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去世以后，人们最怀念他的究竟是什么？是他创立的不朽功业？是他留下的丰厚遗产？还是他伟岸高尚的人格？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诞辰100周年。回忆起与老馆长朝夕相处的日子，同事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他给国图建了多少楼、收了多少书，而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平凡无奇的小事。正是这些平淡如水的小事至今萦绕在同事们的心中，让他们每次一想起老馆长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微笑。

　　爱古籍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写作。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编订完成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他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他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他难道不想自己写点东西？来找他要求重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社也很多，但他都不同意。这究竟是为什么？”曾经担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当时心中就有这样的疑问。谜底很快就揭开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图出版社新招的几位博士生业务水平出众很适合编辑岗位，但因编辑是为人作嫁衣，不如自己做研究有名有利，最终纷纷出走。“留不住人”成了郭又陵心中的痛。他向任继愈汇报了相关情况，任继愈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你们要对年轻的编辑把情况讲清楚，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发展得很快，但是文化建设的高潮还远远没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给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做好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文献整理的准备。”

　　郭又陵恍然大悟。“你看他编了多少书，《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二十四史》《清史稿》《敦煌遗书》《宗教史丛书》《佛教大辞典》《中国文化史知识100部》……他编了这么多书，就是在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和典籍，编起来留给后人，方便他们研究。”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他曾经跟我说，我今年92岁了，我估计自己还能活5年，够我把这两部书写出来。结果任老2009年就过世了。”郭又陵摇头叹息。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以他的贡献和地位，拿一个出版政府奖是很容易的，但他绝不参评。不但不参与评奖，他甚至拒收《中华大典》的编辑稿费。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郭又陵说。

　　爱读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不达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大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只要是方便读者的事，他什么都愿意去做。”曾任国图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说。

　　国图新馆玻璃门的质量很好，透明度很高，常有读者没注意撞到鼻子。任继愈就要求行政部门在所有玻璃门上都贴上彩色贴纸，提醒读者注意安全。“这些全是小事，但他一个馆长就能注意到这么细的事情，确实难得。”黄润华说。

　　不爱钱

　　在国家图书馆的同事们口中流传着好多任继愈“不爱钱”的故事。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我给老先生送去了，拒收。他说我有衣服，要置装费干什么？我说这是规定，他就不要。但是现金领出来了怎么办？再送回去吗？在账上怎么办？财务那儿也不收，手续很麻烦。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他秘书出的主意，说任先生有一笔支出。因为他当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知名度很高，认识他、不认识他的人老给他写信，大部分是不认识的，让他帮忙查书，然后影印。影印是要花钱的，正好用这笔置装费在秘书科专门建一个账，一笔一笔从这里走。”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任继愈说，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根本不是学生掏的，“一个清贫的边疆省份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哪能掏出来一万五啊，这是任先生自己掏的钱。我把钱给任先生退回去，任先生不收，我也不能收。没多久我突然收到一份捐款证书，是‘母亲水窖’发给我的，写的捐赠人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都免费题字，分文不取。而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就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平原县的图书馆，任先生是真正的淡泊名利，两袖清风。”郭又陵说。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说：“在任老的身上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所共有的那种特点：深沉厚重的爱国精神、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任老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国图人要永远继承和发扬的。”（张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