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丨 夏末再游郏县三苏园

  • 作者: 赵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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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6-08-29 07:46:08

郭进拴丨 夏末再游郏县三苏园


 初入园庭

       初秋未至,暑气尚存。园门外的老柏把蝉声拉成一根细长的线,垂在耳畔,缠着人走。我踏进三苏园,已是第二次了。上一次是春天,梨花白得晃眼,人挤人,走得急,只记得三座坟冢并排立着的样子。这回是夏末的午后,门票攥在手心,汗津津的;游客寥寥,脚步声落在石板上,软软糯糯的,像一滴泪落进热灰里,转瞬没了痕迹。

       三苏园之于中国文化,其实远不止三座坟冢。它是一处精神坐标——唐宋八大家,苏门占其三,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孤例。苏洵以二十七岁始发愤而成大器,苏轼以旷达才情开一代词风,苏辙以沉静笃厚立身庙堂、著述终身;父子三人,各有性情,却共同撑起一座巍然的文化高峰。游人来此,看的既是归骨之地,更是一部浓缩的宋型文明史。

 侧井沉思

       进门不几步,绕过广庆寺的侧墙,便有一方小池。池水浅,浮萍挤在边上,几茎残荷歪着身子,叶子卷了边,焦黄的脉络像老者的手背。风过时,荷茎相碰,发出细碎的干响,那声音里没有悲意,倒像在低声交流着什么。池对面的红墙黛瓦被晒得泛白,墙头探出一枝瘦瘦的枣树,挂着几粒青果,在日光里微微发亮。池边有一块青石碑,字迹斑驳,半埋在杂草间,我蹲下细看,隐约认得是清人的题咏,句子已缺了一半,只剩“此是眉山旧草堂”几个字,被风雨磨得温润。

       我没有径直走向墓道,而是折向东北角。那里有一口井,青石井沿被磨得油亮,深陷的凹槽像一只张开的掌心,承接了百年来的风雨与目光。井绳的勒印在石沿上刻出一道深深的沟痕,纹路细密如老树的年轮,一道道,一圈圈,仿佛时光把所有的故事都编进了绳痕里。磨得光滑的边缘,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像被无数双手抚摸过的旧器物,养出了一层包浆。井边长着一棵老槐,枝叶间漏下的光影斑斑驳驳,铺在砖地上,像谁随手撒了一把碎金。槐树下放着一只陶盆,盛着半盆井水,大概是守园人留着浇花的,水面上漂着一片落叶,打着旋,慢慢沉下去。我弯腰探手,一股凉意从掌心爬上胳膊,沿着血脉往上走,一直走到心里去。就是这口井的凉,让我忽然想到当年苏轼路过此地的情景。他多半也在此处站过,看远山如黛,看这方土地与故乡峨眉的轮廓在暮色里重叠,然后,把余生颠簸的句点寄托在这里。

       这一泓井水,映照的其实是一代文豪对中原的复杂认同。苏轼故乡在蜀,壮年大半在汴京、杭州、黄州、惠州、儋州之间流转,郏县只是他途经之地,却成了他最终的安息。井绳磨石,百代如一日,恰似苏轼一生被命运反复打磨,却在所有凹痕里养出了温润的包浆。他曾说“此心安处是吾乡”,郏县能成为三苏归葬之所,正是他漂泊哲学的最好注脚——不是故乡就是故乡,而是心安之后,处处皆可为家。

 祠堂对望

       绕过井台,是那座逼窄的祠堂。门楣上挂着“三苏祠”三个字,木匾老旧,漆色剥落,檐角垂着蛛网。堂内光线昏暗,三尊塑像端坐正中,苏轼居中,目光微垂,嘴角含着一丝极淡的笑意。苏洵在左,面容清瘦,眉宇间藏着沉思;苏辙在右,轮廓厚重,像一座安稳的山。香案上供着几枝新折的柏枝,青气混着灰尘的旧味。我站在门槛外,不敢高声,只听得自己的呼吸在梁间回荡。

       塑像的次序本身就是一篇无言的史论。苏洵开蒙虽晚,却为两个儿子打下了坚实的经史根基,《六国论》掷地有声,字字都是对时代困境的冷峻洞察;苏轼继承了父亲“言必中当世之过”的锋芒,却将其化为汪洋恣肆的诗文与达观超然的生命哲学;苏辙不似兄长光芒灼人,却在沉稳笔触中延续了苏门文脉,以《栾城集》接住了一个家族对文化的忠诚。三尊塑像,其实是一部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图谱:求道、立言、守常,各有路径,殊途同归。

