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活水》
- 作者: 郭进拴
- 编辑: 王翔
- 来源: 会员中心
- 点击: 1444
时间: 2023-12-13 13:53:03
葛水平，现任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裸地》，中短篇小说集《喊山》《守望》《地气》《过光景》等，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为热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编剧。
上世纪70年代，十岁多的葛水平考取了长子县的一个剧团，当上演员。剧团生活很苦，但葛水平从未放弃她喜欢的书，并且开始写诗。她的第一首诗"松果"发表在《山西青年报》上，对她走上文学之路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葛水平考上了晋东南戏校，在校期间，她在《热流》(《太行文学》的前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1986年，晋城要去长春拍一部电影《斩花堂》，葛水平作为一名文字记者随剧组去了长春，在《大众电影》上用葛水平、水平、平平、水水的名字，一期发了四篇文章。戏校毕业后，葛水平被分配到晋城市上党戏剧院工作，后又调长治市戏剧研究院至今，从事剧本创作。葛水平的同事曾说，晋东南演艺界的人都快被她写遍了。而葛水平觉得，诗歌、散文、小说才是属于她自己的。这期间，她也一直在其钟爱的文学领域挥发着自己的性情，曾相继出版了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
十多年中，葛水平一直默默创作，在属于自己精神领地辛勤耕耘。没有谁，也许包括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在蕴积着生活与才华的能量。其间，她的散文在三晋文坛已小有影响，《山西日报》、《黄河》曾专门为她开设了专栏。她的散文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乡土风情，把人们带进了一种久违的却亘古的生存状态。她的家园亲情散文和历史文化散文，不是浮在生活表层描绘山水风情，不是站在远处眺望历史和现实，而是"行走"到生活的深层和历史的深处，不仅"身临其境"，并且"心临其境"，寻觅感受真、善、美和一切有价值的片断，用充满诗意的文笔抒写和呈现出来。尤其是她怀旧的一些文章，故事性很强，已经有了小说的"影子"。
2003年，经朋友建议、点拨，她尝试着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于是有了她的成名作《甩鞭》和《地气》。这两部中篇小说甫一面世，就震惊文坛，国内重要选刊纷纷转载，好评如潮，以致评论界有葛水平的出现是当年中国文坛的 "重要收获"，2004年全国的中篇小说创作是"葛水平年"之说。
之后，葛水平一发而不可收，接连推出了《喊山》、《天殇》、《浮生》、《狗狗狗》、《夏天故事》、《陷如大陌的月亮》、《守望》、《黑雪球》、《连翘》、《比风来得早》、《道格拉斯的中国》、《纸鸽子》等32部中、短篇小说，相继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芳草》、《文学界》、《黄河》等国内知名文学杂志，作品大多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等知名选刊选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妇女出版社的年选集曾二十余次选载和收入其作品。
出版小说集有《喊山》、《守望》、《官煤》、《陷入大漠的月亮》等，台湾也出版其作品专集《喊山》。葛水平的小说屡获殊荣:《地气》、《黑雪球》、《连翘》、《比风来得早》连续四年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甩鞭》曾荣登2004年度当代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度优秀小说奖以及《黄河》2004年"雁门杯"优秀小说奖。尤其突出的是，她的中篇小说《喊山》一路飚起，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山西省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直至捧到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荣誉大奖，登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殿堂。这是我省作家在这项国家级大奖中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同时在中篇小说领域填补了该奖项在山西的空白。本人还曾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2007年荣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活水》延续葛水平一贯的写作风格，把所有的笔墨都投注在山神凹，以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作为故事的大背景，精雕细琢了大时代剧烈变幻下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一众小人物的生动故事，真实描摹出了中国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了人性的欲望和时代的焦虑，是对生存、生活、生命的乡村哲学的一种小说化阐释。最初的小说雏形是对两代农民出身的手艺人家族生活的生动演义，又何尝不是在讲述国家命运的风云际会？小说讲述了山神凹几代人的生存经历，塑造了多个形象，在这里有最常见的生老病死，有最普遍的生活打拼，也有最朴实的生命体温。作者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乡村重建，开创一种别样的乡土书写模式，也在建构一种新的乡土文学观。从乡村的破败到振兴，从物质文明到精神的重建等努力，让城与乡在观念上实现弥合与认同，让故乡成为回得去的故乡，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想象与寄托。
小说通过这种理想化的书写模式，表达了一个乡村重建的主题。全书用大量的篇幅书写山神凹人们的出走，不仅仅是行动上的出走，观念的转变更为可怕，在山里呆一辈子渐渐成为一件让人耻笑的事情。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到的那样：只要有一个人走出去了，世界就变大了，那些站在山顶上眺望远处灯火的山神凹人，开始心跳加速。离开很可能意味着再也回不来，但是，奋斗一生，不就是为了背井离乡？
