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丨 一蓑烟雨任离合——苏东坡《江城子·别徐州》品读
- 作者: 赵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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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6-08-30 04:01:17
郭进拴丨 一蓑烟雨任离合——苏东坡《江城子·别徐州》品读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卸任徐州知州，循汴河东南而下，赴湖州。此时距离他赶来徐州抗洪，恰好两年。两年的患难与共，足以让一座城住进一个人的心里；而一纸调令，又足以把这份深情硬生生扯开一道口子。于是，他写下《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这首词写的是离别，却不止于离别。它写尽了东坡生命中一个奇妙的悖论：愈是深陷于离愁，愈要从中挣脱出来，寻找一种更开阔的安慰。
先看这离愁的来处。熙宁十年秋，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洪水奔涌而至，徐州城危在旦夕。身为知州的苏轼没有退却，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与全城军民一同筑堤挡水，奋战数十日，终于保住了徐州城。这段经历，决定了他与徐州关系的重量。他不只是仕宦途中路过此地的官员，而是与这座城同过生死的伙伴。因此《江城子》开篇便说“天涯流落思无穷”——一个把自己活成“天涯流落客”的人，却偏偏在一座城里安顿过心灵。一旦离别，涌上心头的岂止是惆怅，更是对某种“家”的眷恋。
于是上阕出现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这“佳人”未必是红颜，也可以指代那些在患难中相识相知的徐州百姓与友人。春花开到残时，人却要走了，连挽留都无处着力。“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春色依然，人事已非。这是离愁最尖利的一刀：美好的事物还在，你却不能继续共享了。
下阕的意象则把镜头从离宴推向水路。“隋堤三月水溶溶”，隋堤是通济渠的堤岸，是离徐时必经的河道；春水溶溶，本是温柔景色，但在离人眼底，却成了无情的怅惘。“背归鸿，去吴中”是一组强烈对照：鸿雁正朝着北方归去，而自己却偏要背向鸿雁，远赴吴中。北归是苏轼一直的心愿，可如今他只能南行，连随大雁飞回故乡的资格都没有。这份身不由己，比“离别”二字更沉重。
然而，这首词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沉溺于离愁，而是试图超越离愁。若与苏轼其他送别词相较，更可辨出其中独特的滋味。他的《临江仙·送钱穆父》写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把离别放到“人生如寄”的大背景中，说的是看破之后的淡泊；《南乡子·送述古》则说：“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把离愁寄托于归途回望，绵密真切，是对友人的深情絮语。而《江城子·别徐州》，既没有“我亦是行人”式的超脱高蹈，也没有“回首乱山横”式的眷恋低回，它偏偏把最深沉的离愁和最辽阔的达观压进同一首词。流泪是真，豁达也是真；舍不得是真，走得干脆也是真。这种复杂的张力，在苏轼的送别词中几乎独一无二。
回看苏轼在同一时期的思想，他在《超然台记》中早已明白“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所谓超然，不是斩断七情，与世隔绝，而是在纷扰之中，找到不被外物牵着走的心境。徐州纵然离别，但那些共同抗洪的日夜、患难与共的情谊，已经内化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江城子》的结尾写得极妙：“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泪千点，情何等浓；但偏偏流不到，似乎绝望。可转念一想，为什么要“寄”呢？因为这份情太重，重到需要一条河来承载；可又太亲，亲到根本不需要寄——彭城的清泗与淮水相通，而淮水终究通向楚江。山水相连，情意自会到达。他只是用“流不到”来掩饰那个“本就不必流”的真相。
换言之，苏轼把一场具体的离别，升华为对人生聚散的哲思。天涯流落是常态，既相逢却匆匆也是常态；相遇的珍贵，正在于它短暂。春纵在、与谁同，是为眼前人而叹；但若放眼更辽阔的生命，人会走，春会逝，而那份“曾经同在”的深情，却已在心里生了根。所以他含着泪，却能昂首走向吴中。他不是不痛，而是把痛酿成了更广大的坦然。
《江城子·别徐州》因此有别于一般的送别词，也有别于东坡自己那些或空灵、或绵密的送别之作。它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的黏稠，也没有“多情自古伤离别”的冷峻；它更像一场和自己的对话。抗洪守城时的果敢，超然台上的旷达，都在这一刻汇到汴河春水里。苏东坡用自己的际遇告诉后来人：离别是人间最平常的滋味，但在离别中学会的珍惜、长出的力量，才是生命真正带走的东西。
千百年后，我们读这首词，依然能看见那个站在船头回望徐州的身影。苏堤春晓也好，大江东去也罢，这一刻的他，只是一个把眼泪和豁达一同托付给流水的行者。而那一千滴相思泪，终究没有流到楚江东——不是流不到，而是早已化作了整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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