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家族往往是写历史，这是《多湾》与《古船》、《白鹿原》、《野沙》等同类题材优秀作品的相似之处，可贵的是，《多湾》同中有异，它整体呈现出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尊严，表现为对生活强烈的爱和期盼，她们试图主宰和把握自己，牢牢牵住命运的绳索，不气馁、不放弃，支撑起她们精神大厦基石的是女性特有的善良、坚毅、奉献等美好品质，让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女性对家族延续与兴旺的决定性意义。当然，《多湾》的女性面影也是受制于历史和时代的，女性由男权的附庸转而昂首阔步地走到“前台”，进而成为表达、规划并讴歌自我的“主角”，可以看到千百年来女性地位从被动到主动、由蒙昧至觉醒的发展历程，这种变化见证了女性的担当和矢志不渝地人生信念，以此观之，《多湾》也是一部中华女性的风采史。如季瓷这位刚毅的女人，她遭遇了诸多变故，改嫁后，她一肩挑起家庭的重担，想方设法为婆家还清欠债、顶着风险卖烟叶养家、促成儿子章楝与罗北京的婚事致使章楝顺利上了大学、致死隐瞒儿子张柿真实身份让一家人紧紧凝聚，每次危急关头她总是最先站出来，章家是在她手中复兴的，她撑起了家，也撑起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岁月。胡爱莲是一位闪光的女性，她被辅导员欺辱后怀孕，破灭了大学美梦，这值得同情，她信赖他，因为他空许给她招干的机会，说到底，这全因她想改变自己。她是伟大的，嫁人后，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小叔子进军，如母亲般无私给予，进军工地受伤，只有她敢质问并质疑，比男人更有魄力。她死的可怜，死的安然，看着子女长大成人，在城里没享几年福的她得了重病，怕拖累家人、影响儿子的婚事，她放弃了挽救自己的念头。她一辈子都在为照顾家人而忙碌，她在为家庭奉献中展现了自己刚强、坚定的一面，让人肃然起敬并长久怀念，这说明，贤良是女人的美德，是女人的智慧，是女人持好家的能力，也是一个家的幸事。她与姐姐胡爱花、罗北京、安干部妻子、李带财老婆等都是随有工作、有城市户口的丈夫融入城市的农村女人，她们处境很是尴尬，仅凭没有户口，吃高价商品粮加重家庭日常开支这点，她们已经就在家中硬气不起来了，这是那个特定时事下的社会现象，也是处身其中的这些女性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她们或以自己的勤劳聪明，另辟蹊径的谋生手段操持家用，比如捡垃圾、卖废品的胡爱花，或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关系，发挥余热，体现价值，如去北京找生父，解决儿子择业困境的罗北京，再不济，她们也会坦然接受上苍给予的所有，完成生命赐给她们的任何“馈赠”，这其实也需要过人的勇气和毅力。作家给她们以写照、以文学上的位置，刻度出她们的酸辛苦辣，镌写出她们的精神气象，是文字的力量，也是良心使然。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人涌入城市，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一些农家子弟通过求学成了城里人，回顾那个时间节点，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来自农村的妻子们所承载的无形压力，在苦难与激情相伴的年代里，在祖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有她们的默默支持和坚挺的脊背，托着家庭的担子，在不被理解甚至不被接纳的屈委下，匆匆走完一生。写意、善爱并认识她们，让我们隔着时空幕布触摸她们丰富的情感家园，是《多湾》的又一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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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叫做“多湾”，但多湾却不是故事发生的唯一地点，起码从中段开始，西安就有了取代之势。在故事的后半段，西安则成了当之无愧的主场。

       在前半段的故事中，多湾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地点，基本上与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交流。这个地方独立封闭，和郑州没有交集和西安也没有交集，它就是过着自己的日子。甚至就是抗战爆发，对它都没有影响。直到1942年的大饥荒爆发，我们才意识到在这个地方之外，中日之间已经战争了许久。

       而在1949年之后，多湾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它被裹挟进了共和国整体的怀抱之中。季瓷的儿子们开始去外地求学上班，在外地生活求生。在这个时候，我认为书中最好看的一段终于到来了。