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山神凹所代表的乡村消亡了，但小说最后写到了年轻一代的回归。这是一种新的乡土书写模式，《海边春秋》《迎风山上的告别》等小说都有此主题，与单纯的逃离乡土书写相比有了新的突破。当然，这种带有理想化的书写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尤其是小说最后急转直下，用申小暑突然回乡创业，在山神凹重新种植西红柿收束全篇，这不得不说有一种文学的臆想成分在里面。
乡土书写中，很少有作者真正聚焦爱情，而在《活水》中爱情则是重要的主题。无论是放羊人韩谷雨从对申秀芝的迷恋到找到自己的归属，还是申寒露一直对爱情的执着，抑或是申丙校与新来的张老师短暂的爱情火花，都是作者刻意表达的东西，小说还以申小暑的婚礼结尾，这也是对爱情主题的重现。聚焦这种人类美好的情感，既是女性作家惯常表达使然，也可以看作是人性光芒的闪现，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朴实的情感显得尤为珍贵。
音乐也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不仅仅是作为背景音乐存在，也不仅仅是作为抒情的段落被随意安放，而是贯穿全篇构成独特的场景，带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含义。民歌、童谣的安排再现了那片土地经历的变迁，使得这份凭吊多了几分真实，也多了一种沧桑厚重之感。小说中有一个场景：窑洞的窗被月明悠长的清辉照亮，人生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李夏花想起了从前唱过的一首儿歌：月明月明光光/闺女下河洗衣裳/洗得小手白光光/蒸好馍馍你尝尝。
歌谣与过去的时光相连缀，为整篇小说奠定了基本的情感基调——回不去的从前。虽然作者相信重返故乡是未来人的必然选择，但无奈的是从前已经回不去了，即便年轻的一代能够归乡创业，也是完全不同的情愫，而且上一代的人依旧在外漂泊，乡土的回归任重而道远。
对传统的农业国家而言，乡土始终是斩不断的根、挥之不去的情结，探讨如何让人们回归乡土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城市化进程，可能正是作者葛水平高明的地方。小说题为“活水”就是取“流水不止，生命不息”之意，力图彰显一种生命的坚韧。
其他人物和情节也和这种两代人之间的相似经历与情感对峙一样，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多重关系中，发掘并展示了某种抗衡或冲突式的力量，更在这种冲突中勘探着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小说厚重的内涵、真实的细节、生动的人物和场景，使这部作品在韵味上风情万种，在气质上气象万千。《活水》以饱满的深情书写了中国农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40多年的历史变化，有奇绝大气，有灵动朴野，有山里人的大悲大喜，有山里人的敢爱敢当，还有乡村里久远的美好时光与回忆，以及那些美好的事物与匠艺，诸如锔瓷、拉二胡、杀猪、做豆腐、打铁、擀毡和熟羊皮，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却有着细腻的诗性抒情，没有刚硬的时代符号，却充满了对传统与民间的深切怀念，处处隐含着一种充满审美眼光的挽歌情怀。整个小说分上、下两部分，虽然书写的是山神凹村40多年三代人的人生经历，但贯穿全书的却是申寒露与李夏花，韩谷雨与申秀芝、韩巧玲，申丙校与张老师这三对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农民的爱情故事。一个锔缸匠，一个放羊汉，一个做二胡、拉二胡的，三个乡下人“不世俗”的对真爱的漫长而曲折的追求，见证了40多年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见证了久远乡村文明在大变革时代的衰败与崩溃，当然也无比痛心地呼唤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回返守望”与“开启希望”。
申寒露是申广建家老二。老大叫申白露，是申小屠的父亲。我喜欢作家对这弟兄俩的外貌描写：“弟兄俩如模子脱出来似的，都是那种瓦刀脸、枣肠嘴、内双眼、皮肤酱紫，走路稍有驼背，说话语调拉音很长。”典型的山里人。但弟兄俩性格不一样，老二是典型的山里能人，一位不种地靠锔缸糊口的手艺人，身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山外走多了，长了见识，对爱情有了不同于山里人的看法，喜欢上了本村大自己十岁的 “眉清目秀的妖娆”的女人李夏花。李夏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有一个十五岁的弱智儿，丈夫常年在外乞讨，一年才回来一次，就靠她和年老的公公婆婆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被生活所逼，她才和村里的两个男人好上。一个就是申寒露，另一个是山神凹小学的教师郭放歌。申寒露是真爱这个李夏花，他要这个女人把积了多年的抱怨、失意、愁苦、愤懑从肩上卸下来，随意放在窑内的脚地上。但是，李夏花也是一个典型的心强命不强的好女人。她不仅漂亮，而且自尊自爱，为自己这样久而久之的生活失去尊严而痛苦自责。她觉得自己不能害了那两个爱自己的青年男人。一场山里的大洪水冲走了她的那个弱智儿大嘎，也彻底冲醒了她做人的底线、尊严，以及对这些的反省。为了告别那种没有人的尊严的生活，为了告别那个苦难的家庭，在漆黑的夜里，祭奠了自己苦命的弱智儿大嘎申有余，也祭奠了自己过去那不人不鬼的生活，逃向了山外面的世界。申寒露为了寻找自己心爱的女人，也走出了山外。到了“下部”，已经是新世纪之后了，找不到李夏花的申寒露又回到了山神凹，锔瓷的手艺再不能给他带来风光的生活，只能和为了发家致富梦从山外带回来的种猪过着孤寡的生活。越发年轻的李夏花也回来了，“烫了头发”，“四十多岁了”，“还光腿穿裙子”，“这么大岁数的人居然疯得裤子都不穿了”，“对山神凹来说心里还是不能接受的”。她是回来找小队支书玉茂才开离婚证明的，她要彻底结束过去的生活，找个爱自己的人，重新开启新的生活。但她要找的人不是申寒露，她说：“回不去从前了。”申寒露不理解，“我找了你十年。回山神凹是为了等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回来，只要你还活着，我就要像这蜘蛛结网吐丝一样缠死自己，我不怕死，我就怕见不着你”。我喜欢并敬佩作家对山里人这种绵长而充满韧性的曲折爱情的精心描绘。但是，申寒露并没有理解可爱而可怜的李夏花已经受了伤、现在还在继续受伤的那颗心。四处流浪的李夏花终于被青州市梆子剧团收留了，给人家做饭。而申寒露对深爱的追求决不罢休，开始了寻找李夏花的行动。