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三，字汉英。小说家。河南邓县人（今邓州市）。曾就读于河南大学预料，后在北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在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其间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长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1941年在大别山区编辑《中原文化》杂志。1945年去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曾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并发表描写河南西部“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长夜》。1953年后在武汉、北京专事创作，写有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其中《李自成》（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曾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顾问等职。

       1984年，时任临汝县临汝镇乡文化专干的我，挑头成立了临汝县临汝镇乡农民笔会中心。在1984年8月10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著名作家姚雪垠被我们聘为名誉主席，乡党委副书记王丙义当选为主席，乡党委宣传委员李仁义，乡政府副乡长王革命和我当选为副主席，我同时兼任秘书长。成立大会上决定创办全国第一家乡级报纸《乡音》，由我任主编。我通过写信、打电话、当面请求等形式，聘请姚雪垠、何南丁、张有德、苏金伞、刘茵、杜道恒、徐慎、王新义、王亚东、李长华、许桂声、衡江明、贾来、张宗政、王维周等为《乡音》顾问，还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让这些名家题词、作文，以提高《乡音》报的知名度。

   1984年9月，《乡音》创刊号出版，报头的“乡音”二字由著名作家、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姚雪垠亲笔题写，同时我还在第一版发表了姚雪垠老先生的题词：

       “生活，学习，练好笔墨，为社会主义服务。——祝《乡音》创刊。

       一九八四年八月

       姚雪垠”。

       1987年我调到临汝县文联编辑《风穴文艺》文学杂志，我又一次给姚雪垠老师写信，请他给《风穴文艺》题词，姚雪垠老师欣然命笔题写道：

       多读好书，勤于练笔。关心现实，深入生活。

       仅以四语，

       题赠风穴文艺编者与作者

       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姚雪垠

       《李自成》是姚雪垠著长篇历史小说，共有五卷，出版于1963—1999年。

       讲述李自成率起义军转战各地，受到明朝总督洪承畴的围剿，在潼关南原突围到商洛山中重整旗鼓，制止了石门谷哗变，粉碎了官军围剿。李自成要求与张献忠联合未果，张反欲火并李白成。为保存实力，李白成分兵潜伏于郧阳山中积极经营；冬天，乘中原官兵空虚，疾驰河南，饥民从之如流，又拜宋献策为军师，收杞县举人李岩，随即破洛阳，杀福王，声势大振。起义军领袖罗如才亦离开张献忠与李自成合营，奉李为盟主。他们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三次进攻开封；战绩辉煌，但也暴露不少弱点，孕育了最终失败的因素。作品细腻地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张献忠、崇祯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李自成》初步确立了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得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在深入和跳出的关系上，深入是前提，是基础。不能做到深入历史，就谈不上跳出历史。不能相当准确地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事变和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不能进行艺术构思，再现历史生活，反映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和重大问题的真正意义，也不能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表现出他们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李自成》的创作中，作者的确做到了“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较为完美的结合，小说主要的情节大部分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件，从这一点讲，做到了尽量忠于历史，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但《李自成》本身又是小说，为了突出主要人物性格的主导特征，有时也需要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一定的调整，臆造增加或有意删除一些影响人物主要性格的“历史事件”。取舍的原则当然是满足主题传达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如小说中对李自成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农民军群体的赞美，都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利用对比的手法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李自成》在小说艺术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李自成与崇祯两个形象在性格方面相反相成：一宽厚仁爱，一刻薄猜忌；一虚怀若谷，一小肚鸡肠；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一发号施令纸上谈兵……李自成与张献忠亦是如此：一目光远大。一鼠目寸光；一光明磊落，一心地阴险；一坚定不移，一见风使舵……通过对比，人物形象的性格品质高下立现。