在之前的环境中，更多的笔墨落在了农村的苦难之中，为我们塑造的只是一个伟大的女性的形象。但是在这个段落，多湾之所以是多湾，它在地域上的不同开始体现。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户口”。这个词基本上贯彻到了本书的最后。西芳一次若有似无的出轨，也是因为“户口”而展开。

“户口”让人们发现了多湾与西安的不同，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农民与市民的不同。在季瓷的儿媳妇胡爱花进城务工的时候就有了体现。因为没有身份，买不到口粮，办不了车票，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像一个偷渡客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干着不那么光彩的工作。而当自己的女儿来到西安城的时候，表现的不只是制度上对人的冲击，文化上的生活上的冲击则是更直接的表现了出来。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西安不是多湾，多湾不是西安。就在这种对比中，多湾的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它的与众不同，它的独立性终于被人们认识到。

多湾在故事的后半段，仅仅是一种“乡愁”的落脚点。主人公一家人都已经去了外地，多湾已经没有他们的家。他们回到家乡，住的也是别人的屋子；家中的田地也是包租给村里的乡亲。多湾成为了一个不再具体的所在，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在一次次次返乡之中，一家人也在一次次的寻根，寻找成为自己的最初的动力。但是即便这个符号，对于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很有可能也是死在西安的章西莹而言，是丝毫没有意义的。更是在最后，季瓷的儿子们在县志上发现，自己这个村子的人，其实是来自山西。他们一直以为的故乡，不过是一个更早的西安而已。他们早就已经失去了家乡，所谓的乡愁，不过是架设在一个误会上而已。

这种对于“多湾”本身的消解，则是从另外的层面上扩展了它的外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它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乡，是所有游子们魂牵梦萦的故乡。艺术是美的，也是难的。《多湾》的难度在于对乡土题材、百年家族题材以及涵盖其中的时代政治与历史人文关照的坚守与超越上，模仿与因袭是文艺创作故步自封与衰落倒退的开始，《多湾》的野心和抱负则是在艺境上对传统题材的突破。乡土小说好像与苦难、生死、逃离乡村的理想与城市边缘人纠结的自我认同等叙述元素难以分割，其实，这只是表象，《多湾》也写苦难，季瓷一生是苦的，整个河西章人一生都在与苦难打交道，作品聚焦、释放并渲染了苦难，可是，我们读来非但没有苦的体验，反倒读出了这些人的高贵与可爱来，这值得分析，物质生活水平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解放初期，这代人接手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内忧外患的国家，思想转型的国家，也是社会资源极度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贫困检验着这代人的耐力和胆识，他们不屈的、夹缝中求索的情志状态，家国崛起与个人权利的渴盼热望，前进路上的挫折，奋斗路上的摸索以及失败，注定了这是一个萌动与不安的年代，是文学不应该缺位的年代，也是文学理应客观反思、亲情回溯的年代。这其实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多湾》厘清了物质清贫与心灵飞扬的界限，这是影响乡土小说或描写人类生活状况艺术作品境界高下的决定因素，是整部作品审视、呼应苦难的逻辑支点。季瓷日子过的虽苦，心智却有灵性，充沛着一股不服输，天不怕、地不怕的热情与能量。事实上，苦难并不是毁灭万物的助推之力，在心与物的较量中，心永远能胜于物，这是《多湾》具备经典文学品质的重要参数。

《多湾》也写死亡，作品中的死亡事件大多是白描式的，它没有打开，不堆积细节，不呼天喊地嘶声力竭，面临死亡时，人们异常冷静，人们吞咽下眼泪，继续劳作和生息，然而，它给人的震撼是很大的，这是人物塑造上的深度。《多湾》重人物外在情态的感受，更重人物心态、神态等内在心理流动的捕捉与描摹，它大多被作家营建的大环境背景所消减，与生活固有的悲壮崇高况味所混合，致使死亡之悲悯先于文本抵达读者心中，给人以想象及随之而来的触动，是文字内敛含蓄地“留白”使然，生命逝去的苦楚如看不见的水域，在《多湾》的“河床”下暗自涌动，这是冰山理论的创作实践，也是有高度的文学作品统摄生死主题的美学理念。

