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丨大地上的坚守：读陈彦《路遥给我们的启示》有感
- 作者: 赵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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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6-09-06 07:04:35
郭进拴丨大地上的坚守：读陈彦《路遥给我们的启示》有感
一、缘起：当“文学劳动者”遇见“文学殉道者”
陈彦的《路遥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篇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显得尤为沉重而清醒的文本。作为凭借《主角》《装台》等作品斩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陈彦的创作道路与路遥有着深刻的精神血缘——他们都出身于底层，都执着于现实主义创作，都以“劳动”的姿态从事文学写作。当陈彦将目光投向路遥——这位以生命为代价践行文学理想的“殉道者”时，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便具有了超越个人阅读史的意义：它不仅是两代作家之间的精神接力，更是对当代中国文学“为何写作”“如何写作”“为谁写作”等根本命题的深刻叩问。
读罢陈彦此文，我最大的感触是：这并非一篇普通的纪念文章，而是一部关于“文学与土地”“作家与人民”“理想与现实”的深沉思考。陈彦借路遥这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路遥的伟大，更是当代文学在消费主义、技术主义、娱乐化浪潮中逐渐流失的精神底色。
二、劳动的尊严：从“像牛一样劳动”到“文学的劳动属性”
陈彦在文中反复触及的核心命题，是路遥那句著名的自况：“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一命题看似朴素，实则蕴含着路遥对文学本质最深刻的理解——文学不是“灵感”的产物，而是“劳动”的结晶；作家不是“天才”的化身，而是“劳动者”的一员。
路遥的创作方式，在当代文坛堪称“异类”。为了写《平凡的世界》，他阅读了上百部长篇小说，研究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翻阅了大量陕北地方志，甚至下煤矿、住窑洞，与矿工同吃同住。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创作准备，在“键盘敲击”成为主流的今天，显得近乎“笨拙”。然而，正是这种“笨拙”，成就了《平凡的世界》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真实质感。
陈彦敏锐地指出，路遥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在路遥那里，文学不是“跳板”，不是“工具”，而是“宿命”——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文学“殉道”，在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后，路遥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这种“以命相搏”的写作姿态，在当代文坛已经越来越罕见。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快写作”“轻写作”“玩写作”，却很少看到“以命写作”。
陈彦借路遥提醒我们：文学的本质是“劳动”，而劳动的本质是“付出”。当文学不再需要付出，当写作不再需要“劳动”，文学也就失去了它最珍贵的品质——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人的真诚关怀，对世界的认真思考。
三、土地的深情：从“黄土高原”到“文学的人民性”
陈彦对路遥“土地情结”的解读，尤其发人深省。路遥的创作，始终扎根于陕北那片贫瘠而厚重的土地。从《人生》中的高加林，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路遥笔下的人物，都是黄土地上生长的“庄稼”——他们的喜悦与痛苦，他们的希望与绝望，都与土地血脉相连。
这种“土地性”，在当代文学中正在逐渐流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文学创作的“根据地”正在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土地转向键盘。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咖啡馆文学”“写字楼文学”“机场文学”，却很少看到“土地文学”。这种“去土地化”的文学趋势，在陈彦看来，不仅是题材的转移，更是精神的流失——当文学失去了“土地”的滋养，它也就失去了“根”的深度。
陈彦指出，路遥的“土地性”并非简单的“乡土题材”，而是一种“人民性”的文学立场。路遥从不居高临下地“俯视”底层，而是将自己视为底层的一员，与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种“人民性”，使路遥的作品超越了“同情”的浅层表达，达到了“共情”的深层共鸣。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奋斗史，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书写，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集体记忆；孙少安的创业史，不仅是家庭变迁的记录，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生动缩影。
在当下这个“圈层化”日益加剧的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显得尤为珍贵。当文学被划分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当作家被标签化为“学院派”与“民间派”，路遥的创作提醒我们：伟大的文学，从来不分“圈层”，它只关心“人”——关心人的命运，关心人的尊严，关心人的希望。
四、苦难的辩证：从“苦难叙事”到“精神超越”
