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大姐的婚事》读后感
- 作者: 郭进拴
- 编辑: 王翔
- 来源: 会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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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01-17 15:21:20
刘庆邦，著名作家，中国煤炭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麦子》等三十余种，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三十余种奖项。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文字。
《大姐的婚事》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最新散文自选集，共37篇，分为4辑。近年来作为小说家的刘庆邦，屡获全国散文大奖，作品连续几年荣登年度散文排行榜。作者擅长化庸常为新奇，在平易、平实中求新意，在隽永含蓄上见功夫。他写乡村与农事、叙亲情与风俗的散文中充溢着小细节和大感动。他的小说创作谈亦不乏真知灼见。
我知道刘庆邦，是因为他的小说。我喜欢刘庆邦，还是因为他的小说。
我和庆邦老师有着类似的工作经历，都是自小在农村长大，我也下过窑，并在煤矿的井下生产一线干过。
庆邦老师从煤矿出来后，先是在矿工报社，后来一直走到了北京，到中国煤炭报社当记者，编副刊，写小说，前些年退休后成了专业作家。我在1986年我们临汝县文联与《河南日报》联合主办的汝河笔会上认识了刘庆邦老师，30年后的2016年8月，又在河南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培训班上亲自聆听了庆邦老师的精彩授课，受益匪浅。
这些年来，庆邦老师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出版长篇小说七部，中短篇小说等各种集子四十多种），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更是拿了不计其数，几乎囊过了国内所有的文学奖，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影响大，是国内有名的“短篇王”。
庆邦老师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比我年龄大7岁，在文学路上，庆邦老师可以算作是我的前辈。因为有类似的经历和几次短暂的文学交流，我自认为对庆邦老师还是熟悉的，但看了他的散文集《大姐的婚事》，我觉得我此前对庆邦老师所谓的了解，是表面的，也是很肤浅的。或许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他彻底将自己和盘托出了。
《大姐的婚事》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组关于追忆故乡和亲人的文章，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是本书的重头戏；第二部分是一组行走散文；第三部分是刘庆邦与文坛挚友的交往一组随笔散记；第四部分是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个人感悟和真知灼见。
在这本集子里，刘庆邦以平实的话语，朴素的情感，率真的笔触，清新的文风，将这些流淌在自己心间的文字，不急不缓徐徐道来。总之，通过这本书，将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庆邦，感性的刘庆邦，柔情的刘庆邦，一个和小说中完全不一样的刘庆邦。
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过，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乡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想，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
刘庆邦亦然。他二十岁离开家乡到煤矿，后来又到北京的中国煤炭报社工作，离开家乡四十多年，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对故乡对母亲的眷恋，这些从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读刘庆邦的散文，常常使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大姐的婚事》我是含着泪水读完的。《大姐的婚事》是一首唱给母亲唱给故乡的歌。在第一部分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和故乡都和母亲有关。《勤劳的母亲》是一篇长篇散文，也是这部集子的开篇之作，在这里，作家为我们讲述了母亲拾麦穗儿、捡布片儿、搂树叶儿几件小事。