章槐这个年仅13岁的聪颖孩子是季瓷的二儿子，他有讨人喜欢的面孔，苦读立志，也很听话，娟秀的毛笔字载着他童年的小小梦想，学业是他改观家族现状的平台，爷爷送他的白铜砚台是他的挚爱，这个高雅、端庄，维系书香济世情怀的物品，是他想出人头地的无声宣言，成为他命格的象征，可惜，病中少年缺了这稀罕物后，少了这无形依赖，静静死去，令人扼腕叹息。他是章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他有不可估量的前途，也是章家新一代中，振兴家业不可或缺的传续人，但是，他的死，没有激起太大的响动与“涟漪”。第一感应者是哭闹着要母亲为自己买背心的张柿，在学校宿舍有了不详预感后的他第一时间返乡，悲的是，他回家的路正是弟弟张槐灵魂游走的路，且看作家用笔：张柿跑回家，见季瓷在灶火，坐在锅台前，一只手往灶膛里填柴火末子，一只手抹眼泪。他叫声“娘”，低着头走进去。“揭开看看，锅滚了没？”季瓷说。“盖上吧，焐一下就中了。”她停止添柴火，擦擦泪，拍拍手上的土，起身洗洗手，在案板上揉刚才和好的面，开始擀烙馍。他很想给娘说说槐的事，说说他昨晚到校后如何心神不定，夜里怎样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不亮他就要跑回来。可娘压根不提槐的事，好像他还在床上，脸儿通红地躺着一般。吃饭的时候，娘问他：“你回来给老师请假了没？”他说请了。娘又问他：“背心买了没？”他低头羞愧地说买了，娘再问他：“穿着合适不？”他点点头，眼泪出来了，可怜巴巴地望着娘，他想叫娘骂自己几句，可娘不再说啥。娘说：“夜儿黑，把槐埋在咱家地里了，你去看看吧，看完就回学校，晌午前还能上两堂课。”“你不要的那两件衣裳，都给槐穿上了，他十三四了，还没有穿过新衣裳。”“娘，你还是吵我一顿吧。”“儿气不钻心，天下哪有不气人的孩子，没有娘给孩子记仇的。”季瓷抚摸了一下他的后背和厚墩墩的小平头：“娘生了五个小孩，就剩你和楝了……”。质朴、跳动的文字逼人心魄，催人泪下，续写是不动声色而平静的，可是，那种入骨入髓的哀痛遍及字里行间，直至读者的每一个毛孔，很是震颤，这是优秀小说的壮丽辽阔。

《多湾》也写政治，写不同人在政治运动下的遭遇，作家从实际生活出发、从人们的切身感受着眼。周瑄璞的笔尖是有温度的，故事也就透着温情，这是慈悲穿越时空的份量，因此，作品中人物命运好像也就与我们相连了。两场渐次到来的政治风暴下，章节高、章四海、章有福、吴技术员、罗贫农、老夏、于枝兰、郭秉义等人“粉墨登场”，他们以个人化的悲喜剧完成对那个时代的注解和演绎。人由历史构成，人检阅着历史，也审视着自身，过去是现在的奠基，现在有过去的印记，简言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局限，人的局限也就是时代的局限，对时代的理解与谅解，其实也是对人类的包容，时代历史是不可复制的，人心的宽慰是可以复制的，它永不会过时，作家借助螺旋式推演的百态人生，跨越了以出身划定阶级并影响深远的革命议题，最终落在对新生活的问询中，这需要尊重历史的眼光，冷静、理性的正视与反观的态度，也要有宽容、善宥的写作格局，这是《多湾》的又一重难度。区别于一些作品中充斥的那种鞭笞、嘲讽甚或冰冷的惨痛场景，《多湾》的人性关爱时刻“在场”，作家与这些曾未被时代接纳的个体“风雨同舟”。章四海与桃花偷情是隐秘的，被曝光后两个人反而释然了，即便是文革中的公开批斗，也阻挡不住两个人的相互爱慕，他们依恋到老，白首不离，两颗真心叫我们为之动容。历史会尘封，可人性的光辉不会被遮盖，难得的是，作家的妙笔不忘勾勒与寻觅人性最真实的需要，老夏家偷听豫剧是作品局部化、细微的心灵纹路，人们听戏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令人愉悦，也反映了物质条件与人们精神需求滞后时，人心灵的自我调剂。周瑄璞找到了一种心理学的印证来排布这类阶级对立的故事，她明白，在时代列车的快速行进中，人们往往是茫然不适、准备不足的，并且表现出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倾向，其间，不乏对政治语义“自由裁量”式的曲解，这是好作品与读者心连心的前提，如土改中的“挨扒”，就是田间游戏“嫁接”到对地富阶层仇视的集体活动，如挖季瓷舅舅，这位封建帝制时期官员坟墓的行为，就有章节高、章四海等人对政策的误解，不过，也从侧面暗示，破除旧有是为了迎接新生，腐叶入于泥土是为了树木茁壮生发的道理。认识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揭示是为了构建，这样的历史观、文学观让《多湾》有了一定的思想“站位”。

