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我的鳌头【一百二十三】

  我曾于1992年和1997年两度分别到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母亲听说后，就动员我的二弟、三弟给我筹集了4000元学费，亲自缝到自己的内衣口袋里，走了18里山路，又坐公共汽车到我当时工作的汝州城里，硬是把钱交给我，又千叮咛、万嘱托，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每次上学走，母亲总是把我送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的地方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老母亲看了一遍又一遍，还让识字人念报纸给她听，边听边看边流泪，她比我还高兴哪!她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栓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自从我于1980年参加工作后，先是在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又于1986年调到汝州市文联，2000年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工作。

  母亲每次到我家，总要带些绿豆、芝麻、山野菜之类。走时什么也不要，就要几本我新出的书，回去除送亲朋好友外，还把我书中写的歌谣，剧本中写的唱词，让识字的人教会了当成经念，并经常在一些庙会、节日和一群老太太在一起唱我写的歌谣、唱词。还爱到处宣扬说：“这是俺栓娃子写的!”母亲的嗓音很好听，唱得也很动情。母亲每次到寺庙烧香，都祈求我写出名堂，祈求孙娃子能考上好大学。

  我母亲是个勤劳、坚强、勇敢，有志气、有毅力的人。她一生曾搬过8次家。先是我们家穷，住不起房子，就住在村西自己打的窑洞里，据说我父母就是在窑洞里结的婚。后盖了三间草房，我叔叔结婚时，父母让出了草房，搬到村东头借住别人家一间破房。好不容易在村中间盖了三间瓦房，又因学校要占，我们又搬到了沟北的寨子上，刚又盖了几间房子，因我和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欺侮，母亲又决定从山北迁回了汝州老家，平地起古堆，又盖了一院新房，花完了多年积蓄;可好景不长，队里又要建新村，又一次搬家，接着又为我们四兄弟一一娶妻成家，又每人盖了一处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