终于在剧团演出的乡村里找到了李夏花。舞台上演出的《玉堂春》激发了申寒露，他走到台上，“扑通一声单腿跪在了舞台中间”，“横着话筒”，开始了爱的表白，台下的掌声响成一片，感动得申丙校和剧团团长都来当媒人。这种通过典型环境来塑造和刻画典型人物的传统手法，让我们又充分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书写力量。作为一种与地域联系颇为密切的小说类型，乡村小说的写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局限性。21世纪是中国社会的极速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乡村的现实面貌和精神内蕴发生了很大改变，也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乡村创作的突出主题。一大批作家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展现这一历史变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酋长女人讲述了鄂温克族的衰落史，贾平凹的《秦腔》描写了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和清风街一同走向衰败的过程，山西女作家葛水平早期创作的《喊山》《地气》等作品也同样写出岸山坪、十里岭等由兴旺热闹到无奈的凋敝，这些都深刻揭示了城市化重心对乡村世界的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然而，乡村小说的创作近年来却也不能不说显现出某种滞后、单一或模式化的问题。诚如学者丁帆先生所言：“能够看到乡土社会生活的危机，并关心着这个群体的疾苦，已经是很有文化批判精神的底层意识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超越普泛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有价值意义的‘乡土经验’，就会在转型期失去最佳的观察视角和创作视角。”在我们以往的阅读视野中，多半看到的故事是城市文明对乡村世界的侵蚀，或是随之出现的乡民出走和乡村消逝现象，大家公认乡村小说形成了“空山”模式和“留守”模式的固定套路，地域色彩弱化，缺乏新鲜感。当然，要想敏锐地找到新的有价值意义的“乡土经验”，对作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就像贾平凹当年在《秦腔》后记中坦言的困惑和焦虑：“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来……”如果说在《秦腔》初版的2005年乡村现实的波动尚难把握，那么随着历史的行进和时代昭示，乡村变革日益走向一个澄明的态势，即城乡交融发展的新阶段。前些年人们熟悉的是“进城打工潮”，而近年来随着国家振兴乡村战略的实施已经出现了“返乡创业潮”，一部分进城打工者重回故乡生产和经营于城乡之间，另一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城里人也看准了乡村机遇转向乡村开发，可以说，乡村世界在新时代下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有些敏锐的作家已经意识到和捕捉到这种历史的递变与现实之情势，像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等，都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写出乡村社会的新现实和新气象，葛水平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上的《活水》正是这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部。
七年磨一剑，《活水》是葛水平继《裸地》后创作的又一长篇力作。小说主要描写了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山神凹”村庄的前世今生和历史变迁，人物活动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写到现今当下，其中全是清一色的白丁式小人物，就是平常日子如何生计，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却在璞真笔法中透过中年一辈、年轻一辈两代人的生存故事，原生态般地写出了中国乡村近几十年来的一种典型形象，即如《人民文学》“卷首”所按：“未经‘暴风骤雨’，仍有‘山乡巨变’……人们在生存在创业在流动在歌哭，他们既在历史的延递中也在时代的更新处，既在山神凹里也在大千世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乡土与流动、山神凹与外世界、历史延递与时代更新的双重变奏中，形成了小说文本的巨大张力和丰富蕴涵。
《活水》首先给人以强烈审美冲击的，无疑是作者对山神凹的历史化叙事，由此也带来作品的历史厚度和深长意味。这里的“历史化叙事”自然不同于“历史小说”，作为历史观的自觉和文化原型思维对文学的渗透，它其实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中自我认同的叙事行为。小说开篇“引子”从“山神凹”的来历和“申”姓人家的落户写起，将遥远时代的山村初有和祖祖辈辈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的回声和村庄不散的灵魂精神。而后小说主体到尾声部分转为现在时，一方面，写了中年一代在社会冲击下带来的生存变迁，他们原本靠着自己的传统手艺制羊皮、锔缸、做二胡、做豆腐甚至做神婆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后来许多人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干起了饭店厨子、摆摊崩爆米花、剧团帮工等，当然也有像韩谷雨这样的坚守者；另一方面，写了长大了的年轻一代也不甘于山神凹的粗糙、落后和务农，同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城打工、做小生意。然而，小说深刻的一笔在于，就在这种不断地出走潮中，同时伴随着不断地流动和返回，因为山神凹永远是他们困境时的港湾和再创业的资源地，就这样来来往往盘活了村庄与人生。可以说，在这部乡村史诗中，葛水平敏锐地捕捉到并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发生的“往 昔 （记 忆）——出 走——坚守——回返”这一历史过程，既写出了出走者割不断的乡村记忆和乡愁，也写出了坚守者对生命之根的守护精神，还写出了回返者开启未来美好希望的思与行。