       小说熔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于一炉，从皇帝、文武官员到义军将领、战士以至穷苦百姓，从北京城内一直到几个中原重镇，以至僻远的山村，无不被纳入作者视野。刀光剑影之外，不乏对于特殊时期日常生活的描述，如义军休整、练兵、扩充、筹粮、赈济、医疗、食宿，婚嫁等。作品不仅对崇祯皇帝的宫廷生活细加描摹，如崇祯和文武百官的朝见、廷争、宴饮、游乐及其各种形式的明争暗斗等，而且对一般市民、手工业者的生活境遇也作了逼真再现。甚至对一些历史细节也毫不懈怠，如明代宫廷的服饰、礼仪，崇祯皇帝案头摆放的器物，北京城戒严由哪个衙门出布告，崇祯年问北京何时发生过地震以及银价和制钱的比价变化，北京的灯市，米脂的乡俗，河南的婚礼，相国寺的风光，皇帝的抽签，百姓的朝山，术士的卖卜，骚人的诗酒，巫婆的下神……所有这些缤纷奇特的世相都一一详加描摹，展现了一幅幅雄浑壮丽而又鲜活跃动的生活图画。作者把读者带人真实的历史氛围之中，给人以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和亲切感，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小说第二卷对开封相国寺风物的描绘，可谓百艺逞能，九流毕备，热闹非凡，真切鲜活，单是刘体纯和小伙计打拳时讲的那些江湖套语，就洋溢着一种家乡陈酿似的醇香，生动反映了明末社会的生活风貌。

       作为一部反映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对于农民战争场面的逼真描绘是小说的闪光之处。作者既继承了我国古代历史小说描写战争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西方对于战争全景式的描写，描绘出一幕幕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并把战争场面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起来。如写潼关南原大战，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刻画将领的手法，但摒弃了对两军拼杀的程式化描写，采用多镜头、全景式的方法，不仅描写了双方统帅的运筹帷幄，还描写前线的金戈铁马；不仅描写全局战场，还具体入微地展现一个个惨烈的格斗场面；人物性格不仅在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战略决策中表现，更在两军厮杀中展现。起义军一方，着重写李自成统帅指挥全局战场或事关全局的关键战场，如在前军混战、追兵将追至后军的情况下，李自成果断决策；接着，一系列战斗又围绕李自成展开：有救张鼐的壮举，有左翼横刀拼杀的悲壮，有右翼用计瓦解官军的机智。每一个局部战场，则重点刻画一两个主要将领，如起义军将领刘宗敏三次换马，临危不乱，审时度势，大显神威，在战争的推进中展现人物形象，拓展人物性格。官军一方则既描绘了统帅洪承畴的老谋深算和孙传庭的干练气盛，又塑造了其他将领的形象：如总兵左光先在被闯王射掉头盔，旗手落马，大旗倒下时，仍能镇定指挥，显示了对手的顽强，更从反面衬托了义军的英勇无畏。这场战争，实写的战斗场面有二十多个，双方出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近五十个，但作战场面清晰，人物形象突出，繁而不乱，大小各异、形态万千的战斗呈现出层次感、立体感和节奏感。

       在紧张而残酷的战斗中表现义军将领的英勇和乐观，是小说描写战争场面的另一特色。潼关南原大战一开始，起义军就处于被动局面，最后几乎走投无路。由于官军严密封锁罗汝才投降的消息，导致李自成做出错误判断，被官兵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争惨烈无比：“有一段时间，战斗得那么紧张，竟然听不见有谁呐喊，只听见武器碰武器的铿锵声，受伤者的低而短促的呼叫声，杂乱奔跑的马蹄声和脚步声。”然而在绝境中，起义军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义军将士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混战中“闯”字大旗失而复得，义军中爆发出一片雄壮的欢呼和喊杀声，充分显示了义军将士不畏牺牲、斗志顽强、慷慨豪迈的英雄气概。当洪承畴意外出现在战场上，老兵王长顺不仅没有惊慌，反而以“少拿一根麻绳”为由拿老洪开涮，这种镇定自若、幽默轻松的态度正是义军将士乐观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集中表现。最令人难忘的是为保卫闯王突围，郝摇旗等将士纷纷杀死妻子儿女以减轻负担，而郝妻不仅不躲避，反而牵着孩子引颈就戮，这激昂悲壮的情景更衬托出义军将士们的顽强斗志和必胜信念。