先说拾麦穗儿，作家讲了自己参加煤矿工作后，因为没人照看幼小的女儿，他就让母亲从乡下来到了矿上，母亲平时除了看孩子，还帮他们做饭，母亲总是趁孩子睡着了，抓紧时间和面擀面条，使他和妻子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应时饭。因为矿区临近农穗了，母亲时常给他和妻子说一些麦子生长的消息，什么麦子扬花儿了，麦子黄芒了，再过几天就该割麦子了。母亲的心思他知道，想回老家参加收麦子，但在母亲没有挑明要回家收麦子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主动提出让母亲回去。麦收开始后，母亲看到矿区附近的农民拉着一车一车的麦子从楼下经过时，就再也忍不住了，说星期天他们夫妻在家有人看孩子要出去拾麦子。因为没让母亲回家收麦，就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如果再不让母亲去拾麦子真是太不孝了。于是他就同意了。周六一大早，母亲就戴着草帽，用手巾包了一个馒头，拿着一个黄挎包就出了门。等天黑母亲回来时，他看到母亲的脸晒得通红通红。母亲去拾了三天麦，收获了二三十斤小麦，他把母亲拾得麦子碾成麦仁，满口清香。送给岳母一些，岳母也说好吃。不让母亲回家收麦的后果的结果是当年生产队里没有给母亲分麦子。这对一辈子穷怕了饿怕了的母亲来说，是个永远也过不去的坎。以至于后来作家回家探亲，生产队长去找他说话，母亲还质问队长，为什么不给她分麦子。“我连忙把话题岔开。没让母亲回家收麦，责任在我。”
我相信，那一刻，作家心里一定充满了愧疚与自责，是自己的自私，导致爱惜粮食如生命一样的母亲失去了一年的口粮。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和作家刘庆邦的母亲一样，因为经历过缺粮的岁月，对粮食有着很深的感情。我的母亲年年都会去拾麦、遛红薯。为了能拾到麦子，遛到红薯，母亲常常要穿越了好几个村子，我不知母亲一天几十里地是如何跑下来的？母亲为拾麦子、遛红薯，腿脚都肿了。
捡布片儿写的是作家从煤矿调到北京上班后，几经搬家，在住房稍微宽敞些，每年就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住上一段。因为作家夫妇中午离家远不回来吃饭，闲不住的母亲除了给孙子做饭外，几乎没什么事，闲不住的母亲就把眼睛盯上了门前的一个垃圾场。因为附近有一个制衣厂，制衣厂的垃圾也往这里倒，这就吸引了一些捡垃圾的人，刚开始母亲只是看，后来在一个老太太的建议下，也开始捡一些纱线、扣子和小布片。然后把捡来的东西分类，把捡的小布片用剪刀剪成三角形，然后用针线把三角形缝在一起，四个三角形对成一个正方形。然后把再把许许多多的小正方形对成一个被单，母亲把对的被单给妻子看，并说把对好的被单送给他们，妻子不要，说我们有被单，并说让母亲把对好的被单回去送人。妻子还让他给母亲说，别再去垃圾堆上捡布片儿了，说不卫生。妻子的意思他自然明白，捡布片儿不只是不卫生，更多的是关系我们的面子问题。说过之后，他们都认为，母亲果然不再去捡布片儿了。十几年后，母亲在家养病，他回去陪伴母亲，母亲让他猜，在北京捡的布片儿做了几条被单，他猜不出。母亲才告诉他对了五条被单。原来，只从他和妻子说过不让母亲捡布片儿后，母亲把捡布片儿转移到了地下，利用他们上班后照样去捡去对布片，到他们快回来时再收拾起来。
作家最后写到：“母亲把被单给大姐、二姐和妹妹每人一条。母亲去世后，姐妹们把被单作为母亲的纪念物，十分珍惜，可惜我没有这样一件纪念品。”是啊，作为家中的长子，最应该拥有这样一条被单的他，却因自己的虚伪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看到这里，我更是禁不住的泪如雨下。母亲都是伟大的，人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
《大姐的婚事》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婚姻观，作家的父亲曾在冯玉祥部当过一个下级军官，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因为受父亲的牵连，作家一家饱受歧视。后来，邻居给大姐介绍了一个对象，身材、相貌等各方面都不错，但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母亲和上初中的“我”商量，自私的“我”因为怕全家受牵连，断然否定了这门亲事，甚至连大姐都没告诉，后来，有人又给大姐介绍了个对象，识字不多，就因为家庭成分是贫农，后来就成了作家的姐夫。姐夫是勤劳的。在大姐家的好日子刚刚开始，姐夫就因癌症去世，在回老家给母亲上坟烧纸的时候，作家为了安慰和陪伴大姐，在大姐家住了几天。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才说起邻居曾给大姐介绍过对象，而大姐却一点也不知道，作家写道：“因为我的年少无知，短视，自私和自以为是，当初我做出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4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我之所以老也不能忘记，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大姐。而大姐一点儿都没有埋怨我，说那时候都是那样，找对象不看人，都是先讲成分。”
