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乡情老更深【三百一十一】

       贞元十七年（801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扩修普贤阁，又新开挖解玉溪流经大慈寺前，使之环境更趋完美，成为唐代四川最有声望的人文胜地。大慈寺最盛时面积超过1000亩，有资料记载陆续有人捐土地给寺里。据说唐高僧玄奘曾经在大慈寺受戒，今大慈寺内也为玄奘开辟了纪念堂，有一处厢房还挂了一块“玄奘来处”的匾额。玄奘十六岁时跟随其二兄长捷法师到成都，在成都生活了五年，成都无疑是玄奘受“具足戒”之地。唐代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大慈寺因有唐玄宗题匾额，故“不在除毁之例”，是当时成都唯一保存下来的寺庙。

自唐、五代前蜀、后蜀至两宋，大慈寺是成都最著名的名胜。南宋末蒙古入侵使大慈寺毁于战火，明代在废墟之上有所恢复，可是珍贵的壁画等没法恢复了；明末清初又毁于战火，从此元气大伤。清代晚期真印和尚发愿重修，终于1878年修成，占地面积只剩四十亩。唐玄宗所书“敕建大圣慈寺” 匾额早已不知下落，清代重修大慈寺山门上方，有四川按察使、书法家黄云鹄书“古大圣慈寺”石匾。1958年成都修东风路剖开大慈寺，占地又少了许多，“文革”时期基本废弃，中断了38年之久，房屋被部队改为家属院，好在没改变结构。清代黄云鹄所书石匾被水泥涂抹后藏于墙体内，躲过了“文革”的浩劫，今安在大慈寺山门上方。

自唐玄宗、唐僖宗先后逃亡到成都，两个皇帝都带来了大批画家，建好后的大慈寺成了中、晚唐画坛顶级高手的画展平台，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 据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等古籍记载，自唐、五代前蜀、后蜀至北宋300多年间，在大慈寺留下壁画的画家上百人，作品上千堵，几乎包揽了中、晚唐至北宋所有一流画家。唐僖宗离开成都时，留御容写真于大慈寺，为常重胤画像，有记载前蜀王建占领成都后，还去大慈寺瞻仰过僖宗御容。

唐玄宗也很可能在大慈寺留下过御容写真，宋代张唐英《蜀祷杌》有后蜀皇帝到大慈寺：“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六月幸大慈寺避暑，观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于华严阁下”的记载。前蜀皇帝王建也留有画像在大慈寺，“光化四年，王蜀先主受昭宗礼置生祠，命德齐与道兴同手画西平王仪仗，车舆法物，及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嫔御百堵……”（《益州名画录》）。在大慈寺留下壁画的晚唐一流画家还有很多，如画圣吴道子高足卢楞伽，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颜真卿题字，时称“二绝”。 苏轼与苏辙游大慈寺时，兄弟二人对佛画大师卢楞伽的作品备加赞赏，誉为“精妙冠世”。其他如五代画坛一代宗师黄筌、黄筌的老师刁光胤，常粲、高道兴、赵德齐、杜龊龟、贯休、孙知微、文同等画坛巨匠均留有壁画在大慈寺。

另外大慈寺内还有不少有文物价值的碑刻，如韦皋“再修大慈寺普贤菩萨记”、李德裕“大慈资福院”、 苏轼“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苏轼游大慈寺中和胜相院时的题刻等。此外，大慈寺在“文革”前一直供奉有玄奘顶骨舍利，是国家一级文物。1966年后，舍利转至成都文殊院供奉，大慈寺重新开放之日，珍贵的玄奘顶骨舍利作为镇寺之宝重回了寺内。

大慈寺在唐宋极盛时，高僧大德倍出，如无相禅师，据宋代《高僧传》记载，李商隐作《梓州四证堂碑》，推无相为第一证。无相禅师在西蜀还兴建了净众寺、菩提寺、宁国寺等佛寺，讲经说法，普度众生。无相禅师在成都生活了二十余年，宝应元年（762年）五月十九日，七十九岁在大慈寺坐化。无相禅师在大慈寺还创制了“无相禅茶之法”，正是如今日本茶道的源头。宋代道隆禅师，十三岁在大慈寺出家，淳祐六年（1246年）东渡日本。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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