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使其凸显出历史的过程性和克罗齐所说的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例如《活水》中对太行山一带乡民往昔的生活和独特民俗所做的细致描绘，无论申寒露锔缸、申斗库手工磨豆腐还是根宝画炕墙画等，都将往昔的乡村痕迹和生存状态记录如真，这些民间传统手艺随着科技发展已濒临失传，但作者通过文字使其保存成为永远的乡村史。再如小说中写到的申丙校重新创办“八音会”及其民间演出，再现了流行于山西上党地区的“八音会”这一闻名的乡间文娱形式，展现了当今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历史对接。小说中的历史化叙事还表现在鲜明的地域色彩以及人物名字的古俗味，诸如“山神凹村没有瓦屋只有清一色石砌窑洞”、“山神庙和庙里供奉的五谷神炎帝”、“炎帝庙正门口的戏台”、“年年秋罢唱戏”，都是古上党特有的风物民俗；小说中人名常常以我国古代二十四节气中的名称直呼，如韩谷雨、申白露、申寒露、申芒种、申小满、申大暑、申小暑等，虽为艺术虚构，实际折射出当地炎帝故里强烈的农耕文化色彩，天籁、简朴、粗糙，很是合乎乡村农家情境那样一种特有的历史古韵。
就山西文学来说，一个突出特点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现实主义传统，葛水平大多作品既凸显出太行山地域色彩，又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活水》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但传承中有发展。不妨谓之历史化的现实主义或人文化的现实主义，也即在历史观、文化意识上葛水平显然有着当今自觉的寻根与重构，是从人本哲学的生存论出发的，所以《活水》的现实主义是在历史叙事的张力中呈现出来的，并折射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寓意。这突出体现在两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那就是乡村守望者的韩谷雨和回返乡村创业的申小暑。放羊人韩谷雨是小说中最后留在山神凹的代表，是乡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广大农民的缩影，也是乡村世界的坚实守护者，他热爱和熟悉自己脚下的这片沟坎圪梁，给那些没人住的窑洞贴上红彤彤的对联，其中一副对联是“党有良策，人欢马跃新崛起；国当盛世，海啸山呼大腾飞”，他坚信也找出了“山里人借山居住，赚城里人钱，是庄稼人活着的正理”。正是靠着山村土地的滋养和自己的勤劳，走出一条养羊致富路，一年里养羊的收入可抵两个城里人的工资，过上了新型农民的理想生活。与韩谷雨隔辈的申小暑是改革开放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也是城市反哺乡村的“回返者”典型。她先是不甘于乡村的落后和寂寞，中学毕业后进城打工，带着山里人的善良和真诚，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在饭店端盘子送菜善待顾客，还要把山神凹的窑洞收拾出来开发乡村旅游，最终汇入到了当今振兴发展乡村的时代大潮中。就像作品“尾声”中写到的：“当山神凹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旱地西红柿时，申小暑明白了，拥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尽管这种新的现实在小说中还只是曙光开启，但无疑预示了发展趋势，尤其当申小暑的婚礼在家乡举行时，新恢复的八音会器乐响遍了整个山神凹世界，昔日清冷的乡村又开始人气旺盛起来，这样的一种新气象、新气息，不啻是当今许多乡村现实的一种真实写照！
葛水平的这部小说取名《活水》，看似俗常，其意深远。乡村的悠长历史是一溪流动的活水，乡村百姓的生活也是一溪流动的活水，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又何尝不需要一溪活水？作者能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透视乡村，不能不说来自生活体验与艺术感觉的“活水”。评论家段崇轩曾感叹乡村小说创作的困境：“面对广大农村的沧桑巨变，乡村小说已没有什么突破和作为。它集中描绘的是一个个村庄的没落和困境，而没有去表现这种困境中的转机和新生，更未能揭示出乡村的历史脉动、发展路向。”葛水平的《活水》显然跳出了这些年乡村写作模式化的框框，它写村庄的衰落和村人的出走，也写坚守者不离山村的由穷变富，同时写出了出走者的回返和乡村新貌，这样一种感应视角，是因于她与故乡山神凹水乳交融的关系。一般说，作家久居城市后难免对乡村生活疏离和陌生，葛水平虽离开了乡村，但尚处于城乡交叉地带，并时常回到村里乡亲中间，带回家晾在院子笸箩里的是老南瓜、大红枣、山里红。她曾坦言：“是我的故乡山神凹打开了我命运的章节，我阅读他们的故事，风吹过去的痕迹成为烙在我情感上的伤疤，我必须爱抚，因为我的故乡生长着慈善和悲悯……”作者在《〈活水〉创作谈：活水养命》中谈到，小说中放羊的韩谷雨身上有着她祖父的影子，独守窑洞的李夏花有似她的祖母，申芒种身上隐现着他父亲的事情，而做二胡拉胡琴的申丙校就像她的五爹，申小满、申小暑们则是她的亲戚晚辈。可见山神凹对葛水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路，而是她精神的皈依和生命的源泉，由于依赖于这样的 “活水”，才写出了山神凹历史进程中的现实脉动，才写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缩影。当然，无论对于葛水平还是乡村文学来说，如何进一步沉潜生活深处，写出时代本质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众所周知，一场深刻改变中国未来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正方兴未艾，在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关系下，如何重塑城乡关系、进而探索人们的生存变化、情感波动和命运走向，是乡村文学写作的一次再出发，也是打破近年模式化僵局的文学内在要求。《活水》不是田园“挽歌”，而是农耕文化的守望与探寻之作。时代没有遗忘山神凹，外界不断熟知山神凹。韩谷雨坚守在山神凹，依旧操持着放羊的老本行，政策的扶持让他过上了尊严、体面的富裕生活。结合扶贫项目，小暑很快回到山神凹进行旱地西红柿的栽种与培育，这是新时代复兴山神凹农业的“一声春雷”。时代继续改变着山神凹。随着驴友进山探访美景的跋涉，大家驻足停留在这个恍如布达拉宫的小山凹，它的美是那样的天然、宁静、神秘而不饰张扬，它是心灵的栖息之所。它是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它也是被时代所铭记的地方，它会成为很多人慕名而来，游历与抒怀悟对的地方。小小山神凹，藏匿着时代腾飞的大文章。