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是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刚和唯成分论的年代，又有谁不是这样的呢？令人高兴的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读刘庆邦的散文，犹如在欣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刘庆邦的散文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满纸是回忆、是生活、是细节、是情感的有序流动。如《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是一篇回忆性散文，说，早些时候，鸡蛋很贵，家里都舍不得吃，过生日时才能吃一个鸡蛋。可是，那时的“我”每天都吃一个鸡蛋。作家在文中说，我母亲没有吃鸡蛋，大姐、二姐没有吃，妹妹和弟弟没有，只有我每天早饭时吃一个鸡蛋。刘庆邦觉得兄弟姐妹们是平等的，对于吃鸡蛋这事，心里很愧疚。此外，还有《留守的二姐》《妹妹不识字》《不让母亲心疼》《那双翻毛皮鞋》《挑水》《端灯》等等，更是把我们一下子拉回了几十年前的那段岁月，尤其难得的是，作家在追忆过去的同时，在自己内心深处把对母亲对亲人的愧疚进行了剖析，揭示了作家人性善良的一面和真性情。
《吹柳笛，放风筝》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乡村童年的生活，尤其是在细节描写上，用工笔细描的手法，同时在叙述描写中，把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那种语言，特种描述，怎一个美字了得。欣赏这样的文字，简直犹如欣赏部绝妙的乡村风情微电影。
刘庆邦是当今文坛很受欢迎并独具特色的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正能量，他关注着中国最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如《黄梅少年》的少年，《马大爷和他的鹩哥》的马大爷，《花工》中的河南花工等，写出他们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与憧憬。而《野生鱼》通过对童年钓鱼、摸鱼的回忆，把笔触深入到乡村深处,揭示了传统诗意乡村的过去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表达了作家对当下中国农村环境现状的忧虑，引人深思。
故乡和煤矿，是刘庆邦的一座富矿，就如同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等，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喜欢刘庆邦的作品，喜欢《大姐的婚事》，更喜欢他为我们带来的心灵的洗涤。
《大姐的婚事》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最新散文自选集，共37篇，分为4辑。近年来作为小说家的刘庆邦，屡获全国散文大奖，作品连续几年荣登年度散文排行榜。作者擅长化庸常为新奇，在平易、平实中求新意，在隽永含蓄上见功夫。他写乡村与农事、叙亲情与风俗的散文中充溢着小细节和大感动。他的小说创作谈亦不乏真知灼见。
我知道刘庆邦，是因为他的小说。我喜欢刘庆邦，还是因为他的小说。
我和庆邦老师有着类似的工作经历，都是自小在农村长大，我也下过窑，并在煤矿的井下生产一线干过。
庆邦老师从煤矿出来后，先是在矿工报社，后来一直走到了北京，到中国煤炭报社当记者，编副刊，写小说，前些年退休后成了专业作家。我在1986年我们临汝县文联与《河南日报》联合主办的汝河笔会上认识了刘庆邦老师，30年后的2016年8月，又在河南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培训班上亲自聆听了庆邦老师的精彩授课，受益匪浅。
这些年来，庆邦老师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出版长篇小说七部，中短篇小说等各种集子四十多种），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更是拿了不计其数，几乎囊过了国内所有的文学奖，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影响大，是国内有名的“短篇王”。
庆邦老师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比我年龄大7岁，在文学路上，庆邦老师可以算作是我的前辈。因为有类似的经历和几次短暂的文学交流，我自认为对庆邦老师还是熟悉的，但看了他的散文集《大姐的婚事》，我觉得我此前对庆邦老师所谓的了解，是表面的，也是很肤浅的。或许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他彻底将自己和盘托出了。