这种奇妙的能量，便来自于这本书写作上最突出的语言风格，——它拥有河流般流畅而丰沛的叙事密度。故事中河南某村庄母亲河——颍河的变迁，与她的五代子孙人生际遇都在这其中，乘上自然力所纵容的流速，点点滴滴直至江河湖海，百转千回直至顺流而下，流畅而丰美，手不释卷亦不觉得疲劳。此外，书中所交织的一层层女性的目光，为通过个人窥探时代展开一个富有活力的、新颖的视角。也许这其中道德立场需要另外讨论，是受男权压抑的吗？是强调女性主义的吗？但对于个人所处时代的这种审读方式仍然很有价值，或许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目光下的人生似乎更接近作者所强调的那一天地洪荒般的自然，将政治与文化放下，谈谈天经地义的生存。
  一样地寻活路讨口子；一样地耕种、养育；一样地五花大绑上台挨批；一样地寻欢作乐；一样懒；一样勤。宏大的秩序笼罩大地，生存面前不分男女老幼，区别在哪呢？也许作者有意藏住了尖锐，只将尖锐对准了生死，——只有生死引起了区别，少一个人的凄苦，多一个人的劳累，刚熬出头却撒手人寰，还未成人就匆匆夭折等等。这是发生在具体个人身上的大事件，作者使人意识到人生的区别只来自于生存所面临的大事件。
  于是，纵是时间与时代强加于人以一番又一番的困境，生死仍旧不由男女，天地间只有人与蝼蚁、原野与草芥、日月与星辰，从书中的三十年代跨越至今日社会，人生本是如此纯粹。所以《多湾》真正写下了人与那个时代以来人的历史，它已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追忆。其中的各个人物身上，有我们各自家族的叠影，那些无赖、勤劳、痛苦、冤屈、敏感与想要放声呐喊的冲动，属于从那个并不遥远的时间以来的所有这个社会的人。只是我们或多或少将它附庸于时代，感激或控诉，却长时间地回避了我们作为人的本身。