上世纪70年代，十岁多的葛水平考取了长子县的一个剧团，当上演员。剧团生活很苦，但葛水平从未放弃她喜欢的书，并且开始写诗。她的第一首诗"松果"发表在《山西青年报》上，对她走上文学之路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葛水平考上了晋东南戏校，在校期间，她在《热流》(《太行文学》的前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1986年，晋城要去长春拍一部电影《斩花堂》，葛水平作为一名文字记者随剧组去了长春，在《大众电影》上用葛水平、水平、平平、水水的名字，一期发了四篇文章。戏校毕业后，葛水平被分配到晋城市上党戏剧院工作，后又调长治市戏剧研究院至今，从事剧本创作。葛水平的同事曾说，晋东南演艺界的人都快被她写遍了。而葛水平觉得，诗歌、散文、小说才是属于她自己的。这期间，她也一直在其钟爱的文学领域挥发着自己的性情，曾相继出版了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
十多年中，葛水平一直默默创作，在属于自己精神领地辛勤耕耘。没有谁，也许包括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在蕴积着生活与才华的能量。其间，她的散文在三晋文坛已小有影响，《山西日报》、《黄河》曾专门为她开设了专栏。她的散文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乡土风情，把人们带进了一种久违的却亘古的生存状态。她的家园亲情散文和历史文化散文，不是浮在生活表层描绘山水风情，不是站在远处眺望历史和现实，而是"行走"到生活的深层和历史的深处，不仅"身临其境"，并且"心临其境"，寻觅感受真、善、美和一切有价值的片断，用充满诗意的文笔抒写和呈现出来。尤其是她怀旧的一些文章，故事性很强，已经有了小说的"影子"。
2003年，经朋友建议、点拨，她尝试着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于是有了她的成名作《甩鞭》和《地气》。这两部中篇小说甫一面世，就震惊文坛，国内重要选刊纷纷转载，好评如潮，以致评论界有葛水平的出现是当年中国文坛的 "重要收获"，2004年全国的中篇小说创作是"葛水平年"之说。
之后，葛水平一发而不可收，接连推出了《喊山》、《天殇》、《浮生》、《狗狗狗》、《夏天故事》、《陷如大陌的月亮》、《守望》、《黑雪球》、《连翘》、《比风来得早》、《道格拉斯的中国》、《纸鸽子》等32部中、短篇小说，相继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芳草》、《文学界》、《黄河》等国内知名文学杂志，作品大多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等知名选刊选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妇女出版社的年选集曾二十余次选载和收入其作品。
出版小说集有《喊山》、《守望》、《官煤》、《陷入大漠的月亮》等，台湾也出版其作品专集《喊山》。葛水平的小说屡获殊荣:《地气》、《黑雪球》、《连翘》、《比风来得早》连续四年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甩鞭》曾荣登2004年度当代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度优秀小说奖以及《黄河》2004年"雁门杯"优秀小说奖。尤其突出的是，她的中篇小说《喊山》一路飚起，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山西省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直至捧到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荣誉大奖，登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殿堂。这是我省作家在这项国家级大奖中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同时在中篇小说领域填补了该奖项在山西的空白。本人还曾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2007年荣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活水》延续葛水平一贯的写作风格，把所有的笔墨都投注在山神凹，以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作为故事的大背景，精雕细琢了大时代剧烈变幻下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一众小人物的生动故事，真实描摹出了中国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了人性的欲望和时代的焦虑，是对生存、生活、生命的乡村哲学的一种小说化阐释。最初的小说雏形是对两代农民出身的手艺人家族生活的生动演义，又何尝不是在讲述国家命运的风云际会？小说讲述了山神凹几代人的生存经历，塑造了多个形象，在这里有最常见的生老病死，有最普遍的生活打拼，也有最朴实的生命体温。作者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乡村重建，开创一种别样的乡土书写模式，也在建构一种新的乡土文学观。从乡村的破败到振兴，从物质文明到精神的重建等努力，让城与乡在观念上实现弥合与认同，让故乡成为回得去的故乡，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想象与寄托。
小说通过这种理想化的书写模式，表达了一个乡村重建的主题。全书用大量的篇幅书写山神凹人们的出走，不仅仅是行动上的出走，观念的转变更为可怕，在山里呆一辈子渐渐成为一件让人耻笑的事情。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到的那样：只要有一个人走出去了，世界就变大了，那些站在山顶上眺望远处灯火的山神凹人，开始心跳加速。离开很可能意味着再也回不来，但是，奋斗一生，不就是为了背井离乡？
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山神凹所代表的乡村消亡了，但小说最后写到了年轻一代的回归。这是一种新的乡土书写模式，《海边春秋》《迎风山上的告别》等小说都有此主题，与单纯的逃离乡土书写相比有了新的突破。当然，这种带有理想化的书写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尤其是小说最后急转直下，用申小暑突然回乡创业，在山神凹重新种植西红柿收束全篇，这不得不说有一种文学的臆想成分在里面。