《大姐的婚事》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组关于追忆故乡和亲人的文章，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是本书的重头戏；第二部分是一组行走散文；第三部分是刘庆邦与文坛挚友的交往一组随笔散记；第四部分是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个人感悟和真知灼见。
在这本集子里，刘庆邦以平实的话语，朴素的情感，率真的笔触，清新的文风，将这些流淌在自己心间的文字，不急不缓徐徐道来。总之，通过这本书，将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庆邦，感性的刘庆邦，柔情的刘庆邦，一个和小说中完全不一样的刘庆邦。
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过，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乡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想，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
刘庆邦亦然。他二十岁离开家乡到煤矿，后来又到北京的中国煤炭报社工作，离开家乡四十多年，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对故乡对母亲的眷恋，这些从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读刘庆邦的散文，常常使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大姐的婚事》我是含着泪水读完的。《大姐的婚事》是一首唱给母亲唱给故乡的歌。在第一部分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和故乡都和母亲有关。《勤劳的母亲》是一篇长篇散文，也是这部集子的开篇之作，在这里，作家为我们讲述了母亲拾麦穗儿、捡布片儿、搂树叶儿几件小事。
先说拾麦穗儿，作家讲了自己参加煤矿工作后，因为没人照看幼小的女儿，他就让母亲从乡下来到了矿上，母亲平时除了看孩子，还帮他们做饭，母亲总是趁孩子睡着了，抓紧时间和面擀面条，使他和妻子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应时饭。因为矿区临近农穗了，母亲时常给他和妻子说一些麦子生长的消息，什么麦子扬花儿了，麦子黄芒了，再过几天就该割麦子了。母亲的心思他知道，想回老家参加收麦子，但在母亲没有挑明要回家收麦子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主动提出让母亲回去。麦收开始后，母亲看到矿区附近的农民拉着一车一车的麦子从楼下经过时，就再也忍不住了，说星期天他们夫妻在家有人看孩子要出去拾麦子。因为没让母亲回家收麦，就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如果再不让母亲去拾麦子真是太不孝了。于是他就同意了。周六一大早，母亲就戴着草帽，用手巾包了一个馒头，拿着一个黄挎包就出了门。等天黑母亲回来时，他看到母亲的脸晒得通红通红。母亲去拾了三天麦，收获了二三十斤小麦，他把母亲拾得麦子碾成麦仁，满口清香。送给岳母一些，岳母也说好吃。不让母亲回家收麦的后果的结果是当年生产队里没有给母亲分麦子。这对一辈子穷怕了饿怕了的母亲来说，是个永远也过不去的坎。以至于后来作家回家探亲，生产队长去找他说话，母亲还质问队长，为什么不给她分麦子。“我连忙把话题岔开。没让母亲回家收麦，责任在我。”
我相信，那一刻，作家心里一定充满了愧疚与自责，是自己的自私，导致爱惜粮食如生命一样的母亲失去了一年的口粮。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和作家刘庆邦的母亲一样，因为经历过缺粮的岁月，对粮食有着很深的感情。我的母亲年年都会去拾麦、遛红薯。为了能拾到麦子，遛到红薯，母亲常常要穿越了好几个村子，我不知母亲一天几十里地是如何跑下来的？母亲为拾麦子、遛红薯，腿脚都肿了。
捡布片儿写的是作家从煤矿调到北京上班后，几经搬家，在住房稍微宽敞些，每年就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住上一段。因为作家夫妇中午离家远不回来吃饭，闲不住的母亲除了给孙子做饭外，几乎没什么事，闲不住的母亲就把眼睛盯上了门前的一个垃圾场。因为附近有一个制衣厂，制衣厂的垃圾也往这里倒，这就吸引了一些捡垃圾的人，刚开始母亲只是看，后来在一个老太太的建议下，也开始捡一些纱线、扣子和小布片。然后把捡来的东西分类，把捡的小布片用剪刀剪成三角形，然后用针线把三角形缝在一起，四个三角形对成一个正方形。然后把再把许许多多的小正方形对成一个被单，母亲把对的被单给妻子看，并说把对好的被单送给他们，妻子不要，说我们有被单，并说让母亲把对好的被单回去送人。妻子还让他给母亲说，别再去垃圾堆上捡布片儿了，说不卫生。妻子的意思他自然明白，捡布片儿不只是不卫生，更多的是关系我们的面子问题。说过之后，他们都认为，母亲果然不再去捡布片儿了。十几年后，母亲在家养病，他回去陪伴母亲，母亲让他猜，在北京捡的布片儿做了几条被单，他猜不出。母亲才告诉他对了五条被单。原来，只从他和妻子说过不让母亲捡布片儿后，母亲把捡布片儿转移到了地下，利用他们上班后照样去捡去对布片，到他们快回来时再收拾起来。