       这大概就是苏轼了。一生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走越远,越走越荒芜;可他总能在荒芜里找出一点可以过活的东西。黄州的日子,他种地、煮肉、读书,把东边山坡上那几亩薄田叫作“东坡”,把苦日子过成了诗。惠州的日子,他尝荔枝,说“不辞长作岭南人”,仿佛岭南不是流放之地,而是新认的家乡。儋州更远,远到天涯海角,他仍能与黎家父老饮酒谈笑,教孩童识字。葬在郏县,不是归乡,却是一生漂泊最妥帖的句读——他把异乡认作故乡,把流放认作修行。

       苏轼的意义,不只在诗词书画的成就,更在于他将中国文化中的“韧性”推到了极致。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在他身上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成了可以互为转化的生命境界。他的文字,让贬谪不再是苦难的终局,而成为人格淬炼的开端。这正与三苏祠里那丝笑意暗合——那不是对命运的嘲讽,而是对一切风雨了然于心之后的从容。

 冢间守望

       苏洵安静地陪在两个儿子的中间。这位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父亲,在园里依旧是最沉默的一个。坟冢无言,却像一本摊开的书,写尽父子三人相扶相望的来路:苏洵是迟开的花,苏轼是倔强的火,苏辙是沉沉的山。苏轼写给弟弟的诗里,反反复复是“与君世世为兄弟”的愿;而今,他们果真世世为邻了,在一省的黄土下,守着同一片风声。墓道两侧的石虎石羊被雨水冲刷得圆润,看不出原本的棱角,唯有基座上刻着的莲花纹,还隐隐辨出几瓣。风吹过时,坟上的蒿草伏下去又立起来,一遍一遍,像在给谁行礼。

       三苏之间的情感纽带,是中国文化中极动人的一幕。苏轼与苏辙兄弟一生唱和无数,乌台诗案时,苏辙冒死上书,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苏轼在狱中写下的绝命诗,念念不忘的还是“与君世世为兄弟”。这种手足相依的深情,在三苏墓的排列中凝固成永恒——父不居中,而是让两个儿子一左一右靠着自己,仿佛仍在护佑着他们,亦仿佛他们从未离开过彼此。这不仅仅是亲情的投射,更是一种文化生命的延续:三代人、两种性格,在历史的风雨里互相支撑,成为一种近乎信仰的存在。

 归途灯影

        蝉声不知何时停了。一阵凉风从东南来,吹过柏梢,吹过坟上的蒿草,吹到井边。燥热退去一层,天地忽然明晰。远处的汝河在夕光里泛着白亮,像一条细长的银线,河那边的村落升起一缕炊烟,斜斜地融进暮色。我立在井沿,看着自己被夕光拉长的影子,忽然觉得不必再说悲悼的话。三苏留给后人的,从来不是文人的伤感,而是一个朴素笃定的答案:人可以被流放,被贬谪,被遗忘,但只要心里有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便处处都是故乡。井水是凉的,暮色是暖的,凉与暖交汇的一瞬,是我与千年前那个有趣的灵魂,隔着井口彼此对望。

       出园时,蝉声又起,这回听来不吵了,像是古琴的余音,一段接着一段,落进渐深的暮色里。园门外的石狮子被晚照染成琥珀色,台阶上落了几片槐叶,我弯腰捡起一片,叶脉清晰如掌纹,揣进口袋,当作这个夏末的收据。回头再看一眼那柏影掩映的园门,忽然懂得:所谓故乡,未必是出生的地方,而是灵魂能够停靠的岸。苏轼把异乡走成了故乡,把漂泊走成了归途;而我们每个人,也终其一生在寻找自己的“郏县”——也许不是地理上的一处坐标,而是内心深处的从容与安放。井绳留下了勒痕,正如岁月留下了印记;三苏园不是墓园,而是一盏灯火,照亮千年来所有还乡的人。

       这片园子真正动人的,或许不是文物与坟冢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一种文化回响。苏洵的晚成,提醒世人学无止境;苏轼的旷达,告诉我们在命运的无常里仍可保持精神的自由;苏辙的沉静,则示范了何谓坚守与承担。三苏文化之所以不朽,正是因为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关乎每一个普通人如何面对漂泊、挫折与选择的智慧。一千年前的他们,用生命为后人点亮了一盏灯;一千年后,我们来到这园中,隔着时光与井水对望,依然能感到那光不灭,暖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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