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忠实的作文素材故事【怀念文章】
- 编辑: 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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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04-29 16:55:45
陈忠实生前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16岁首次发表诗歌,23岁发表散文处女作,37岁以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从此结束了中小学教师和乡村干部生涯。50岁发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改变了他的命运和生活,《白鹿原》于1998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白鹿原》里,讲述了关中白鹿原上几代人的苦难命运和心灵秘史,折射出中国农村社会近半个世纪的深刻变革。
01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1955年,靠卖树为生的父亲实在无力承担两个儿子的学费,只得让当弟弟的陈忠实先休学一年,供大儿子考上师范学校后再做打算。可是大家都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1962年,陈忠实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成绩在班上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这次打击粉碎了陈忠实从大学中文系学生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并将他抛掷回出生和成长的黄土高原。然而,也正是这40年的农村生活,为《白鹿原》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真实素材,根植了坚实厚重的文化底蕴。
02
当年,陈忠实到长安县去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文学朋友,晚上和他喝酒,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朋友问他“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陈当时喝了酒,性情也有点控制不住了,就对他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为死的时候可以有做枕头的一本书陪着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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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白鹿原》这部小说时,陈忠实曾经给自己写过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
“因为我们年轻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对男女问题特别敏感,那时我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办公室里如果来个女同志,门一定要开着,让大家都能看到,生怕传出什么闲话来,那时就是这么封建。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也就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但写《白鹿原》时,尤其写到田小娥时,想到田小娥的精神和心理所背负的重担,便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情爱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要写得透彻。至于说不做诱饵,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而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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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天,当陈忠实在自己绽放梨花的院子里,把《白鹿原》手稿交给编辑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连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小说发表后,信件如同雪片一样飞来,石家庄一位医生在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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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问他原因,陈忠实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做回答。事实上,陈忠实曾经计划写一部以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乡村为背景的秘史小说,搜集的材料已经有一米多厚,中间为了追踪一个重要人物原型的发展轨迹,陈忠实甚至还远赴贵州、云南,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为什么没写成?可能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如何适度把握‘文革’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恐怕还是难以逾越的挑战。”冯希哲说。
06
早年曾被称为“小柳青”的陈忠实,很喜欢这位同为陕西人的前辈作家,“文革”时上五七干校,他的背包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毛选》,另一本就是柳青的《创业史》。在之后的岁月里,陈忠实与柳青也曾有过两面之缘,陈忠实都没有勇气去和自己敬仰的作家说说话。
而柳青被批斗的情景让陈忠实感觉到了绝望,“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后来在他的散文《汽笛·布鞋·红腰带》里,陈忠实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到这段日子,“他被划进刘少奇路线而注定了政治生命的完结,他所钟情的文学在刚刚发出处女作便夭折了……很快便觉得进入绝境,而看不出任何希望。不止一次于深夜走到一口水井边,企图结束完全变成行尸走肉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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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坦曾言:“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文学高峰,他刺激我写出了《白鹿原》。”陈忠实说,路遥小自己7年,但上世纪80年代,路遥连接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等小说作品,尤其后者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1988年,路遥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达到个人文学事业的巅峰,1991年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等在内的重要奖项。陈忠实说:“慢慢地,我开始对这个比我年轻好几岁的作家刮目相看。我多次对别人公开表示,我很敬佩这个青年人。当他的作品获得文学最高奖项时,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我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
因此陈忠实认为,路遥在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平凡的一个人,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是充满血肉的情感。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破译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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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当时他还在乡下老家写《白鹿原》,对此事完全不管不问。后来,上边有人找陈忠实说此事,他就接连两次写信给省委主管领导,说自己正一心写作,不愿意当领导。
后来,这位领导见到他,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
陈忠实再三说,自己留在省作协,也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弄得那领导有些不悦,有些生硬地跟他说,“这已经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
领导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
陈忠实接过来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
不过,有些宿命性注定逃不掉。两年后,原定陕西省作协主席人选路遥意外病故,陈忠实还是被推到了领导岗位。
09
陕西省作家协会毗邻“西安事变”旧址附近,以前曾是国民党高官高桂滋的公馆,陈忠实就任时,已经破旧不堪。为重修办公场所,陈忠实放下文人身段,找省上领导伸手要钱。一名省长约见了他,但却闭口不谈给钱的事儿,只跟陈忠实聊他对某地区一个小戏的看法,从中午11点一直侃到下午1点,后来一看表,挥挥手说要吃饭休息。
陈忠实出来后在省长大院冷笑几声,又仰天狂笑几声,对同来的同志说,这省长是个二球、白痴,旧时代的官僚尚且知道尊重文人,这人则连为官做人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而且还在我们面前卖弄他那点可怜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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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认为,作家深入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另一种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这两种都是可取的。作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古巴作家卡彭迪尔为创作反映黑人移民到拉美地区后的原始生活形态的小说《王国》,选择在海地这个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长期生活体验,同样也获得了成功。
“不管怎样,每一位作家都有他的生活场,都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谁也无法摆脱。贾平凹的生活场在陕南商州,我的生活场就是白鹿原。”陈忠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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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对人生的感悟,陈忠实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说道:“人生如蒸馍: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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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穿衣戴帽实在不讲究,每当有人问起他那个像出土文物似的破包时,他都会津津乐道地讲出一大堆这包为何10多年不离身的好处。我还发现,在他的烟盒的开口处,总是记着一些电话号码或是零星话语,他说:“随手记上,回家再整理,这是我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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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鹿原》被称为“最难改编的电影”,影片公映后,并未获得小说原著那般的一致好评。各界评论对此片褒贬不一,有观众认为这部电影较好的还原了作品的“史诗性”,影片中的麦田与秦腔非常震撼,也有观众觉得150分钟的片长无法容纳下这部鸿篇巨制,小说的主题与情节被“碎片化”了。
在陈忠实看来,这部影片有它的个性,“能拍到这程度,把人物展现到这程度,这个电影应该是完成了它的使命。”陈忠实认为,电影表现出了关中人的精神气象,但同时也有所局限。“我觉得很多重要人物都没进去,白灵、朱先生都没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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