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我的鳌头【四百五十五】

        他们能传递出来的——允许他们传达的是儿女能否常回家看看的小亏欠，自己能否有个老伴的小郁闷，以及能否衡量社会普遍幸福感的指数代言人。而对于《怀念母亲》之后的中国农村娘，从“底层文学”中粗略看，最为突出的恐怕只有两类。一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奔向城市街头，她们为了孩子在城里上学，抛弃土地出入在租住的平房，她们为了个人GDP的增长，歇脚在工地的临时帐篷；另一类是“空巢老人”，她们的过去被一笔勾销，她们的将来被简单地附依到“在路上”的年轻人身上。看起来无处不在写娘，其实娘真正的历史规定性已经消解，那么，娘身上、心灵上的烙印——一种具体的历史性被迫终结了。所以，我读《怀念母亲》泪眼婆娑而又对娘无话可说，除了《怀念母亲》的真实性、历史厚重感以外，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语”状态，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对娘的叙述是否太多了？以致于娘不再是我们的娘，娘反而成了我们消费的对象，成了我们试探未知空间的一个轻巧的实验品？张延芳、张延杰、张延军的长篇纪实散文《怀念母亲》，那个已经从他们笔下出走，带着一身的疾病、眼里噙满疼痛泪水的老人，最后她老人家的确“城市化”了，但她究竟是怎么“化”掉的？感染之余，感动之余，感恩之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续追问她老人家给我们这些还苟活着的晚辈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还有多大能耐叙述它？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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