       小说在表现统帅将领的英雄气概的同时，还写出了士兵和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把群众和士兵视为取得胜利的基础和源泉。在战场上，随处可见士兵、群众的丰满形象：如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老兵王长顺、临时请来的向导杜狗娃、随军家属和孩儿兵……商洛山保卫战，起义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全民皆兵、军民一心，娘子军、孩儿兵、铁匠、弓箭师傅甚至临时组成的农民自卫军，都参加了战斗。正是由于深得民心，攻打洛阳时，小贩邵时信才会冒死给闯王传递消息；南阳小贩孙本奇才会向闯王报告南阳的地形、民情及防守情形；强渡汉水战役中，身负重伤的战士，才会奋不顾身杀掉放箭的敌人，为刘宗敏跃马过江赢得时间……这些战士和群众，不仅烘托了将领们的英雄形象，显示出义军的亲和力、感召力，而且作为义军的基础和坚强后盾，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小时候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是准时在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听曹灿演播的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在文化生活乏味的时代，这不亚于难得的享受。

       姚老先生著书的执着、严谨与艰辛自不用说，对读者和听众来说，更为其故事所吸引。当时是从小说的第一卷听起，小说的开篇从北京紫禁城说起，从崇祯的角度和布局着手，将全国风起云涌的形势写的一清二楚，让人感觉不同凡响。

   虽然有人评论小说将李自成和其主要将领写的“高大全”，有像共产党军人的感觉。但作为普通读者，着眼点地在故事情节。至今想来，刘宗敏、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等等一大批形象让人难忘，感觉比李自成更深刻。在读对明朝庭集团成员的描写，更是精致到位。难怪有评论说作家写朝廷的精彩超过了农民军的部分。本人对小说的阅读仅限于前两卷，还没有看到对满清集团崛起的描写，想必也是十分精彩的。

   看过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道其欲在完成《李自成》后，想以《天朝悲歌》为题，写一部太平天国的长篇巨著，当然是壮志未酬了。不过现在想来，以那个时代对太平天国的认识程度的极大的局限性，写出来也是很难成为流芳千古的名著的。

   记得小时候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看到过姚雪垠先生写的一篇关于创作《李自成》的体会，文章很长。当时在党中央机关杂志发表这样的文章，的确是非同凡响。文章也写的非常精彩，当时年级尚小，看了以后也被吸引了。

  姚先生除了谈了创作的不易，也阐述了对创作历史小说的观点原则，同时还对《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一段进行了否定性质的点评。但依稀记得《李自成》中有一段李过匹马吓退明军的段落(手头没有小说，不知道人物是否记错了)，感觉也是受空城计的启发吧？

   慧梅同罗汝才在小说中没有什么关联因素。把他们列在一起谈，是想评论一下作者的写作价值取向。慧梅开始应该是个小龙套了，一直到慧梅出嫁一节开始，才升格主角。作者的意图十分明显，因为到慧梅之死收笔完成这个人物使命，其意图是通过小人物的悲剧来折射李自成的大悲剧。就从慧梅出嫁到之死上看，作者的功力是相当老到的。写的让人感喟不已。记得姐姐看的潸然泪下。

   但罗汝才之死呢？呵，是作者下了一段注解给一笔带过了——写清李与罗的关系，从合作到相煎，不仅有历史的依据，也更符合整个作品的架构。更能反映出李自成的悲剧所在，而不需要用一个虚构的慧梅来承担。

   高夫人这个人物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贾母。是个典型的大配角。但从小说艺术角度上讲，高比贾差远了。可以说贾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而高夫人呢？说实在的，从小说中剔除并不要紧。

  以小人之心度之，作者在高夫人的定位中，有没有“旗手”的影子？或者说是为某种迎合而下笔的？

  从《李自成》通篇而言，高夫人实在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篇幅去写。小说应该是男人间的对撞，如果真要用女性来烘托历史的悲剧，高夫人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小说中的女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岩的前后两妻子，特别是名门之后的前妻，她的美感让人震动。作者在这个人物上不多笔墨，却十分到位，将人物痛苦挣扎的感情写的十分生动。也起到了烘托主题、反映历史真实的作用。