       成功刻画桃花，是《多湾》的另一个难度，桃花的塑造很有挑战，她成了周瑄璞的跨越所在。具备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对桃花是捏着一把汗的，《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与桃花有些相似，《野沙》中的倪玑也可以找到桃花的影子，她们给人“沉沦”的外表，都遭遇了困境与无助，她们闯进男人中间，命运为之改变。她们有情有义，举止是轻浮的，善恶是非观却异常清晰，她们敢为爱“献祭”，值得钦佩。但她们也不全是无辜的，以美貌来“交换”生活的方式就欠缺稳妥，美貌意味着无端的诱惑，是生活对美的人一种历练，然而，这三位女子又是各有苦衷的，这只有用爱的眼睛才能“探照”到，且看她们的区别。田小娥的悲剧在于她没有主见而被人利用，她生于书香之家，被卖做奴仆后身心遭到迫害，为爱私奔重获自由，可她完全没有应对复杂人际的能力，只好被人摆布与控制，她死的悲戚，死的哀怨。倪玑是她的反面，这位地富女子心机很重，为了与同是地富之家的恋人躲避政治逼迫，勾引掌权者并令其付出真心，计谋败露后被对方无情玷污，她是被侮辱与被拯救者，聆听了高僧大德的箴言，最终收获了幸福。桃花是一个有姿色而出身不高的女人，她带着几多生活烦难正式出场，死了丈夫的她守着10岁的儿子凄苦度日，小叔子对她有非分之想，村里垂涎她的男人不在少数，处身底层让她学会如何自保，她没有躲过饥馑年头，这是谁也躲不过的，是这个顺利地把她推到地主章四海身边。她遇到了有点君子情怀的他，他可怜她，却不想趁人之危，便以匿名救助的善举软化了她。她起初好奇，得到多次暗中帮扶后，心地“透亮”的她开始了“回报”他的甜蜜且荆棘丛生的爱情旅途。她是自愿的，无半点违拗之意，他得到她是充满自信的，这是一个好男人自带的吸引力。两个人的交往多了一份平等与互爱，看不出任何的私念与俗物羁绊，这让两个人爱到天荒地老。土改与文革是两个人爱情的试金石，生死关头也没有抵挡住两个人爱的依恋，被批斗泄了气的章四海如若没有桃花危难中递出的爱的“橄榄枝”，他或许挺不过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桃花很善良，她把善良给了章四海，也给了他的小婆，她有男子气概。我相信，桃花这个形象会是文学史中的精彩的。

       章津平是《多湾》人物塑造新的难度，中外文学史里不乏底层奋斗者形象，于连、孙少平、高加林等我们并不陌生，章津平和他们有“家族相似性”，可章津平还是给人意料之外的惊喜，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更为复杂，面对的时代价值观更为多元，更可赞的是，他一个人见出了一代莘莘学子由认识社会进而认清自身的大致成长过程，这衡量作家的洞察力。那种咬定青山、勇往直前的青春梦想者形象早已远逝为文学史的难忘“背影”，或许，和人们阅读范畴改变、审美经验更新有关，而章津平是这类形象的新的希望，他的怀情、苦闷以及压抑，估计是于连、高加林等性格气质的人也很难体会的，更不要谈及理解层面的事情了，他成了文学史中的新面目，是周瑄璞，也是时代造就了章津平，时代是文艺之母，伟大而神圣。

       章津平的魅力是在文学中夺目的，他对国内文坛现状不满的说辞有点尖酸和诙谐，却不无道理，可他一定不知道，他自己之于当下文学的意义让人欣慰。认识他，要了解他的出身与经历，他是章楝与罗北京的大儿子，生在河西章，8岁时来郑州与城市工作的父亲一起生活。师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仕途前程选择考公务员，最终在母亲的生父，罗干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到了北京，实现了多年夙愿。他难以脱胎换骨，因为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农家子弟的血液，即便身居要职，与农村依然有深深关联，见到底层人他会想到河西章人，甚至有想“显摆”一下的心理。他出人头地的想法很现实，是男人的雄心壮志，更有光宗耀祖的伦理情节，他保有底层打拼者的本色，对上层社会也能很好融入。他光鲜亮丽，如鱼得水，一切貌似正常，可没有破绽正是他最大的破绽，急速的转型与升级，带给他一系列心理的强烈震动，得到期盼已久的成功，才发现，心中的虚空与权利游戏中的不安在吞噬着自己，令他慌愧。他要逃离的河西章，此刻反倒成了他赤子真情的“根据地”，在他背负巨大精神枷锁时，国家精简合并部委的消息给他致命一击，他的“光环”没有了，最后，在一所民办大学担任了副校长。他赢了别人，却输给了自己，本可找亲人扶他再次上马，但他没有那样，他要和那样的日子作别，是骨气，也为心中朗然的宁静。他的故事大开大阖，比之前文学史中的奋斗者形象走的更远，他成了中国文学史人物走廊里“长袖善舞”的男人，时代与命运是他飘起来的“衣袂”，他戏份虽不多，响动却能久远。