乡土书写中，很少有作者真正聚焦爱情，而在《活水》中爱情则是重要的主题。无论是放羊人韩谷雨从对申秀芝的迷恋到找到自己的归属，还是申寒露一直对爱情的执着，抑或是申丙校与新来的张老师短暂的爱情火花，都是作者刻意表达的东西，小说还以申小暑的婚礼结尾，这也是对爱情主题的重现。聚焦这种人类美好的情感，既是女性作家惯常表达使然，也可以看作是人性光芒的闪现，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朴实的情感显得尤为珍贵。
音乐也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不仅仅是作为背景音乐存在，也不仅仅是作为抒情的段落被随意安放，而是贯穿全篇构成独特的场景，带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含义。民歌、童谣的安排再现了那片土地经历的变迁，使得这份凭吊多了几分真实，也多了一种沧桑厚重之感。小说中有一个场景：窑洞的窗被月明悠长的清辉照亮，人生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李夏花想起了从前唱过的一首儿歌：月明月明光光/闺女下河洗衣裳/洗得小手白光光/蒸好馍馍你尝尝。
歌谣与过去的时光相连缀，为整篇小说奠定了基本的情感基调——回不去的从前。虽然作者相信重返故乡是未来人的必然选择，但无奈的是从前已经回不去了，即便年轻的一代能够归乡创业，也是完全不同的情愫，而且上一代的人依旧在外漂泊，乡土的回归任重而道远。
对传统的农业国家而言，乡土始终是斩不断的根、挥之不去的情结，探讨如何让人们回归乡土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城市化进程，可能正是作者葛水平高明的地方。小说题为“活水”就是取“流水不止，生命不息”之意，力图彰显一种生命的坚韧。
其他人物和情节也和这种两代人之间的相似经历与情感对峙一样，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多重关系中，发掘并展示了某种抗衡或冲突式的力量，更在这种冲突中勘探着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小说厚重的内涵、真实的细节、生动的人物和场景，使这部作品在韵味上风情万种，在气质上气象万千。《活水》以饱满的深情书写了中国农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40多年的历史变化，有奇绝大气，有灵动朴野，有山里人的大悲大喜，有山里人的敢爱敢当，还有乡村里久远的美好时光与回忆，以及那些美好的事物与匠艺，诸如锔瓷、拉二胡、杀猪、做豆腐、打铁、擀毡和熟羊皮，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却有着细腻的诗性抒情，没有刚硬的时代符号，却充满了对传统与民间的深切怀念，处处隐含着一种充满审美眼光的挽歌情怀。整个小说分上、下两部分，虽然书写的是山神凹村40多年三代人的人生经历，但贯穿全书的却是申寒露与李夏花，韩谷雨与申秀芝、韩巧玲，申丙校与张老师这三对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农民的爱情故事。一个锔缸匠，一个放羊汉，一个做二胡、拉二胡的，三个乡下人“不世俗”的对真爱的漫长而曲折的追求，见证了40多年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见证了久远乡村文明在大变革时代的衰败与崩溃，当然也无比痛心地呼唤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回返守望”与“开启希望”。
申寒露是申广建家老二。老大叫申白露，是申小屠的父亲。我喜欢作家对这弟兄俩的外貌描写：“弟兄俩如模子脱出来似的，都是那种瓦刀脸、枣肠嘴、内双眼、皮肤酱紫，走路稍有驼背，说话语调拉音很长。”典型的山里人。但弟兄俩性格不一样，老二是典型的山里能人，一位不种地靠锔缸糊口的手艺人，身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山外走多了，长了见识，对爱情有了不同于山里人的看法，喜欢上了本村大自己十岁的 “眉清目秀的妖娆”的女人李夏花。李夏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有一个十五岁的弱智儿，丈夫常年在外乞讨，一年才回来一次，就靠她和年老的公公婆婆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被生活所逼，她才和村里的两个男人好上。一个就是申寒露，另一个是山神凹小学的教师郭放歌。申寒露是真爱这个李夏花，他要这个女人把积了多年的抱怨、失意、愁苦、愤懑从肩上卸下来，随意放在窑内的脚地上。但是，李夏花也是一个典型的心强命不强的好女人。她不仅漂亮，而且自尊自爱，为自己这样久而久之的生活失去尊严而痛苦自责。她觉得自己不能害了那两个爱自己的青年男人。一场山里的大洪水冲走了她的那个弱智儿大嘎，也彻底冲醒了她做人的底线、尊严，以及对这些的反省。为了告别那种没有人的尊严的生活，为了告别那个苦难的家庭，在漆黑的夜里，祭奠了自己苦命的弱智儿大嘎申有余，也祭奠了自己过去那不人不鬼的生活，逃向了山外面的世界。申寒露为了寻找自己心爱的女人，也走出了山外。到了“下部”，已经是新世纪之后了，找不到李夏花的申寒露又回到了山神凹，锔瓷的手艺再不能给他带来风光的生活，只能和为了发家致富梦从山外带回来的种猪过着孤寡的生活。越发年轻的李夏花也回来了，“烫了头发”，“四十多岁了”，“还光腿穿裙子”，“这么大岁数的人居然疯得裤子都不穿了”，“对山神凹来说心里还是不能接受的”。她是回来找小队支书玉茂才开离婚证明的，她要彻底结束过去的生活，找个爱自己的人，重新开启新的生活。但她要找的人不是申寒露，她说：“回不去从前了。”申寒露不理解，“我找了你十年。回山神凹是为了等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回来，只要你还活着，我就要像这蜘蛛结网吐丝一样缠死自己，我不怕死，我就怕见不着你”。我喜欢并敬佩作家对山里人这种绵长而充满韧性的曲折爱情的精心描绘。但是，申寒露并没有理解可爱而可怜的李夏花已经受了伤、现在还在继续受伤的那颗心。四处流浪的李夏花终于被青州市梆子剧团收留了，给人家做饭。而申寒露对深爱的追求决不罢休，开始了寻找李夏花的行动。终于在剧团演出的乡村里找到了李夏花。舞台上演出的《玉堂春》激发了申寒露，他走到台上，“扑通一声单腿跪在了舞台中间”，“横着话筒”，开始了爱的表白，台下的掌声响成一片，感动得申丙校和剧团团长都来当媒人。这种通过典型环境来塑造和刻画典型人物的传统手法，让我们又充分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书写力量。作为一种与地域联系颇为密切的小说类型，乡村小说的写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局限性。