  我们看不到高夫人的心路历程——作者不可能写出定位那么高大全的女英雄的真实历程。

  把袁时中同林彪放在一起比较，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袁其实是小说中的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游离了小说主题，只是作者的重视才被描上浓重一笔。我抚卷纳闷——多写李自成与张献忠、罗汝才的关系，那是多么有趣而紧扣主题？多写李自成的对手和大清的崛起，也是与历史的背景相关的。

  在写到李自成在讨论如何处置袁叛逃的时候，李的说法不禁让人莞尔，“家鸡打得堂前转，野雉不打一翅飞。野雉是活的，飞就让它飞吧。”

  太祖得知副统帅夜遁，说的是“天下下雨，娘要嫁人，没有办法的事，让他去吧。”

  李的话当然是作者杜撰，太祖的话也未必是真，但是作者落笔此段，不知道有联想否？

  天天夜读《李自成》，其实心得也是不少的。整体的评价有待考虑，但从营造历史氛围上看，作者无疑是一流乃至超一流的。特别是在还原历史环境上，有小说家的功力、有历史学家的考究，在人物历史的背景资料上很是下了功夫的。这些在描写明朝官绅、满清人物中尤见功力！从这个角度上看，温相对此书的推崇确实是有道理的。

  看了小说后有一些问题不禁要问，因为关系到小说整体的问题。

  一是牛金星父子的出走问题，从史料上看，牛金星后来的行为真是羞煞人。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没有介绍。因为牛是李自成身边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在宋、李(岩)之上。他的出走前的经历应该是比较详细的。但是对他的出走，作者采用了对李杀罗一样的手法，只是一笔带过。让人很不理解，因为牛的出走行为的心理过程，对说明李王朝的覆灭有十分典型的说服力。而李身边只有这样的文臣，说明他识人水平，从而说明了他最后失败的一个原因。想当年刘邦多次身处绝境，但重要文武都不离不弃。历代开国君王都有类似的现象，李自成身边的人都拢不住，何以拢天下百姓？

  二是刘宗敏在进京后的“拷掠”问题，其实是史料上很重要的，也是影响李王朝存亡的一大问题。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剖析。只是通过王长顺等人的口来点到为止。好像李自成对这样的大事也是不清楚。不知道是作者“为尊者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由此类推，作者在反映大顺军在京城的恶行上都没有进行正面描写，到是把李自成在紫禁城的坐怀不乱写的很到位，但个人品质与名节，此时与大局没有多大关系了。

  三是不惜笔墨写真假太子，作者除了想说明民族情结和大义外，不清楚是为什么？我看来，这一节同慧梅出嫁一样，属于多此一举。

  这套《李自成》我从小到大前前后后看了十遍，现在有时候还偶尔看看，每次看都有获益。

   “高大全”的东西肯定有，尤其是第一卷中最为明显，但很多知识却也很多，特别是几个主要人物的确写的活灵活现。只是第四卷、第五卷成书太过仓促，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梦境也太多，显示出作者力不从心的地方。

  我觉得第三卷写的是最好的。特别是三雄聚会那一段，特别传神，把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三个人各自的心态、神态、动态写活了。

  第四卷应该接第三卷把罗汝才被杀的这一段以及孙传庭战死的那一段写清楚，但是，作者比较喜欢李自成这个人物，所以，就避开了起义军内讧的描述，孙传庭战死的“柿园之战”，作者也是年纪大了以后写不动了，就改用一段标注结束。

  罗汝才被杀那一段后来就用李自成的梦境代替。很简略。

  这几句可不是乱跟，的确写的妙，我跟你有同感，雪老的东西中高大全的痕迹很多的，不过也没法子，不这么写审查也通不过。比如第五卷中他对吴三桂的解读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至少和第三卷比起来就不一样了。