       这是由一只德国小钟表所引发的故事，它是《多湾》的“楔子”，这昂贵稀罕的嫁妆并没有给季瓷带来好运，她丧夫改嫁前将其深埋于地下，几经轮回，孙女西芳偶得这件影响祖母一生的物件后，已是百年时光流过。“送终”而霉运的小钟表是《多湾》这层厚重历史云雾下的时间意象，它指向人与时间，当季瓷认定自己的不幸是源于这只钟表的刹那，她已把自己交付或抵押给了时间，她又并不顺从于它，她一辈子都在与时间抗衡和斗争，在时间中求得永恒，这永恒在她后人中“影子”样延续着，可以说，时间观念给《多湾》以史志般的厚度。这厚度是时间，也是人心，它维系在以季瓷为首的一些女性身上，深邃辉煌的历史风云被美善、刚毅品质所笼罩着，逝去的旧时日便不再冷清与高远，它与当下人们有了共通的情感关联，这让《多湾》有了很强的代入感和现场感。

       《多湾》的厚度，实是季瓷为人做事的宽厚德行。改嫁前为小姑子于枝兰挑选好婆家，改了于家的晦气之嫌，是成全之德。为守信开脱了打警务员之罪责，使章家一门老少安稳，是救人于危难之德。产后30天便独自去葡萄湾还章家欠常掌柜的钱，让常家高看了章家，是谨守信誉之德。饥馑年头，乞讨养家，不白受恩惠，剪纸报还，是义理之德。善待章家罪人、守信的叔叔章木良，是反哺之德。为救章爱民之急，合理出价购买其老宅院，是公正不欺之德。小姑子婆家落难，不顾个人安危而前来看望，当郭家“烈火烹油”鼎盛之时，则毫不接近，是不攀缘富贵之德。寡嫂季刘氏与周老师私交，事情败露，她规劝父母令其二人最后相见，并陪寡嫂流产，是推己及人之德。为省路费，一人走68里路为上中学的儿子送馍，是勤劳俭朴之德。为胡爱莲接生私生子，抱养给他人，保住其名节，是深明大义之德。命儿媳胡爱花、罗北京去城市生活，离散了自己的大家庭，维护小家庭，是明理通达之德。季瓷是一个普通女人，没有干过轰轰烈烈的惊天伟业，可她的境界却不小，美善之举让她光辉和挺立，她是章家英雄式的人物，也是《多湾》世界的道德表征。

       罗湾是季瓷的首善之地，她出嫁到这并养育生息，要在此归于尘土，完成一个人悲壮且又很平常的生命周期，可惜，家道变故，她如蒲公英般飘向了河西章，在此扎根沃土，开始了新的人生风景。她被时间淹没，又在时间中崛起，这位从民国走来的娇贵女子，历经时间的冲刷与打磨，满脸的沧桑，也满脸的“景致”，她是《多湾》女性美的代名词，写活季瓷，便是写活了《多湾》，便是写活了那段厚密多情的风雨岁月。葡萄湾、小季湾、东乡、杜湾等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是季瓷老死都未离开的“理想国”，这些闪耀着荣誉和辛酸的名称，无异于她的“富贵温柔乡”，多年后，西芳故地重游，早已物是人非，只能坐说与怀念故去的季瓷，清贫而欢愉的家史，让人有今夕何夕的喟叹。