21世纪是中国社会的极速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乡村的现实面貌和精神内蕴发生了很大改变，也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乡村创作的突出主题。一大批作家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展现这一历史变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酋长女人讲述了鄂温克族的衰落史，贾平凹的《秦腔》描写了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和清风街一同走向衰败的过程，山西女作家葛水平早期创作的《喊山》《地气》等作品也同样写出岸山坪、十里岭等由兴旺热闹到无奈的凋敝，这些都深刻揭示了城市化重心对乡村世界的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然而，乡村小说的创作近年来却也不能不说显现出某种滞后、单一或模式化的问题。诚如学者丁帆先生所言：“能够看到乡土社会生活的危机，并关心着这个群体的疾苦，已经是很有文化批判精神的底层意识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超越普泛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有价值意义的‘乡土经验’，就会在转型期失去最佳的观察视角和创作视角。”在我们以往的阅读视野中，多半看到的故事是城市文明对乡村世界的侵蚀，或是随之出现的乡民出走和乡村消逝现象，大家公认乡村小说形成了“空山”模式和“留守”模式的固定套路，地域色彩弱化，缺乏新鲜感。当然，要想敏锐地找到新的有价值意义的“乡土经验”，对作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就像贾平凹当年在《秦腔》后记中坦言的困惑和焦虑：“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来……”如果说在《秦腔》初版的2005年乡村现实的波动尚难把握，那么随着历史的行进和时代昭示，乡村变革日益走向一个澄明的态势，即城乡交融发展的新阶段。前些年人们熟悉的是“进城打工潮”，而近年来随着国家振兴乡村战略的实施已经出现了“返乡创业潮”，一部分进城打工者重回故乡生产和经营于城乡之间，另一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城里人也看准了乡村机遇转向乡村开发，可以说，乡村世界在新时代下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有些敏锐的作家已经意识到和捕捉到这种历史的递变与现实之情势，像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等，都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写出乡村社会的新现实和新气象，葛水平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上的《活水》正是这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部。
七年磨一剑，《活水》是葛水平继《裸地》后创作的又一长篇力作。小说主要描写了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山神凹”村庄的前世今生和历史变迁，人物活动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写到现今当下，其中全是清一色的白丁式小人物，就是平常日子如何生计，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却在璞真笔法中透过中年一辈、年轻一辈两代人的生存故事，原生态般地写出了中国乡村近几十年来的一种典型形象，即如《人民文学》“卷首”所按：“未经‘暴风骤雨’，仍有‘山乡巨变’……人们在生存在创业在流动在歌哭，他们既在历史的延递中也在时代的更新处，既在山神凹里也在大千世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乡土与流动、山神凹与外世界、历史延递与时代更新的双重变奏中，形成了小说文本的巨大张力和丰富蕴涵。
《活水》首先给人以强烈审美冲击的，无疑是作者对山神凹的历史化叙事，由此也带来作品的历史厚度和深长意味。这里的“历史化叙事”自然不同于“历史小说”，作为历史观的自觉和文化原型思维对文学的渗透，它其实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中自我认同的叙事行为。小说开篇“引子”从“山神凹”的来历和“申”姓人家的落户写起，将遥远时代的山村初有和祖祖辈辈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的回声和村庄不散的灵魂精神。而后小说主体到尾声部分转为现在时，一方面，写了中年一代在社会冲击下带来的生存变迁，他们原本靠着自己的传统手艺制羊皮、锔缸、做二胡、做豆腐甚至做神婆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后来许多人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干起了饭店厨子、摆摊崩爆米花、剧团帮工等，当然也有像韩谷雨这样的坚守者；另一方面，写了长大了的年轻一代也不甘于山神凹的粗糙、落后和务农，同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城打工、做小生意。然而，小说深刻的一笔在于，就在这种不断地出走潮中，同时伴随着不断地流动和返回，因为山神凹永远是他们困境时的港湾和再创业的资源地，就这样来来往往盘活了村庄与人生。可以说，在这部乡村史诗中，葛水平敏锐地捕捉到并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发生的“往 昔 （记 忆）——出 走——坚守——回返”这一历史过程，既写出了出走者割不断的乡村记忆和乡愁，也写出了坚守者对生命之根的守护精神，还写出了回返者开启未来美好希望的思与行。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使其凸显出历史的过程性和克罗齐所说的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例如《活水》中对太行山一带乡民往昔的生活和独特民俗所做的细致描绘，无论申寒露锔缸、申斗库手工磨豆腐还是根宝画炕墙画等，都将往昔的乡村痕迹和生存状态记录如真，这些民间传统手艺随着科技发展已濒临失传，但作者通过文字使其保存成为永远的乡村史。再如小说中写到的申丙校重新创办“八音会”及其民间演出，再现了流行于山西上党地区的“八音会”这一闻名的乡间文娱形式，展现了当今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历史对接。小说中的历史化叙事还表现在鲜明的地域色彩以及人物名字的古俗味，诸如“山神凹村没有瓦屋只有清一色石砌窑洞”、“山神庙和庙里供奉的五谷神炎帝”、“炎帝庙正门口的戏台”、“年年秋罢唱戏”，都是古上党特有的风物民俗；小说中人名常常以我国古代二十四节气中的名称直呼，如韩谷雨、申白露、申寒露、申芒种、申小满、申大暑、申小暑等，虽为艺术虚构，实际折射出当地炎帝故里强烈的农耕文化色彩，天籁、简朴、粗糙，很是合乎乡村农家情境那样一种特有的历史古韵。