陈彦对路遥“苦难书写”的解读，触及了路遥创作中最具争议也最深刻的命题。路遥的作品，充满了对苦难的书写——饥饿、贫穷、歧视、挫折、失败……然而，路遥的“苦难叙事”并非“卖惨”，更非“控诉”，而是一种“精神超越”的辩证过程。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煤矿下井时，脸上沾满煤灰，却依然在深夜就着油灯读书；孙少安在砖厂倒闭后，负债累累，却依然咬紧牙关重新创业。路遥笔下的苦难，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他通过苦难的书写，要证明的不是“生活有多苦”，而是“人有多坚强”。
这种“苦难辩证法”，在当代文学中正在被遗忘。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苦难消费”——将苦难作为“卖点”，将痛苦作为“景观”，将创伤作为“流量”。这种“苦难叙事”的异化，不仅消解了苦难的严肃性，更取消了文学的精神向度。陈彦借路遥提醒我们：文学书写苦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苦难，而是为了让人“超越”苦难；不是为了让人“同情”弱者，而是为了让人“成为”强者。
路遥的“苦难叙事”，还包含着一层更深的哲学思考：苦难与幸福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的统一。在《人生》的结尾，高加林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回到了黄土地，他痛苦地认识到：“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辩证，正是路遥苦难书写的核心——他从不鼓励盲目的“超越”，而是强调在“现实”的基础上“超越”，在“苦难”的土壤中“开花”。
五、理想的温度：从“平凡的世界”到“不平凡的精神”
陈彦对路遥“理想主义”的解读，尤其具有当代意义。在“躺平”成为流行语的今天，在“佛系”成为青年标签的当下，路遥那种“不认命、不服输、不放弃”的理想主义，显得既“不合时宜”又“弥足珍贵”。
路遥的理想主义，不是“鸡汤式”的励志，不是“口号式”的宣示，而是“行动式”的坚守。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这段话，是路遥理想主义的最佳注脚。他的理想主义，不是“逃离底层”，而是“超越底层”；不是“鄙视平凡”，而是“在平凡中追求不平凡”。这种理想主义，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扎根于“土地”的深情中，指向“精神”的超越——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远方”，而是脚踏实地的“当下”。
陈彦指出，路遥的理想主义，在当代社会具有“稀缺价值”。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在一个“成功学”泛滥的社会，路遥提醒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成功”与否，而在于“奋斗”与否；不在于“位置”高低，而在于“精神”高低。孙少平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成为“成功人士”，但他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从未放弃对尊严的坚守，从未放弃对“更高生活意义”的向往——这种“不平凡的精神”，正是路遥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
六、当代回响：路遥精神在今天
读陈彦《路遥给我们的启示》，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2026年的今天，路遥精神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快”的时代——快速阅读、快速消费、快速遗忘。在这样的语境下，路遥的“慢”显得尤为珍贵。他用六年时间写一部《平凡的世界》，用生命为文学“殉道”。这种“慢功夫”，在“唯快不破”的今天，无疑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警醒。
这也是一个“轻”的时代——轻阅读、轻写作、轻思考。在这样的语境下，路遥的“重”显得尤为珍贵。他的作品，承载着历史的重量、现实的重量、人性的重量。这种“重”，在“轻飘飘”的当代文学中，无疑是一种异类，更是一种标杆。
这更是一个“碎”的时代——碎片化阅读、碎片化写作、碎片化思考。在这样的语境下，路遥的“整”显得尤为珍贵。他的作品，是完整的生命书写，是整体的时代记录，是宏大的精神建构。这种“整”，在“碎片化”的当代文化中，无疑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召唤。
陈彦的《路遥给我们的启示》，正是对这种“快”“轻”“碎”的文学趋势的有力纠偏。他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学的核心永远是对“人”的关怀，对“土地”的深情，对“劳动”的尊重，对“理想”的坚守。当技术可以模拟一切，当算法可以生成一切，唯有“真情实感”是机器无法复制的——这，正是路遥精神永恒的价值所在。
七、结语：大地的坚守，永不消逝
陈彦《路遥给我们的启示》一文，让我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过的一段话：“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路遥用一生践行了这一信念，陈彦用文字传承了这一精神。作为读者，我们或许无法成为路遥那样的“文学殉道者”，但至少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在每一次选择中，多一分“劳动”的踏实，少一分“投机”的浮躁；多一分“土地”的深情，少一分“悬浮”的虚妄；多一分“理想”的温度，少一分“现实”的冰冷。
这，或许就是读陈彦《路遥给我们的启示》最大的收获——它让我们相信，大地的坚守，永不消逝；劳动的光荣，永不过时；理想的力量，永远年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路遥的精神，依然是我们最确定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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