       《多湾》的厚度体现了对人类繁衍的优待。家族变迁推动个体生命变化，富贵与沦落往往交替着，也换位着，在上苍以近似于考证的现实际遇里，没有谁是最终的赢家，好是坏的结束，坏是好的开始，个人恩怨，爱恨情仇，总是敌不过人类繁衍的脚步，个人的悲喜交加让位于滚滚驱驰的历史车轮，人在历史中、时间下负重而行，绵延不绝，这是人类的尊贵。小季湾的季家由书香门第渐落为寻常人家，山东为官的清朝遗老落得坟茔被挖、弃尸荒野，罗掌柜摇身一变为贫农罗大爷，获得了话语权后是何等的喜悦，常掌柜因地富身份，生活是如此的艰难，这些人分明就是历史多幕剧里“活色生香”的主演，自信者是真的自信，可怜人却只是他人眼中的可怜人，必定，家族延续的曲折道路下，生命逝去超凡的挽歌由后人毅然唱响，死便是另一种生，这不啻于对生命的最高礼遇，故此，每个人都能在时间中得以认证，《多湾》以时间的名义，给处于不同境遇的人以地位，是心的暖意。当章家第五代人章项洁海选奥运礼仪小姐时，我们体察着这位留有季瓷基因的少女，预测着她的未来，我们好像看到躲在时间褶皱里的季瓷幽灵般飘荡，她是人类不老的象征。个体的辛酸苦辣成就了人类的长足迈进，人是万物的主宰，人是魅力之源，这是作家对人类的爱，对人类讴歌以及赞美之上的祝愿。

       《多湾》的厚度体现着历史的博大底蕴。周瑄璞用苍劲的言说为我们搭建了气象深厚的人文景观，特定的历史节点如这部作品奇谲高伟的骨骼，是《多湾》这座宏大艺术建筑的基石。从民国到建国至改革开放后的这些漫漫征途里，我们看到人是怎样地内敛务实与飞扬高昂的，人的精气神谱绘着其所坐拥的时代主题，河西章便是时代标志的缩影。巧妙之处在于，外界的任何变化，都可以在此地找到印证，或者说，它是窥探外界的窗口，河西章人紧跟时事的步伐，是有情众生。这块百年前的迁来之地，是章姓先祖跋涉与拓荒的结果，章姓人顺应历史而繁茂滋生，六百年的龙王庙是他们的文化密码，若有来生，他们情愿再次投生河西章，这位身披恩泽的母亲怀抱。日子老了，还会再年轻，因为人事的更迭经久不息。颖多湾几经改道，复又东流去，荡涤尽盛衰枯荣。龙王庙被无情地拆了，河西章人是不敢相信的，即便亲眼所见。它又再建了起来，人们却也没有惊奇且娟狂，它本来就是应该在的。刘官的坟墓被挖了，现如今已是重点文物重新修复，是珍藏历史，也是开发旅游资源的迫切需求，河西章人不了解，这片被上帝似乎遗忘过的地方，竟能如名片般远播他乡，但他们彻知政策的效应，他们并不是闭塞的群氓。漂泊半生的章有福回来了，章柿、章楝都退休了，章西莹接班了，困扰张柿一生的身份之谜也不愿再纠缠了，章家一干人等分散在全国各大城市，甚至首都北京，现在，齐聚河西章这个被时代不断浸染的故土，共同缅怀先祖，缅怀说不尽也道不完的老祖母季瓷，是寻根，也是问祖，家族的来路不得尽知，家族的明天却尽在脚下。

       《多湾》是对当前文学百年家族史写作的又一次精深开拓，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美学品质的一次回归，它有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做派和叙事风格，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对外来文学元素的自觉扬弃，它的出现，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旺盛生命力。
       周瑄璞决定认真写一写自己的奶奶，于是就有了一部沉甸甸的《多湾》。当然，小说中的主人公季瓷是否有着她奶奶的影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季瓷带出了一个家族数代人近百年来的命运变迁。近一百年正是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段，其震荡深入到社会的微小细胞，几乎每一个家族都能够成为历史的缩影。因此，尽管有不少作家都写了这一时段的家族小说，但我并不烦其多，因为它们各自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历史思索。周瑄璞则是携带着一座钟表开始了这一历史思索的。这座钟表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灵魂。跟随着钟表的嘀嗒声，我们走进了历史，触摸到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特别话题：时间。因为现代性首先就是一种时间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是把握和调节现代精神的深层枢纽。

       季瓷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性，她出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原颍河畔，当时现代性显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但有意思的是，季瓷青葱岁月出阁时，她的远在山东为官的舅舅送给她一座钟表。钟表完全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象征物。因为首先是现代机械制造业开启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生产出现代时间的计量工具——机械钟表，从此人类社会便以精确的时间刻度检测着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季瓷以及她所处的乡村来说，钟表实在是一个稀罕物，甚至人们还要把所有的霉运都归咎到这个稀罕物上。所以，当季瓷第二次出阁时她不得不把这个看上去很精巧的稀罕物深埋在屋后的树下。周瑄璞抒情地写道：“时间在这里停止，被深深地埋入地下。”其实停止的只是现代时间。对于季瓷以及中国乡村来说，她和众多的乡亲们仍然只能依照传统的时间来过日子。