  说实话《李自成》小说中刘宗敏这个形象塑造的基本失败。完全是带着政治标签出现的，体现不出来他作为大顺军第二号人物的应有地位。

  我从小就看《李自成》，一直看到现在，可对刘宗敏这个人物形象是越来越讨厌，他比起凌力在《星星草》中塑造的任化邦的形象差远了。

  第三卷慧梅这段描写是公认的败笔，甚至连邓小平生前都说第三卷后面写的不那么好。

  最糟糕的是尤小刚后来根据这一段拍成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巾帼悲歌》，更加恶心了，里面扮演慧梅的那个女演员金(洪)某人那叫一个丑啊，看得我都感觉这个慧梅怪不得要被雪老写死呢，呵呵！

  其实按照雪老的意思，慧梅虽然出身草莽，但到底是英气逼人的那种，怎么着也应该让左翎去演啊，当年左翎演“梁依云”，那才叫真气呢。

  高桂英这个角色也是塑造的不怎么成功，甚至还不如明朝皇宫中的魏清慧和后来刺杀罗虎的费珍娥。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不提杀害罗汝才的这段往事，可能与雪老本身对李自成特具好感有关，不愿意把内讧这段加以重点描述。好在这并不是写历史，而是写小说，详略本身就可以由作者来把握，不过，这到底是一个遗憾。

  说实话，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个人品质方面，真也就是李自成还算上流，比起洪秀全、黄巢这些人来，李还算是好的。

       据钱汉东 写的文章回忆：

       我的提问打开了姚老的话匣子，在与我交谈的三个多小时里，他讲了毛泽东保护他的全过程，谈到邓小平关注《李自成》的创作等情况。姚老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是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必须克服困难，珍惜时间，坚韧不拔，下苦功夫。这几句普通的话，要真正做到，还不容易呢！我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这部小说的。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后来比较顺利，我总是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写下去！每天凌晨3时左右起床写作，多年来已成为我的习惯。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人要耐得寂寞，耐得寂寞的人，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来。人们也就会承认他、记住他。相反，耐不得寂寞的人，会心存浮躁，哗众取宠，热衷于出风头、赶时髦，不会有大的成就。”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姚老谈笑自如，我见晚霞映红了书斋，便起身告辞了。

  走出姚老书斋，天边的彩云映红了宽阔的复兴门大街，清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心里热乎乎的，回想姚老的话，我感慨千万，从心中蹦出了一句话：读书虽然是没有钱的，但读书是有用的。这次难忘的采访，使我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型的记者和作家。姚老还惠赠我一条幅，上书“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我将此条幅悬挂在寒舍的墙上，作为永远的警策。

  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三百六十多年前的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百万起义军浩浩荡荡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明王朝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好景不长，进城4l天后由于起义军将领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加上吴三桂勾结满人入关，起义军狼狈出逃，李自成变为悲剧人物，这段历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热点。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败、得失、荣辱，全都与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紧密相关。据说姚雪垠是“文革”中经毛泽东保护的中国唯一的作家。那时毛泽东批评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不久许多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电影、戏剧纷纷被打成毒草。姚老的《李自成》第一卷写了崇祯皇帝、后妃、宫女、太监、文武大臣，可以说将毛泽东批评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全了，当时比他有名气的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人，毛泽东为何会赏识《李自成》，还亲自出面保护姚雪垠呢?

  姚老说：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行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那些肯定过这部书的领导人都有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姚老和他的《李自成》。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姚老在“文革”中曾经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他的信作了批示，当时流传很广。一般说来，那时“四人帮”横行，信搞不好要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将是一场灾难，我问姚老，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将信转到毛泽东手里的，毛泽东究竟作了哪些批示?

