶奶从窗户给她送饭，隔窗聊天。又过了大半年后，邹婆婆孤独地死在关她的屋里，据说发现时，死了最少超过一天。兄弟仨草草地把她埋葬了，儿媳没有掉一滴泪。

  后来，我从初中之后就不在本地上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对家乡的有些情况不甚了然。只知道邹老大一直未娶，老二不到五十岁就暴病身亡，老三育有一子，后来死于车祸。村里已不到五百人了，除了少数在外地工作的，其他人都被这片土地吸收了。山村葱茏中显出荒芜。不过，邹老大和黄哈巴依然健在，都快九十岁了。似乎应了当地那句俗话，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

  几天前回老家，我到山上随便转转。有人便指着那些杂草丛生的坟茔说，这是谁的，那是谁的，哪些人口碑好，哪些人口碑差，但好多的却不知道了，甚至已多年没人上坟了。我忽然想起黄庭坚的诗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不禁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