       传统的时间是怎样的呢？周瑄璞以她舒缓的叙述呈现了传统时间的形态：就像是流了几千年几万年的颍河水，“它有的是时间拐来拐去”。我阅读《多湾》感到特别惊奇的是，面对中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周瑄璞的叙述却能够如此从容，她创造出了一种曲曲弯弯而又舒缓流淌的家族叙述。曲曲弯弯是因为人们的命运多舛，舒缓流淌则是普通百姓过日子的寻常心态。这种舒缓的叙述有效地表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矛盾。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时间具有一种矛盾性：在现代时间文化意义观念上的超前性与作为现代时间生存基础的现代生产—交换方式处于分裂乃至对立状态。

       因此，在《多湾》里，舒缓不仅仅是一种叙述风格，而且表达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时间形态。现代时间一直在努力嵌进中国历史进程中，但就像那座钟表来到季瓷身边后的遭遇一样，“在乡间，这样的一只表只是个摆设而已。该收秋了该种麦了，布谷鸟来了叫了……花儿开了败了，男人下地干活，地里回来吃饭，女人早起扫院做饭，纺花织布，几千年几百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要这表干啥？没有表，天也要明要黑，鸡也要进窝睡醒了又叫唤了，一叫人就得起来，像磨道里的驴一样开始转圈”。

       有一个情节很有代表性。颍多湾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有铁路，那就是京汉铁路，后延伸为京广铁路。上世纪50年代，季瓷坐火车给在沙河读书的儿子章杮送馍。这一次起早走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季瓷不想等下午的一班火车，便沿着铁轨一路向南走到了50里外的沙河。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小脚的乡村女子，“顺着铁路边的石子路走，听到身后‘轰轰隆隆’的声音，或者远远看到前方有个黑影子，她就下到铁轨边的庄稼地里……火车从身边过的时候，她停下来，目送它走远，再回到石子路上。”一边是小脚女子的传统时间，一边是飞速奔跑的现代时间，竟然是如此地并行不悖。这就是中国现代性曾经的状态。小说也写到季瓷1979年坐火车。她带着孙女去西安见儿子。这个情节仿佛象征着传统时间搭上了现代时间。但别有一番深意的是，周瑄璞描写了季瓷在火车上遭遇到的拥挤和尴尬，而且，这趟火车还晚点了。周瑄璞的舒缓叙述就像颍河一样带着读者流经了近百年历史，在曲曲弯弯中世事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则是以现代时间为刻度的。高速度是现代时间最突出的特征，到了季瓷的晚辈们，便享受起火车提速的快捷了，于是火车在周瑄璞的叙述中便由过去的“轰轰隆隆”变成了“在平坦如巨案的大平原上向前飞奔”。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性的时间矛盾并没有消失。这种时间矛盾在《多湾》中表现为：物质层面的现代与高速，伦理层面的传统与稳定。

       周瑄璞触摸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矛盾，但并没有心慌。相反，由于对奶奶般的人物形象季瓷怀着由衷的敬意，她发现了应对时间矛盾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传统的，也是伦理的，同时还是母性的；它包蕴着慈爱、坚韧、勤劳、诚信；它像水一样柔软，却有着水滴石穿的韧劲。它遵循着传统的时间在运行。季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能够让自己生命节奏的尺度与历史的时间刻度保持谐调与平衡，从而在时间矛盾中游刃有余。季瓷虽然去世了，但她的时间刻度已然刻在了后辈们的心上，当后辈们面临生活变化和情感波动时，季瓷的时间刻度能够调适他们的生命节奏。因此，周瑄璞最终让季瓷埋在树下的钟表又回到了她孙女西芳的书柜里，从而让她的后辈们还能“听到它有力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