  姚老说：“我当时在武汉日子很不好过，极左分子背着市委领导，天天来干扰我，使我无法坐下来继续写《李自成》，已经写成的第二卷也不能修改。有一位朋友建议我给毛泽东写信，这一建议虽好，但有很大风险。自己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我的信落到别人手里，就惹大祸了。我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写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我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的手里，他同胡乔木等同志商量后，马上给我回信，说是有办法的，并说毛泽东患了眼病，嘱我用毛笔写信，字要大一点。1975年10月19日，我将信从武汉寄给宋一平同志，胡乔木很快把信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当时患病很久，又患眼疾，他看了姚老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姚老一边拿出毛泽东批示的复印件给我看，一边继续说：“多年来流传毛泽东1963年对我信所作批示，全是误传，现在我给你看的这个批语才是信史，这是最权威的史料。我给毛泽东的信写成于10月19日，寄到北京宋一平手中应该是21日或22日，经他转交胡乔木，经过商量，由胡乔木写报告，转呈我的信。胡的报告所署日期是10月23日，经过转呈，耽搁数日，到病中的毛泽东手中，大概在10月底了。毛泽东用粗铅笔写了潦草批示，所署日期是11月2日。”

  “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终于在1975年12月下旬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李自成》创作。”

  姚雪垠对毛泽东评价比较客观，从他对毛泽东诗词的看法可见其为人。他说毛泽东有诗才，有的诗确实写得好，但不是每首都好，更不是句句、字字都无可挑剔。说到这里，他提到郭沫若，说他连毛泽东在书写时的笔误也大加吹捧，有点过了。他对照传统诗的基本要求，举例评说毛泽东的诗词有几点不足之处：一是有些句子是蹈袭前人的；二是有的属于陈词滥调；三是有的过于直露，近乎口号而没有诗味；四是有些不合韵律，多处一字重犯。他说毛泽东诗词开始发表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当歌德颂圣、阿谀奉承的声音，成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主旋律的时候，灾难就不远了。

  邓小平关注《李自成》

  《李自成》是一幅明清之际阶级斗争和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这部书问世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文坛大师茅盾、叶圣陶和臧克家等给予充分肯定。听说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曾关心《李自成》的创作，便请姚老作一些介绍。

  姚老点点头微笑道：《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和第二卷都在1977年春天出版。当时邓小平仍然住在西郊，有时间将一、二卷(共五册)全部读完。到7月中旬，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

  姚老说，邓小平刚回中央工作不久，就派张平化来看我。平化同志说：“邓副主席委托我来看望你。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我诚心诚意地对张平化说：请你告诉邓副主席，我非常感谢他的关怀，我一点困难也没有，请他放心。我的回答使张平化同志感到十分奇怪。过了一两天，才从报纸上看到张平化是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听说他在中央与其他同志谈话时说：“邓副主席委托我去看望《李自成》的老作家姚雪垠，他借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困难。他坚决说没有困难，不要中央帮助。我想中央还是考虑他确有困难才是。”

  其实当时姚老很困难，户口不在北京，粮票和一切票证都没有。因为住处太小，参考书籍和卡片也只好留在武汉，影响他的工作。那为何不向中央讲实情呢?我插问。姚老脸上流露出无奈的神情，他说：“我当时对张平化讲生活上毫无困难，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1951年我离开教坛，返回创作队伍，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虽然引起全国的轰动，但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相反遭到有些人的嫉恨，非要将我打倒不可。毛泽东来保护我，他们就搞得我不能安心工作。当邓小平委托张平化来看我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写字台，让我继续安心工作。过了半年，国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我根据实际情况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要求，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及时将我的困难解决了。”

  在张平化奉邓小平委托看望姚老不久，有一位朋友向他转达了邓小平对《李自成》前两卷的评价的话。邓小平评价的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虽然不如第一卷，但能够写到目前的这样水平也十分难得。

  创作《李自成》的缘由

  我问姚老，创作《李自成》这样的历史小说是否与自己生长在河南、从小听到有关李自成的传说，从而引发了创作《李自成》的念头。

  姚老说：“不少学者也提过类似问题，我幼年时听到的李闯王的故事都是诬蔑李自成的，说他在河南杀得十字路上，搁金元宝没有人拾。大顺朝迅速灭亡，统治阶级把他当“流贼”看待，在野史和戏曲中充满颠倒黑白的侮辱之词。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盲目随着前人的脚印走，否则就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今人，我的小说将遭到读者的嘲笑，甚至唾骂。”