作家最后写到：“母亲把被单给大姐、二姐和妹妹每人一条。母亲去世后，姐妹们把被单作为母亲的纪念物，十分珍惜，可惜我没有这样一件纪念品。”是啊，作为家中的长子，最应该拥有这样一条被单的他，却因自己的虚伪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看到这里，我更是禁不住的泪如雨下。母亲都是伟大的，人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
《大姐的婚事》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婚姻观，作家的父亲曾在冯玉祥部当过一个下级军官，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因为受父亲的牵连，作家一家饱受歧视。后来，邻居给大姐介绍了一个对象，身材、相貌等各方面都不错，但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母亲和上初中的“我”商量，自私的“我”因为怕全家受牵连，断然否定了这门亲事，甚至连大姐都没告诉，后来，有人又给大姐介绍了个对象，识字不多，就因为家庭成分是贫农，后来就成了作家的姐夫。姐夫是勤劳的。在大姐家的好日子刚刚开始，姐夫就因癌症去世，在回老家给母亲上坟烧纸的时候，作家为了安慰和陪伴大姐，在大姐家住了几天。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才说起邻居曾给大姐介绍过对象，而大姐却一点也不知道，作家写道：“因为我的年少无知，短视，自私和自以为是，当初我做出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4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我之所以老也不能忘记，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大姐。而大姐一点儿都没有埋怨我，说那时候都是那样，找对象不看人，都是先讲成分。”
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是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刚和唯成分论的年代，又有谁不是这样的呢？令人高兴的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读刘庆邦的散文，犹如在欣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刘庆邦的散文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满纸是回忆、是生活、是细节、是情感的有序流动。如《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是一篇回忆性散文，说，早些时候，鸡蛋很贵，家里都舍不得吃，过生日时才能吃一个鸡蛋。可是，那时的“我”每天都吃一个鸡蛋。作家在文中说，我母亲没有吃鸡蛋，大姐、二姐没有吃，妹妹和弟弟没有，只有我每天早饭时吃一个鸡蛋。刘庆邦觉得兄弟姐妹们是平等的，对于吃鸡蛋这事，心里很愧疚。此外，还有《留守的二姐》《妹妹不识字》《不让母亲心疼》《那双翻毛皮鞋》《挑水》《端灯》等等，更是把我们一下子拉回了几十年前的那段岁月，尤其难得的是，作家在追忆过去的同时，在自己内心深处把对母亲对亲人的愧疚进行了剖析，揭示了作家人性善良的一面和真性情。
《吹柳笛，放风筝》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乡村童年的生活，尤其是在细节描写上，用工笔细描的手法，同时在叙述描写中，把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那种语言，特种描述，怎一个美字了得。欣赏这样的文字，简直犹如欣赏部绝妙的乡村风情微电影。
刘庆邦是当今文坛很受欢迎并独具特色的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正能量，他关注着中国最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如《黄梅少年》的少年，《马大爷和他的鹩哥》的马大爷，《花工》中的河南花工等，写出他们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与憧憬。而《野生鱼》通过对童年钓鱼、摸鱼的回忆，把笔触深入到乡村深处,揭示了传统诗意乡村的过去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表达了作家对当下中国农村环境现状的忧虑，引人深思。
故乡和煤矿，是刘庆邦的一座富矿，就如同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等，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喜欢刘庆邦的作品，喜欢《大姐的婚事》，更喜欢他为我们带来的心灵的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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