就山西文学来说，一个突出特点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现实主义传统，葛水平大多作品既凸显出太行山地域色彩，又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活水》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但传承中有发展。不妨谓之历史化的现实主义或人文化的现实主义，也即在历史观、文化意识上葛水平显然有着当今自觉的寻根与重构，是从人本哲学的生存论出发的，所以《活水》的现实主义是在历史叙事的张力中呈现出来的，并折射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寓意。这突出体现在两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那就是乡村守望者的韩谷雨和回返乡村创业的申小暑。放羊人韩谷雨是小说中最后留在山神凹的代表，是乡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广大农民的缩影，也是乡村世界的坚实守护者，他热爱和熟悉自己脚下的这片沟坎圪梁，给那些没人住的窑洞贴上红彤彤的对联，其中一副对联是“党有良策，人欢马跃新崛起；国当盛世，海啸山呼大腾飞”，他坚信也找出了“山里人借山居住，赚城里人钱，是庄稼人活着的正理”。正是靠着山村土地的滋养和自己的勤劳，走出一条养羊致富路，一年里养羊的收入可抵两个城里人的工资，过上了新型农民的理想生活。与韩谷雨隔辈的申小暑是改革开放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也是城市反哺乡村的“回返者”典型。她先是不甘于乡村的落后和寂寞，中学毕业后进城打工，带着山里人的善良和真诚，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在饭店端盘子送菜善待顾客，还要把山神凹的窑洞收拾出来开发乡村旅游，最终汇入到了当今振兴发展乡村的时代大潮中。就像作品“尾声”中写到的：“当山神凹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旱地西红柿时，申小暑明白了，拥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尽管这种新的现实在小说中还只是曙光开启，但无疑预示了发展趋势，尤其当申小暑的婚礼在家乡举行时，新恢复的八音会器乐响遍了整个山神凹世界，昔日清冷的乡村又开始人气旺盛起来，这样的一种新气象、新气息，不啻是当今许多乡村现实的一种真实写照！
葛水平的这部小说取名《活水》，看似俗常，其意深远。乡村的悠长历史是一溪流动的活水，乡村百姓的生活也是一溪流动的活水，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又何尝不需要一溪活水？作者能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透视乡村，不能不说来自生活体验与艺术感觉的“活水”。评论家段崇轩曾感叹乡村小说创作的困境：“面对广大农村的沧桑巨变，乡村小说已没有什么突破和作为。它集中描绘的是一个个村庄的没落和困境，而没有去表现这种困境中的转机和新生，更未能揭示出乡村的历史脉动、发展路向。”葛水平的《活水》显然跳出了这些年乡村写作模式化的框框，它写村庄的衰落和村人的出走，也写坚守者不离山村的由穷变富，同时写出了出走者的回返和乡村新貌，这样一种感应视角，是因于她与故乡山神凹水乳交融的关系。一般说，作家久居城市后难免对乡村生活疏离和陌生，葛水平虽离开了乡村，但尚处于城乡交叉地带，并时常回到村里乡亲中间，带回家晾在院子笸箩里的是老南瓜、大红枣、山里红。她曾坦言：“是我的故乡山神凹打开了我命运的章节，我阅读他们的故事，风吹过去的痕迹成为烙在我情感上的伤疤，我必须爱抚，因为我的故乡生长着慈善和悲悯……”作者在《〈活水〉创作谈：活水养命》中谈到，小说中放羊的韩谷雨身上有着她祖父的影子，独守窑洞的李夏花有似她的祖母，申芒种身上隐现着他父亲的事情，而做二胡拉胡琴的申丙校就像她的五爹，申小满、申小暑们则是她的亲戚晚辈。可见山神凹对葛水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路，而是她精神的皈依和生命的源泉，由于依赖于这样的 “活水”，才写出了山神凹历史进程中的现实脉动，才写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缩影。当然，无论对于葛水平还是乡村文学来说，如何进一步沉潜生活深处，写出时代本质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众所周知，一场深刻改变中国未来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正方兴未艾，在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关系下，如何重塑城乡关系、进而探索人们的生存变化、情感波动和命运走向，是乡村文学写作的一次再出发，也是打破近年模式化僵局的文学内在要求。《活水》不是田园“挽歌”，而是农耕文化的守望与探寻之作。时代没有遗忘山神凹，外界不断熟知山神凹。韩谷雨坚守在山神凹，依旧操持着放羊的老本行，政策的扶持让他过上了尊严、体面的富裕生活。结合扶贫项目，小暑很快回到山神凹进行旱地西红柿的栽种与培育，这是新时代复兴山神凹农业的“一声春雷”。时代继续改变着山神凹。随着驴友进山探访美景的跋涉，大家驻足停留在这个恍如布达拉宫的小山凹，它的美是那样的天然、宁静、神秘而不饰张扬，它是心灵的栖息之所。它是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它也是被时代所铭记的地方，它会成为很多人慕名而来，游历与抒怀悟对的地方。小小山神凹，藏匿着时代腾飞的大文章。
小暑的婚礼在山神凹耐受河岸上举行，山神凹又一次“满了”、“闹了”。阳光下的山神凹高天厚土，一派繁茂向荣之势。山神凹的儿女将在这里开始生命趋向超拔与跨越的新的人生旅途。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
上一篇：读《喊山》有感
下一篇：阿来和他的《云中记》
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