  大约二十三岁左右，姚老因失业住在开封，经常到河南省图书馆去看书，他看书比较杂，但较多的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一天，他偶然发现记载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的两本书，一是李光壂的《守汴日志》，二是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不能忘怀。这是姚老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之始。

  抗战时期，他又接触到一些明末史料，开始动念写明末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但力与心违，徒怀虚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着手研究明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写了不少笔记，还发表了一篇历史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同时他开始研究崇祯及其家族的政治生活，从明武宗研究起，还曾以《崇祯皇帝》为题撰写论文，这一切为他后来在小说中描写崇祯皇帝的生活、性格和必然亡国的历史命运，奠定了基础。

  我过去总认为亡国之君都是昏聩无能、荒淫无度之辈，看了《李自成》，我改变了对崇祯皇帝的看法，连他的政敌李自成也在北伐诏书中使用“君非甚暗”的话，他亲掌朝政，给人的印象是“宵衣旰食”、“刚毅有为”，力图振作，与历代亡国之君迥然不同，崇祯皇帝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姚老时，姚老说，你讲得有道理，写历史小说，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应该靠随意想象构成题材。由于朱由检不同于一般的亡国之君，他竭力挣扎奋斗，所以才使他的王朝能维持16年之久。我把朱由检写成一个生活着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亡国之君。

  永载史册的《李自成》

  李自成的形象塑造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记者认为第二三卷中的李自成有点拔高之嫌，语言也显现代化一点，这是否同姚老力图表现李自成是我国旷古未有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人物有关，姚老是不是按照理想主义对这一任务加以塑造的。我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

  姚老说：“我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家或历史小说家，决不会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和编造历史。李自成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在塑造他的英雄形象时，在性格和事迹方面基本上根据本人原型，但也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

  姚老告诉我，1962年国庆节他抵达北京，拜访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吴晗要姚老“一定注意”，“决不让古人说现代话，尤其不能使前人说后人的名言，像东汉的蔡文姬，竟可以说出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着，吴晗抿嘴一乐，“要说郭老是文学家，是‘五四’时代的伟大诗人，我五体投地；说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不敢苟同！”他指的是郭老的历史剧《蔡文姬》出现了范仲淹的话。

  姚老说：“其实我没把李自成写得超过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他相信天命，想当皇帝，在困难中求神问卜，破了襄阳以后就称‘大顺皇帝’，这些能说他是现代共产党员的形象特点吗?如果把他描写得和当时的普通农民一样，那么百万大军怎么会跟着他前赴后继呢?”

  史学界有这样的看法：农民起义其实破坏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陈胜吴广以后的历朝史实，黄巢起义造成了社会动荡，接着是五胡乱华。宋代和明代的农民起义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带来了异族入侵，农民起义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姚老说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清统治者有的就很有作为，满人也是中国人，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显然，他想说明，李自成起义造成明朝覆亡与满族入主中原，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那么，《李自成》第二卷基本上是动乱年代写完定稿的，是否会受到当时儒法斗争的影响?而且《李自成》有些地方显得太拖沓，不知姚老以为如何?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姚老说：“我反对儒法斗争之说，杨荣国过去是我的好朋友，他提出了儒法斗争的观点，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我与他断绝往来。我的小说里没有一条儒法斗争的线索，我是老老实实地写明末阶级斗争。我努力把《李自成》写成如胡绳所评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停顿一下，姚老还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人的人品和作品，在他们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后人自有评说，或取或舍，或誉或毁。不过，历史人物的功过，文学作品的优劣，自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有的作品，刚出版可能热闹一阵子，但很快就会黯然失色，被人遗忘。有的作品，当时可能还不被人们所理解和重视，但时间越久远，就越会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姚老谢世后，国家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现已颁奖二届。在他的家乡还建立了“姚雪垠文学馆”。这次在北京，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谈起姚老，金炳华盛赞道：“姚雪垠先生的精神世界就像那广阔无垠的白雪一样，具有冰清玉洁的美好品质。”

       郭进拴，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六十余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